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2.0

　　对应于全国的幸福美丽新农村建设，四川省2010年提出了新农村综合体的概念。2012年，成都市在新农村综合体之前冠以“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三个定语——小规模集中、组团式院落、生态化环境，用“小组生”这个简称，打造出农村居、景、产三合一的空间。

　　生长于大成都外圈层边缘地带的“小组生”，因自身吸引力的增强而成一极，与市中心拉出一个力场，使人口由边缘而中心的单向流动变成双向流动。同时，城市向农村输送的不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现代性，还有人。

　　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致化。“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强调，城镇化的过程应保留农村与城市的功能性差别。以前对城镇化的理解偏重于城乡趋同的一面，现在强调的是要注意差异，这是一次校正。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新都区新繁镇高院村、大邑县苏家镇香林村、郫县安德镇安龙村、郫县三道堰镇青杠树村、邛崃市夹关镇周河扁等5处“小组生”新农村综合体试验点位，以呈现这场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前沿探索。

　　新农村2.0：成都“小组生”实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四川成都报道

　　农民在集中住上高楼并将土地流转之后做什么，是“大集中”时代的一大困惑。

　　现在，农民与其营生的距离，在规划中被限定为10分钟

　　2013年，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高院村几易其稿的楼房设计图正付诸实施，根据这份图纸，高院村的238户居民将全部集中居住在一个小区，开始他们的“大集中时代”。

　　10月，成都市政府的一纸新批文，使这张箭在弦上的设计图纸做了颠覆性的修改。原先的一个大院分为5个组团，组团与组团间以田园景观区隔；原先贴瓷砖的平顶排房，改为川西风格的别墅，且更错落有致，不再是排成直线的“营房”；原先设计的居住区，与生产区距离约2公里，要骑着摩托车挂着一只粪桶去劳作，现在生产半径只有0.5公里。

　　原图纸上的设计是大集中时代的新农村典型风貌，现在高院村的格局样貌，被称为“小组生”。

　　“小组生”这个词，正在成都流行，是“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的简称——在实践中又加入了补足语：小规模集中、组团式院落、生态化环境。

　　不仅如此，自主经营的农民在关于自身生活形态的构建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高院村，还有大邑县苏家镇香林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各见到一处新庭院簇拥中的老宅子——宅主不想参与“小组生”项目。

　　成都市明确要求，不准基层政府强制农民参加集中居住，发现一例，查处一例。退出房屋红线以外的政府权力，集中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

　　自2012年在成都郫县、新都区等地启动，截至目前，成都新农村综合体已建成54个，在建55个。成都市力争每年启动建设新农村综合体20个以上，到2020年，全市建成新农村综合体200个以上。

　　新农村蓝图的调适与创新

　　农村社区过高的集中度，弊病较多，不仅居民的舒适度普降，过大甚至上万人的小区亦给管理和服务带来很大难题。2012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到郫县调研城乡统筹工作，提出新农村建设要“聚居适度”、“宜聚则聚，宜散则散”。

　　据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全市农村散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约150 平方米。以高层建筑为主、集中度比较高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人均综合用地面积30~40平方米；以多层为主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人均综合用地面积40~50平方米；三层以下为主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如新津县普兴镇袁山社区，人均综合用地面积约65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积约45平方米。

　　目前正在推进的“小组生”新农村综合体市级示范点，人均综合用地面积在50~70平方米之间，平均为58.12平方米。与同为三层以下的袁山社区相比，“小组生”模式的人均住宅面积大致相等。

　　川西农户传统上习惯于散居，组团式仍然体现了聚居的要求，以整理、腾出更多的土地，作为其参与市场经济的本钱，但集中度调低。新农村综合体一般以100户至500户为宜，是为“小规模”。除了对聚集度的校正，还对广受诟病的农民房的审美水准作了提高，这是通过组团式、生态化实现的。

　　高院村的玲珑锦院融合了原有的路、渠、林、田，形成5个组团，每个组团20至50户不等，各组团间隔50至200米，组团区间道路宽度不超过6米，各组团之间大量保留原生态植被，彼此间有林盘、沟渠、湿地、农田间隔，房前屋后郁郁葱葱，种的都是柚子、橘子、枇杷等果树。农民新居大量保留原生态痕迹，类似于传统的川西林盘院落，但又更加错落有致。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在树林里面建房子，而不是在房子之间栽树”，“透山秀水”，体现了居、景交织融合。而由于田园风光甚至村民的生活自身也成了旅游资源，产业要素也被导入，“小组生”成为居、景、产三合一的空间。

　　产业导入是“小组生”较之“大集中”的另一进步。农民在集中住上高楼并将土地流转之后做什么，是“大集中”时代的一大困惑。现在，农民与其营生的距离，在规划中被限定为10分钟。

　　旅游观光、有机农业、花卉苗圃等成为农民的主要营生，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区的延伸地带或承接区，由强调城乡无差别到强调农村的功能性差异，是新农村建设理念上的一个转向。

　　对居住集中度的调低，对审美的提升，由强调城乡无差别到强调农村的功能性差异，产业导入和升级，以及政府在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转变——退出红线之外，红线内的农民自己做主，是“小组生”对“大集中”时代的校正与创新，是新农村建设2.0版。

　　农村土地资源价值被激活

　　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成都市全面推进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就是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节约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调整到符合规划的城镇挂钩使用，农民获得指标交易产生的收益。这样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土地作为资本的流动性，解决了新农村建设“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新繁镇镇长钟毅对此的理解是：“用农村的资源来启动农村自身的建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胡光伟则将这个思路总结为：“依托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价值。”

　　其本质上是将土地资源转化为资本——土地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唯一本钱，纳入城乡间日益紧密的经济体系，而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的集中展示是确权颁证。“农民最害怕的是人走了，地没了。给农民颁证增强了农民的流动性。财产权利不划分清楚，农民就不能自由迁徙，他会惦记着家里还有一堆东西。”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据新都区统筹城乡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王诚介绍，新都区启动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共颁布了56万本各类权证，平均每家农户有四五个证，包括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证、集体资产的股权证、林权证等，面积很明确，产权划定清晰。农民有了产权证就可以去抵押融资或作价入股等，平等参与市场经济。

　　“没有这些证书，农民就是端着金饭碗在讨饭。”郫县安德镇党委书记骆开富说，“确权之后，农民非常踏实，我有多少资源、可以拿多少资源来做什么事情，都很清楚。对接银行，银行认可这个权证。以前村镇房屋的产权证，银行不认，现在跟城里的产权证一样了。”

　　作为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改革成果，“村公资金”也是成都市的一个创举。其意义在于财政下乡，相当于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纳入财政预算。对于每个行政村和涉农社区，“村公资金”的额度都是至少20万元，逐年上涨，2014年为40万元，在2017年前，将达到至少60万元。

　　这笔资金解决了新聚居区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大邑县统筹办主任周刚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投入村公资金，农村的基础设施根本没可能改善，而很多地方没有土地整理，社会资本就不愿意投入。目前，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大，压力大。“要向中央呼吁，中央政府财政进一步向农村倾斜，把对农民的历史欠账补起来。”

　　成都市在“小组生”实践中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设施标准化建设提出了“1+21”的配套要求。“1”指一个新型社区或一个综合体。后面的加数为文化活动室、卫生服务站、垃圾收集房、幼儿园、综合性便民服务中心(含水、电、气等代收代缴网点等)、全民健身广场、农贸市场、日用品放心店等。

　　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保证了农民在“小组生”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是否参与、如何筹资、怎样建房、收益分配、权属调整，均由农民集体讨论决定。

　　农民的民主意识是在成都市统筹城乡试验中逐步培养起来的。以“村公资金”的使用为例，很多村干部最初对这笔钱的使用程序有些排斥——每笔花销都要经过村民公决，村支书的财权被关进了笼子里。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成都市花这个钱就是为了唤醒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培养民主意识的同时，又改善了基础设施，一举两得。”

　　市场+民主

　　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最看重的是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要有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要有体制机制层面上的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新农村建设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

　　钱从哪里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将社会资本引入农村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它们有的冲着土地指标而去，逐利的资本倾向于将农民搬入高集中度的楼房，这是造成“大集中”的原因之一。

　　“老板把钱赚了，农民利益没有得到保证。所以，我们更注重建立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说。

　　市场化运作、民主化推进，是建立这个利益联结机制的方法论。

　　确权颁证是农民进入市场的入场券，“如果没有产权制度改革，农民搬迁就不是市场行为，带有隐患。”

　　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鼓励和引导农民运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组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采取农户自筹、产权融资、社会资金参与相结合的方式，自主实施新农村综合体建设。”

　　以郫县安德镇的运作方式为例。

　　参与“小组生”的农户将小产证换成一张大产证，利用确权的集体建设用地入股，成立安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家庭股东803人，登记股东8人。由股东大会产生的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并聘任总经理，而监事会的主席和监事亦由选举产生。财务管理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理，每月公布明细账目。

　　安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小组生”的建设主体、融资主体，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直接在农商银行抵押融资约1.49亿元。

　　该村参与农户的集体建设用地共763.3亩，用于新区建设317.3亩，预留用于村集体发展的产业用地20亩，将节约的集体建设用地426亩挂钩到城市规划区，由县政府按每亩35万元的标准收储，待复垦验收后，节余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出让收益便可用来偿还融资本息。

　　同时，从中央至省至市，很多部门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政策资金俱来，但是这些资金都是自条块下来，分散各处，达不到集成使用的效果。“小组生”作为一个新的接收平台，整合农发、建设、环保、水务、交通等部门涉农资金，集成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

　　最后，加上人均约1.4万元的农户自筹，基本可实现收支平衡。

　　“小组生”较之以前的农房，也使农民享受到了城镇化过程中的房产增值——原先的老屋两三万元一套，现在的新居四五十万元。

　　高院村的玲珑锦院，每晚都有很多城里人四处转悠，打听有没有人卖房。尽管目前“小组生”住宅还只能交易使用权，但是人们预期，将来这里的房产也可能在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青杠树村外马路对面树立的商品房广告牌上写明，同地段的“成品别墅60万元起”。

　　三道堰镇党委书记张伟说：“房产升值之后，家庭和谐不少。按照人头来算，每个人至少拥有25万元以上，两口子就不敢轻易闹离婚了。”

　　除了房产升值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农民还有在园区的劳动务工收入、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合作社的分红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剩余房屋出租收入，如果做“农家乐”，还有自主经营性的收入——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就这样建立起来。

　　2013年，香林村人均农民纯收入13087元，比2011年增长34%，比当年全县平均水平高11.3%。新繁镇锦绣田园示范区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000元以上。

　　“小组生”建设是按照市场原则组织的，而非政府工程，根据公司法组织和运作，领导权(村两委)与经营权(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分离避免了政府的无序干涉，民主化方式在贯彻市场化原则中自始至终起着作用，是否参与、规划选址、户型设计、建筑队伍选择、质量安全监管等问题交给农民自主决定。

　　“搞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将政府与农民的责权利分得非常清楚，政府与农民之间只有合作、服务，没有对抗。作为一个基层官员，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郫县安德镇党委书记骆开富说。

　　新生活运动

　　“无论是集中居住的农村新型社区还是散居农房，都要严格实行精细管理，让其环境更加整洁、风气更加文明。”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认为，就地城镇化，使农民进城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心理概念。

　　“要让入住群众从心理上和文明习惯上进城。”安德镇人大副主席薛松说。一场新生活运动正在安德镇安龙村展开，“每周至少洗澡一次”、“头发一般不超过耳际”、“不在阳台显著位置晾晒内衣裤”等对新生活习惯的提倡写在展板上，摆进小区。

　　香林村组织开展“法治大讲坛”、“世界读书日”、“保护环境、爱绿护绿”等与城市无差的文化活动。

　　“不应该空洞地指责农民素质低，而应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生活，从文化层面上完成市民化。”苏家镇党委书记罗新丽说。

　　每个“小组生”社区都成立了院委会，相当于城市小区的业委会，主要工作是管理社区。最考验农民市民化意识的工作是收缴物业费，散居农民没有交物业费的习惯，住进新社区后要为公共环境付出真金白银。

　　大邑县王泗镇福田小区的物业管理费实行分级承担，逐步“断奶”。物业服务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0.3元缴纳，第一年政府补贴每月每平方米0.15元，农户承担一半，政府补贴逐年递减，第四年全部由业主承担。

　　高院村的物业管理费分摊为三部分：院中的1亩柚子林每年收益约1万元；土地合作社流转了大约50亩地，流转出的租金收入每亩地约1800~2000元，每年收入除了用于人工开支，全部补贴院落管理；住户出少部分清洁费，一人户每月出5元、二人户8元、三人户10元、四人户12元、五人户15元。

　　香林村的物业管理采取倒算账制，小区保洁、治安巡逻等每年共需二三万元，每户每年分摊200~280元不等。

　　需要上位法的调整

　　在成都推进“小组生”进程中， 黄新初始终强调，要充分挖掘美丽新村的内涵，以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为主要平台，通过基础设施、新型村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综合配套，加快建设一批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成都市给“新农村综合体”的定义是：以一定的聚合空间为基础，将村落民居、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等生产生活要素集约配置在一起的农村新型社区。

　　综合体与行政村有区别，有的整村都纳入综合体，更多的综合体是村的一部分。也有跨村安置，因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经常会涉及相邻的几个村。

　　综合体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区划，造成边界漂移，形成新的聚合空间。综合体算是一个经济单元、生活单元还是行政单元？仍在探索。

　　根据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的理解，将有两种可能：或者成立新的社区进行管理，作为一个新的行政单元；或者将村民的经济权益与社会权利分离，集中居住后，继续享受他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权益，对于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则按照属地原则，在居住区实现。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来自基层的骆开富认为，村民小组将慢慢消失，但是集体经济组织不会消失。“我们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界定，让他固化下来，产权也固化下来，他的集体经济身份的属性不会改变，但是，他的社会身份以及管理方式就改变了。”

　　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建议事会，使得居住地管理成为可能。

　　形成整体定论之前，专题性的探索不断出现。大邑县王泗镇福田小区对涉及跨村集中安置村民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配套资金，以户为单位，实行“带资入住”，即将入住农户户籍所在村按人头享受的40%公共服务资金带入现居住地，在现居住地享受村级公共服务。

　　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是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集中居住节约出的土地指标做抵押贷款，是目前获得新农村建设启动资金的主要方式。但是，主要是地方金融机构在从事这项业务，一些大的银行，如农行、农发行开始在郫县试点，建行2013年也到郫县考察，想做一些金融产品的创新，可惜步伐始终不大。

　　据郫县统筹局副局长钱妮介绍，郫县有十多家金融机构(主要是地方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全县农村产权抵押余额已超过20亿元。为了打消金融机构对风险的顾虑，政府还设立了风险基金，并与金融机构进行信贷资金联合审核、联合监管、联合防范的“三联”合作。

　　可以说，成都市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就地方政府而言，在政策容量内已接近极限，需要上位法的调整，给农民真正平等的话语权，以支持新农村建设继续升级。

　　农村合伙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四川成都报道

　　没有产业支撑，新村就成了一次性的盆景，而非一个生态系统

　　“你记得住乡愁了不？”

　　郫县三道堰镇青杠树村支部书记韩忠指着一架鸡公车问成都来的两个姑娘。她们正在村口的农耕博物馆参观。博物馆里展出的都是青杠树村在拆旧过程中收集的房屋构件、生产器具，算不上文物，但对城里人是新鲜玩意，也能唤起一些人的乡土记忆。

　　青杠树村距成都市区16公里，是离成都最近的村庄。韩忠介绍，他们的目标是打造“离成都市最近的最能体现川西风光的小村”，“再现成都的川西记忆”。

　　而在2012年6月之前，青杠树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传统农业。

　　由一而三

　　2012年6月，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一纸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批文，撬动了青杠树村的城镇化进程。

　　青杠树村按照“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的理念建聚居区。集中居住以后，结余集体建设用地269亩可以面向市场流转使用权。

　　通过市场调查，有不少企业愿以一亩70万元左右的价格摘牌，用来发展水乡旅游。这样，实施土地整治项目的投入便有了出处。但这些钱要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才能到位。也就是说，村里必须先把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出来，才能获得这笔收益。

　　通过多方对接，成都农商银行愿意为项目提供金融支持，以整理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作抵押，以农民自主组建的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贷款主体，成功贷款6000万元。另一方面积极招商引资，通过集体建设用地“预流转”的方式，弥补建设资金缺口。

　　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是股份制企业，每一个参与项目的农户都是合伙人。

　　土地整治中最核心的拆旧安置办法和相关的配套措施，全部由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牵头拟定，直至绝大多数人无意见后再提交议事会讨论通过。新居建成什么样，也由农民自主决定。

　　因为全体合伙人早就在项目之初将旅游业作为产业主攻方向，因此就把整个村作为一个景区来规划，按照4A景区标准打造。新居住区建筑风格保留着传统川西民居轻盈精巧的建筑造型、朴素淡雅的建筑色彩，原有的高大乔木全部得以保留，原来的灌溉沟渠在小区内蜿蜒流过，变成了具有灌溉、景观双重功能的生态渠。一些重要节点还点缀着牌坊、水车、亭子等景观。

　　原来农民都不愿意种植的一片低槽田，通过引水进田、搭桥造景、种植水生植物，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生态湿地公园，这里将成为今后景区的核心。

　　目前，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已与5家企业达成投资意向，如果企业的项目方案符合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规划，就可以参与集体建设用地的挂牌流转。

　　现在，农户的新房已分到各自手中。一些农民在盘算着将自己的房屋拿一部分出来搞乡村客栈或私房菜馆，还有一些农民干脆租给人，自己到这些产业项目去打工。

　　借由“小组生”，青杠树村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横跨。

　　邛崃市夹关镇周河扁也完成了由一而三的跨越。对于导入“小组生”新农村综合体的产业，这里的村民同样选择了旅游业。

　　农户与一家绵阳的专业化酒店经营管理公司组建“白沫江湾”乡村主题酒店联盟。分为三种合作模式：一是企业投资，即由专业酒店公司通过租赁方式吸收部分农户富余房屋自行投资建设接待设施，目前已有4户农户与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房间数22间；二是农户投资，即由农户对自有房屋中富余部分房间自行投资建设接待设施；三是共同投资：即由专业酒店公司提供改造资金、农户提供富余房屋共同投资建设接待设施。

　　参与农户不仅在房屋租赁方面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更能参与资本运营收入的分配，同时作为酒店的员工也能获得工资性收入。仅是租房，农户每年平均可获得24500元收入，加入酒店联盟更可实现每年72000元的收入。

　　旅游业是新农村综合体优先选择的产业。有计划建成4A景区的新农村有：大邑县出阝江镇大自然梅花产业园、大邑县新场镇清源半岛、青杠树村、新都区新繁镇高院村等。这些点位造得很美，美丽田园既是景观，又是经济。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被实践为“透山秀水”的工程，“记得住乡愁”被发展成生意，卖给来寻乡愁的城市人。

　　“乡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三联动

　　第一产业作为农村本业，未被抛弃，而是升级并与二三产业互动。

　　上述青杠树村，已经成功组建了粮经专业合作社，启动800亩的优质粮油和有机蔬菜基地建设，并在田间、沟边、河畔修建原生态的慢行通道，强化农业的观光功能。

　　周河扁所在的夹关镇，结合邛崃市打造“邛茶走廊”的规划，产业目标是打造四川茶产业第一镇，“代表成都辐射康藏”。

　　香林村则是一三联动的复合业态。结合香林村地理位置、产业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有机蔬菜、生态苗木种植，集中连片发展观光农业，打造都市现代欣赏型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土地整理流转，引进格林庄园、金桂园、葡萄庄园等乡村旅游项目，促进一三产业融合。

　　新繁镇是一二联动，建家具产业园区、泡菜食品产业园区。

　　安龙村的产业分成三块：与县文旅公司合作，发展乡村连锁客栈，采取返租的方式，充分利用农户闲置的住房，统一运营管理，鼓励农户居家就业；组建小微盆景合作社，建设占地13亩，总投资约400万元的精品盆景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组建生态蔬菜合作社，带动20户以上农户参与建设生态蔬菜生产基地，并注册“全家河坝”商标。

　　高院村玲珑锦院各组团之间大量保留原生态植被，彼此间有林盘、沟渠、湿地、农田间隔，房前屋后郁郁葱葱，种的都是柚子、橘子、枇杷等果树，非常便于村民发展以农家会所为主的庭院经济。现在的高院村及附近，已经有了蓝莓园、百草园、尚作有机蔬菜园等产业项目，在合作社务工，不仅每天有80元的务工收入，还能就近照顾家庭。

　　崇州市桤泉镇群安村余花龙门子新村和荷风水村，都布局在桤泉镇千亩红提、千亩金银花、千亩荷花产业带的核心区域。周边现代农业的繁荣，给两个农民新村带来了旅游收益。余花龙门子将林盘群1、2组团建成具有浓郁西蜀文化气息的池塘文化林盘，结合产业发展布局，发挥9组地处千亩红提核心区域优势，将3组团打造成红提产业林盘，使产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相融。

　　“小组生”综合体中的产业，无外乎第一产业升级、一三产业联动、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其中，又以一三联动为多，各综合体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不同的景、不同的菜。

　　不要盆景，要生态系统

　　“小组生”新农村综合体是以市场的逻辑建造起来的，优质产业便成为综合体的内在要求。

　　各村纷纷组建的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组织聚居点的建设，将农民的宅基地证收集起来，合成一个大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权证，作为主体抵押融资，启动新区建设，并对建设过程把关，调息内部争讼，合理分配利益。资产管理公司完成建设之后，再运作产业的发展。

　　没有产业支撑，新村就成了一次性的盆景，而非一个生态系统。

　　“大集中”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集中之后干什么”才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后，明确把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胡光伟认为，“小组生”综合体不仅仅是居所的集中，其核心是推进农村组织、产业与空间三整合。

　　“小组生”在设计之初就嵌入了产业元素。

　　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突出新村建设与产业布局相融合、方便生产与方便生活相结合，统筹兼顾农民生产半径，选择村民小组中心点位或村民小组交界点位的院落布局聚居组团，构建新村带产业、产业促新村的格局，促进产村一体融合发展。”

　　各新村的设计图上就预留出了产业的扩展槽。高院村在建筑结构上，结合发展餐饮旅游业的需求，多采用大空间格局，单栋建筑之间间隔较大，便于发展以农家乐为主的庭院经济。青杠树村在房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如何让农民的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五人户型修建成3+2式，5个人住150平方米已经足够，余出的两人户用来招徕游客。每年租金收入1.5万元。

　　农民作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既是股东，又在园区上班，获得工资收入，沉淀在农村中的50、60人员的劳动力残值被开发出来，他们可以打短工的形式增加收入，拔一天草也有近100元报酬。

　　“小组生”使农村公司化，“经营农村”的概念与上世纪90年代的“经营城市”一样炙手可热。但是，农村合伙人在享受市场的自由与利益时，也要承担风险。

　　青杠树村以节余的265亩土地抵押，融资6000万元，按照贷款3年计算，每3个月就要支付132万元利息。

　　郫县安德镇党委书记骆开富的打算是：下一步，农民多余的房屋可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登记和流转来搞乡村旅游，实现农民资产的第二次收益。

　　“政府有职能归位，不能对公司有太多的强求。既然是市场化，就让它在市场的大潮中自由发挥，有可能搞完新农村建设它就解散了。”他说。

　　他认为，中央提倡成立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和成立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等经济组织，鼓励农民进行股权置换，让农民的资源要素转化成财产性权利，这些都可以替代资产管理公司，“一个公司不能解决发展的所有问题。”

　　城里城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四川成都报道

　　以内病外治的方式缓解了城市病

　　“统筹城乡”往往使人们的视线落在后发展的乡村地带。其实，统筹城乡的要义在城乡关系，而非乡村一端。

　　“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不仅为成都的城市人提供了一个领略田园风光的场景，也以内病外治的方式缓解了成都市的城市病，这也是“小组生”在成都能达成最广泛共识的原因。

　　城市病的病根在于人多，根治良方在于人口分流。生长于大成都外圈层边缘地带的“小组生”，因自身吸引力的增强而成一极，与市中心拉出一个力场，使人口由边缘而中心的单向流动变成双向。同时，城市向农村输送的不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现代性，还有人。

　　成都是平的

　　要了解新农村建设对城市减负的贡献，得将“小组生”置于成都新型城镇体系中观察。

　　在成都市“一城三圈”发展格局中，三个圈层有了具体划分：

　　一圈层：成都市五城区(锦江区、武侯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高新区、天府新区。

　　二圈层：新都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温江区、双流县、郫县。

　　三圈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新津县、大邑县。

　　主要针对成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成都人形象地将这三个圈层称为成都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喻其发展程度。按距离中心城区的远近，成都三个圈层，经济规模呈现3：2：1的倍差关系：一圈层占地不足4%，经济总量占到全市的50%，三圈层占地70%，经济总量占比却不足17%。

　　2012年10月，成都发布《关于促进全域成都“三圈一体”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三圈”被摆进同一局大棋。

　　在成都，“三圈一体”是个热词。三个圈层是成都市所有发展规划的底层地理架构，新型城镇体系的构想覆盖在这张底图上，划分为“特大中心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农村新型社区”六个层次，引导农民分类别集中。

　　“特大中心城市”是指一圈层，“大城市”是二圈层加都江堰市，其中，二圈层的6区县与发展快速的都江堰市作为成都市的7个卫星城。卫星城要为中心城区分流，以缓解城市病。

　　除都江堰市以外的7个三圈层县(市)作为“中等城市”来发展。

　　此外，成都市还启动了小城镇发展战略，从二圈层、三圈层中确定了34个重点镇，并进一步筛选出14个优先发展的重点镇，按照“小城市”的方向发展。

　　而对一般场镇的改造，成都根据产业定位进行特色镇的建设，目标是建成80个特色镇，它们是将来的第五个层次——小城镇。

　　农村新型社区在成都被统称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在国家层面上称为幸福美丽新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在城镇规划范围内和紧邻场镇的区域，适度提高集中度，在城镇规划区外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区、水源涵养地、山区旅游点等，探索创新了“小组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

　　而对于更边远的山丘区和林区，因为选址较难，不能简单地复制“小组生”，目前还在探索山林模式。

　　对应于成都市市级规划，以大邑县为例来具体说明实施情况。位于第三圈层的大邑县的城镇化格局是：1+2+17+N。“1”指县城，要发展成中等城市，达20万人；“2”是指两个小城市，沙渠、安仁二镇将发展为两个小城市；“17”是指17个特色场镇；“N”指很多个农村新型社区，全县规划58个点位，传统农业地方不再规划为场镇，按照“小组生”的标准改造。

　　三圈层的融合发展，消弭了圈层间的落差，人口、公共资源等不再按照势能差流动，而是在扁平化的大成都“托盘”中按照个体意愿流动。

　　农村要像农村

　　在地缘上最偏远的“小组生”区域，距离城市并不遥远。

　　“小组生”点位安龙村、高院村所属的安德镇、新繁镇，就是按照小城市的标准来发展的，后者还是成都市第一批11个小城市之一、全国两个卫星城试点镇之一，当地人将“去镇上”称为“去市里”。

　　从成都市的历史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孕育城镇是传统发展路径。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把城镇化重点放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把具备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

　　但是，对就地城镇化的理解在成都的“小组生”实践中发生了转向。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强调，城镇化的过程应保留农村与城市的功能性差别。以前对城镇化的理解偏重于城乡趋同的一面，现在强调的是差异，是一次校正。流动的现代性不应淹没地方特色，造成千城一面、千村一面。这也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坚持遵循城乡空间差异化发展原则。

　　大邑县统筹办主任周刚对此的理解是：“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致化。”

　　林盘，作为成都平原独有的一种农村居住方式，在新聚居区设计中被保留、强化。一个林盘往往以某姓氏院落为圆心，形成直径50~200米的圆，圆圈内层是环绕院落的竹林树木，外层则是耕田，这与集生产、生活和景观于一体的“小组生”设计理念一致。

　　在建筑风格上，既保留川西民居轻盈精巧的建筑造型、朴素淡雅的建筑色彩，又融入现代建筑美观实用、简洁大方的特质，打造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现代川西民居村落。甚至考虑到岷江冲积平原上建筑的屋檐一般高，特意修出参差的天际线，高低起伏。

　　高院村的一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既见过“部队营房”式的村民新社区，又见过江浙一带富裕农民的新宅，“当地农民有钱，房屋修得像别墅，政府就在老房子的基础上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因为没有统一规划，马赛克的房子缺少美感，也不讲究天际线。”

　　除了视觉上与城市不一致的美感，在空间功能上也强调“这里是农村”。比如，小区景观用农业景观来做，与城市里做草坪很不一样。农业景观有很多的优势，养护成本低，还有产出。

　　比较受欢迎的是公共服务设施预留的“群宴点”。红白喜事办“坝坝宴”，之前农村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只能找块空地随遇而安，晚上奏哀乐还引发了邻里矛盾。群宴点的经营收入还可支持物业补贴。

　　除了给“坝坝宴”留出空间，还有坝坝舞、坝坝球和坝坝电影的空间……坝坝是指广场或者开阔的地坝，坝坝舞的市区版即广场舞。

　　更难能可贵的是，农村自信地向城市精英文化说“不”。

　　一批想移居乡野的知识分子，试图将安徽省黟县碧山村打造成“碧山共同体”——建立独立的视觉系统、生活系统、建筑系统、传播系统等，“共同体”与“小组生”之“综合体”的概念类似。

　　但是，“碧山计划”的审美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将真正的村民甚至城市中不具有经济文化资本的普通市民排除在外。比如，碧山没有路灯，村民十分想要，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川西农民大胆地拥抱现代化的便利。香林村的村民将路修得很宽，要求车子能够开到家门口；安龙村的村民认为城里的设计公司并不懂农村，原先的设计方案被修改了一半以上；香林村选举产生由9人组成的农房建设项目业主委员会，全程参与房屋设计、建设，取消原设计图纸中的二楼主卧卫生间，变更了通往阁楼的方式，阁楼上可以堆放劳动工具。

　　新农村的人口双向流动

　　2013年底，成都全域实现同一区(市)县低保标准城乡统一，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成都在就业、社保、义务教育等9个方面消除了城乡居民附着在户籍上的权利和待遇不平等，推进了城乡居民有序迁徙。

　　新繁镇分管国土的副镇长巫忠良发现，户籍改革之后，出现了城市户籍回迁农村的现象。

　　大邑县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苏家镇镇长曾烈军说：“进城务工农民在迁户进城上还有顾虑。”该镇辖下的香林村，全村55户263人，劳动力156人，在家务农13人，个体经商20人，在外打工118人，其中去镇上或工业区打工74人，在县外打工的仅44人。

　　与村镇一级情况相应的，是整个成都市的外出务工情况。2010年，成都调查了深圳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四川全省有2万农民工在那里工作，而成都籍的只有约500人，其中还有些是领班和管理人员。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成都是个例外。

　　根本原因还是原劳动力输出地的吸引力增强，当地人不想出去，外地人却想进来。

　　成都城乡距离较近，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又使交通便利，加上成都人的田园情怀，既催热了“农家乐”经济，又促成了城里人向城外的流动。成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私家车第二城”，就是这种流动性的体现。

　　向城外流动的城里人，大多是在周末驱车前往郊县，在山野间喝茶赏花，每人一天的伙食费仅几十元；夏日前往外圈层避暑的老人住得更久，住一个月才1000元出头；更长久的是在农村风景区里置业的城里人，都江堰青城山的房价平均已经超过每平方米8000元。

　　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认为：“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两头问题，一是城镇体系建好，农民进城，容纳得下，活得好；另一头是让留在农村的人生活得好、居住得好。进城还是留村，把选择权交给居民。政府的责任是无论哪种选择，都能保证居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流动应该是双向的。双向流动起来比单纯地抬高城市门槛要好。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无疑是在大成都肌体末梢打通了城里城外的微循环。

　　(部分图片由成都日报摄影记者于谭阳、成都商报摄影记者张士博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