刘鹤 改革派与实用主义者

   我们总结整理了刘鹤近二十年来的言论，以探究其关于经济增长和改革创新的理念，提请充分重视此人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每个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讲究中庸和辩证法的中国尤其如此，但为了读者有个较清晰的认知，我们将刘鹤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刘鹤是一个改革派，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在经济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对产权和投资的保护，关注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但同时，刘鹤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近年来其思想越来越开放包容，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并不是这种机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谙中国国情，懂得改革需要内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视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就业和社会问题，注重制度设计和安排，务实推动渐进式改革。

　　应对金融危机：利用危机倒逼改革，扩内需调结构，保持贸易开放和汇率稳定。应该树立底线思维，做好长期准备，强调外部危机通过出口和资讯渠道对中国经济两大循环的冲击。反对拉美式的民粹主义做法，重视财政纪律，注重将短期的政策和长期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怎样通过改革的举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由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由更多强调改进供给效率转向转变总需求结构、转变供给结构和转变要素投入。

　　对改革的认识：从90年代起就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认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因此，对改革既认识到需要倒逼，同时又认识到只能务实的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强调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本篇我们将详述刘鹤对市场和改革的态度以及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要了解刘鹤对结构转型、城市化、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态度，以及关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主要理论思想渊源，请参考本系列“刘鹤：改革派与实用主义者”之(中)和(下)。

　　2013年，习近平主席接见外宾时这样介绍身边一位助手：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刘鹤何许人也？

　　刘鹤，1952年出生。60年代就读于北京101中学，期间结识习近平。1969-1970年在吉林插队。1970-1973年参加了中国王牌38军。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先后获得获学士、管理硕士学位。1978-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任教。1987-1988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1992-1993年，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1994-19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MPA学位。2001年开始先后担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和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2003年起先后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2012年起担任十八届中央委员，2013年3月起，任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习主席喜欢讲“创新”，这是刘鹤所推崇的熊彼特理论最重要观点；“顶层设计”这个名词最早来自信息产业，是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鹤将其引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代表着改革已开始突破“摸着石头过河”的旧模式……

　　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个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个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他参与了“八五”、“九五”和“十五”计划，还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当然，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执笔人。

　　随着“党对经济的领导”逐渐加强，我们更需关注党口智囊团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为中财办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鉴于其身份的敏感性，近年来刘鹤在各个场合很少表态发言，多是仔细倾听不同的观点，但一个人的理念或许不会轻易改变，我们整理了刘鹤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论文、演讲和访谈，摘录其思想要点，提醒投资者高度关注。

　　每个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讲究中庸和辩证法的中国尤其如此，但为了读者有个较清晰的认知，我们将刘鹤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刘鹤是一个改革派，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在经济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对产权和投资的保护，关注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但同时，刘鹤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近年来其思想越来越开放包容，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并不是这种机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谙中国国情，懂得改革需要内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视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就业和社会问题，注重制度设计和安排，务实推动渐进式改革。

　　他是典型的市场派，重视企业家精神，注重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他也是坚定的改革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利益倒逼的渐进式改革；对于城市化，他认为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强调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选择，强调推动信息化发展，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提倡通过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

　　应对金融危机：应该树立底线思维，做好长期准备，强调外部危机通过出口和资讯渠道对中国经济两大循环的冲击。反对拉美式的民粹主义做法，重视财政纪律，注重将短期的政策和长期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怎样通过改革的举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由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由更多强调改进供给效率转向转变总需求结构、转变供给结构和转变要素投入。刘鹤注意区分过去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十七大后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刘鹤指出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这涉及罗默(Paul Romer)的新增长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对改革的认识：从90年代起就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但也认识到改革的客观困难，认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因此，对改革既认识到需要倒逼，同时又认识到只能务实的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强调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支持发展的方向？创新(熊彼特式创新)，新经济，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服务业，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

　　有两点需要提请读者注意：其一，我们相信刘鹤会继续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改革的推进发挥重要作用，但党终究是走集体决策程序，不应过分夸大单个人的作用，并且，刘鹤的影响可能仅限于财经层面，一些涉及到政治、法制、国家治理等其它层面的制度改革如国企改革等可能已超出刘鹤的影响范围；其二，尽管我们力求原汁原味的总结展示刘鹤的观点，受时间精力和能力所限，我们对刘鹤的解读可能会不够深入、客观和全面，我们在每节前面均注明了所参考的资料，在文章最后还附录了六篇刘鹤的原文，方便读者按图索骥直接品读原文。

　　正文：

　　一、应对金融危机：倒逼改革，扩内需调结构，保持贸易开放和汇率稳定。

　　本节参考资料：

　　刘鹤：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 2006年；

　　刘鹤：当前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四个问题，《中国金融》2008年第8期；

　　刘鹤：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4月；

　　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2011年；

　　刘鹤：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2012年；

　　刘鹤：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比较》2012年10月；

　　刘鹤：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年会；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财办课题，2013年；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经济遭遇危机时刘鹤的态度是什么：

　　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此表态，指出要重视外部经济变化对国内的影响，但同时认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不至于让中国内部经济政策做出巨大调整。

　　刘鹤2008年在《中国金融》发文指出，当前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由于美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他的经济体，包括亚洲的经济体真正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吗？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定义目前全球出现的通胀，如何认识中国通胀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全球性的通胀吗？第三个问题，我们总是说结构调整，希望中国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但在结构转换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新的失业的问题。我们的金融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究竟该怎样安排？第四个问题，目前虽然全球金融市场面对暂时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终究我们将面临一次全球流动性的大量过剩，各个国家究竟该怎样应对。

　　在财经2008年年会上刘鹤表示，由于中国市场和国际的同步性在逐步提高，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对国际经济的变化做出反应，但他也认为，从总的格局来说，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不至于让中国内部经济政策做出巨大调整。

　　(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传导渠道

　　刘鹤在谈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讲到，国际金融危机是通过股市的本能、中国经济敏感部位的收缩传导到整体经济的。造成沿海经济减速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存在不可持续性的长期结构性原因，特别是原油价格冲顶使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沿海经济体的承受力到了极限。二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收紧)碰头减速了经济增长步伐。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传导的。一是国际贸易渠道，近20 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是从海运港口开始的；第二个渠道是资讯渠道，然后是信心崩溃，国际虚拟经济危机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很快席卷发达国家，并向全球扩散。出口和资讯两个渠道扩散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使经济长期赖以增长的两个循环都受到很大阻碍。第一个循环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顺差到收益分配和国内就业及消费之间形成的循环，另一个循环是住房需求拉动的房地产开发产业链条和以地租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环。在两个循环中，前者影响后者，因为住房终端需求受前者影响更大。两个循环受阻，使经济增长下滑、国内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失业率上升，这反过来又使高度依赖股市的中等收入者们的财富性收入受到影响，从而引起消费增长速度趋平。中国经济两个基本循环圈受阻的情况表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本质上是对中国过度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冲击，最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特别是近2000 万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的失业。(资料：《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政策应对》，2009年)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倒逼改革，扩内需调结构，保持贸易开放和汇率稳定。

　　1.中国：“三大政策思考”，长期判断十分重要，重视需求与储蓄的调整，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深化改革

　　1)“三大政策思考”：

　　首先，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其次，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及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注：想想现在的“走出去”战略和向海外推销高铁)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最后，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2)利用外部危机倒逼改革，扩内需，调结构，保持开放贸易环境和稳定汇率。

　　对于金融危机的对策和态度，刘鹤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很大，其发展态势仍未见底，因此要做好最坏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思想准备，力争最好的结果。与此同时，认为短期乱局中的长期判断十分重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继续扩大进出口，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着手制定和实施钢铁、汽车、纺织和装备制造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力。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

　　3)重视需求与储蓄的调整，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深化改革

　　《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2011)中，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资源可获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积累人力资本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2012年《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中提到，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将继续加快。未来的改革应当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所谓价值导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坚持产权保护，坚持鼓励竞争，坚持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谓问题导向，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和有先后顺序地解决一些突出的体制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财税、价格、金融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努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使经济转型顺利推进。

　　2.拉美教训：克服危机应避免民粹主义；阿根廷、智利的模式可以学习

　　在对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刘鹤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刘鹤说，“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世界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可以看出，刘鹤主张对危机采取及时的逆周期宏观扩张政策调节，主张贸易开放和利用危机倒逼推动结构改革。

　　刘鹤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在对于拉美问题的研究中，刘鹤总结，拉美经济大起大落，最根本的是政治原因，贫困增加和两极分化只是拉美教训的表面现象，“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为吸取教训，阿根廷和智利的中央政府普遍抛弃了以往民粹主义的做法，力争使政治承诺与政府实力相对应，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开始实施严格的预算标准，努力实现财政经常项目的盈余，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问题。

　　同时，刘鹤认为阿根廷和智利经济发展出现好转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放弃货币局制度，建立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使汇率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变化；

　　第二，严肃财政纪律，力争使财政经常项目的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的水平，政府扩大财政赤字的要求将受到各方面制度的有力制约；

　　第三，进一步强化对产权和投资的保护，鼓励企业家的投资和创新。

　　(三)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政策应对》(2009)中，刘鹤认为，金融危机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第一，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复市场的信心尚需时间；第二，短期的政策和长期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怎样通过改革的举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怎样调整，国家福利制度怎样安排，城市化进程怎样推进，中等收入者阶层怎样扩大，产权和劳动者的权益怎样得到保护，金融制度怎样进行创新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设计。需要注意的三个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是银行从惜贷到超量放贷现象，扩张的信贷注入大企业和政府性大项目，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尚未缓解；二是财政惜税现象。由于税收急剧减少，支出的压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规模占GDP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对各方面要求减税的压力，财政和税务部门出现了明显的惜税心态。在房地产界，普遍的呼吁是售房抵扣个人所得税将有可能挽救房地产市场。在汽车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强烈要求，对这些财税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三是消费者的“惜现”现象有一定显现，特别是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明显减少。在出现这三种行为的同时，社会各界特别是投资界还出现了“持币待政”现象。由于诸多政策快速出台，人们都在等待下一个政策，因此推迟了投资决策的时间。

　　刘鹤还提示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滞胀并存的局面很可能出现在经济刚出现复苏的拐点，在全球网络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时代，从初级产品通缩到价格飞涨可能仅在瞬间。这场金融危机存在出现一波三折的潜在风险，一旦如此，金融危机经历的时间会比想象的还要长久，对此亦高度警觉和防范。

　　二、市场派：重视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本节参考资料：

　　刘鹤：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1998年；

　　刘鹤：新经济与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2000年；

　　刘鹤：努力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道路，2006年；

　　刘鹤：中国大企业应该要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2006年；

　　刘鹤：关于改革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重点内容，2011年；

　　刘鹤：以创新求发展以改革促稳定，中国经济时报专访，2012年；

　　刘鹤：加快服务业发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2012年；

　　刘鹤是个典型的市场派的学者，在其早期的观点中，已经表露的非常明显，例如，199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一文中指出，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已经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强调市场经济的同时，他还多次提及企业家精神，重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

　　(一)推进市场经济改革

　　刘鹤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应归功于充分汲取“文革”教训，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正确发挥政府应有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有些学者根据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把中国经济成功归纳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也容易产生误导。”

　　在谈到网络经济、信息产业发展时，刘鹤提到，“真正的驱动力量是私人企业家和市场机制”。“虽然我们在改革初期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辩论，但实际上改革的成功试点恰恰遵循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这在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护相对的产权、承认和激励人的物质利益动机、由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推动公平竞争，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在强调市场经济的同时，他还多次提及企业家精神，曾在2000年的在中国资本市场发育十周年上海会议的讲演中提到，风险投资家具有识别功能、融资功能，同时能够构造股权结构和进行好的制度安排，把关联的战略合作者有机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利益共享、共做贡献、规避风险，防止出现公司治理结构经常出现的CEO道德风险和CEO的认知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大经济学家熊彼特含义上的企业家”。刘鹤在《关于改革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重点内容》中指出，“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结构性市场需求变化，只有企业家才能发现和捕捉真正的市场机会，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使技术成果产业化”(注：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

　　刘鹤在2006年时曾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人们明显感觉到来自资源、环境、人口、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土地、淡水、石油资源的紧缺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制约。在这个背景下，要求全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使生产活动和资源条件更好地适应。

　　刘鹤认为，目前中国需要完善的是鼓励企业家进行生产型创新，而不是寻租型创新的制度环境。国家需要通过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保护知识产权，这样才能使研发的活动得到激励。在研发初期，国家公共政策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刘鹤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互补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的互补形势有很大的区别。”“至于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事情，就不应该再由政府下硬性的指标。”“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不应该把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两者在现代经济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主体的自发性冲动和政府对改革自觉性引导相结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在新经济形态出现时，更应该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2000年《新经济与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一文中，刘鹤曾指出，新经济的发展与传统产业有不同的路径，最核心的特点是，这种经济以人为本，以人的创造性和对市场的追求为源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驱动新经济扩张的催化剂，风险投资则具有最为关键的作用。因为，发展新经济就要理解人的制高点作用，而不是机构的作用。而发挥人的作用离不开风险投资。明显可以看出刘鹤对于新经济的发展更看重市场的力量，他认为，风险投资者具有政府主导发展不具备的功能和优势：

　　第一，识别功能。他们能够敏感地发现新技术的潜在价值，准确嗅觉市场机会所在，把技术信号转化为经济信号。

　　第二，融资功能。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说，重要性并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进行风险融资。

　　第三，构造股权结构和进行好的制度安排，把关联的战略合作者有机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利益共享、共做贡献、规避风险，防止出现公司治理结构经常出现的CEO道德风险和CEO的认知风险。

　　对于风险投资，刘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首先，风险投资无风险。因为风险投资家在投资以前，已经对市场风险、技术的实现以及股东的合作进行了充分论证，在他真正进行投资时，风险已经很小，这个领域需要知晓市场；其次，具有组织能力和专业人才的人，这些人就是风险投资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大经济学家熊彼特含义上的企业家；第三，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机构是谁、有多大名声，而在于谁在做。因此，在这个领域，好的名声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信用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在理解新经济、资本市场和公共政策的之间的关系时，刘鹤指出，新经济的发展应该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新经济的发展有赖于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必须以资本市场为出口，目前的资本市场期望产生高质量的新经济类的公司，因为资本市场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公司的质量，而公司的质量又取决于公共政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因此，三者之间有非常紧密的、相互依托的、相互关联的关系。(《新经济与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2000年)

　　在2012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上关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讲话中，刘鹤也论及，我们认为要创造环境，自主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服务业像候鸟，将随着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迁移。因此在未来一个阶段，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首先是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该创造比较好的法制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健全服务业发展要素保障条件，探索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金融、税收、价格制度和统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作为服务业发展的市场主体，则应根据需求变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场规律，积极理性的参与竞争。

　　三、改革：利益倒逼的渐进式改革

　　本节参考资料：

　　刘鹤：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1998年；

　　刘鹤：关于改革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重点内容，2011年；

　　刘鹤是个坚定务实的改革者，兼具改革派的突破思维和实用主义者的务实圆融。

　　关于改革问题，刘鹤曾直言“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由现实发展问题提出的，历次改革都有非常鲜明的问题导向性质。”对中国历年改革的认知上，相比原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刘鹤主张统筹协调多方面改革，实行“改革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进行“渐进式改革”。

　　刘鹤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又对上层建筑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参与方式的变革提出迫切要求。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实际上是一个“从局部到全局、从微观到宏观、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利益倒逼改革路径”。市场主体的自发性冲动和政府对改革自觉性引导相结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刘鹤所主笔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不加快改革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改革内容上则突出强调了两点：第一，改革的路径要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第二，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难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刘鹤认为，从经济总需求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减少净出口；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和人力资本质量，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内需驱动、创新驱动轨道。《建议》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改革垄断行业和发展非公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财税改革(特别是建立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政体制和推进资源税、增值税扩大范围，所得税等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发展中小金融、资本市场深化、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汇率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加快要素价格改革(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信用体制和煤、电、油、气、水等价格改革)以及加快社会领域改革(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几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任务，同时提出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增加透明度、扩大公共参与和维护法治权威等)的要求。

　　对于中国“十二五”《建议》中提出的顶层设计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的几个重点任务：

　　(1)围绕扩大就业和完善创业环境所要推动的改革(民营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以立法形式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发展环境，使其与国有经济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建立正式的融资渠道，加快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特别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全面改造，使之成为县域商业贷款的主体，发挥其配置储蓄资源的重要作用。要继续深化资本市场特别是创业板风险投资市场的改革，使小型企业的创新行为获得金融资源支持。要加大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权益保护，加快信用评价机构的发展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有利于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此相对应，要清醒认识到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进一步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使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2)围绕城市化和人口转移所推进的改革(基建、保障房、社会保障体系)。明确政府与市场及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分工。中央政府将更注重基本政策和制度建设，地方政府更多承担廉租房建设和公租房建设的责任。要努力满足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产权房比重。第二，规范土地使用、住房消费信贷条件，引导形成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商品房供给体系。第三，开展试点，在建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征收对象和标准、税收归属和使用等方面积累经验，研究开征房地产税，以此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获得扩大公共服务的税源。第四，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引导社会预期，严格管理投机需求，避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3)围绕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推进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第二，保护知识产权。(附录二：《关于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2011年)

　　在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上，1998年其提出“三个趋势即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客观需求和供给潜力，无疑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刘鹤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三大趋势，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机会，积聚着潜能。城市化提供着高速增长的空间，市场化使填补这一空间的效率更高，而国际化则使上述两个过程按现代标准运作。机会和潜能主要在于：第一，需求体系的结构性变动，包括基础结构充实的巨大需求，新支柱产业特别是住宅业发展带动的需求；专业化操作和国际化分工而引起的结构调整需求；新兴产业崛起特别是金融、保险及其它市场服务业发展引起的需求及随人均收入正常提高而产生的其它结构性需求变化；第二，供给体系的新组合，由于产权受到保护，个人财产要保值增值，亿万人将成为直接投资者。市场取向的改革，则使居民进一步提高储蓄倾向，使投资获得充实的供给来源；第三，新的激励机制的形成，促成了资源要素的更有效率的配置，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1998年)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2010年刘鹤在中国经济年会上指出，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支点，应稳步推进城市化。

　　文：宏源证券 孙海琳 朱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