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新浪财经讯 8月23日上午，由新浪财经主办、中国经济50人论坛支持的“大国治理 突破难点”研讨会在长白山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中央的诸多改革措施无法落实到地方，如果GDP再靠地方竞争保持高速，那就很危险，早晚崩盘。

　　以下为文字实录：

　　这次长白山论坛，大家围绕“大国治理：突破难点”这一主题谈到很多问题，例如当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金融改革应该突破传统观念和打破利益格局等问题；又如应当给所有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给自己选定的企业特殊优惠待遇。小兰总裁谈的创新体制也是当前重大的问题，我们很长时间搞来料加工，利用人家的技术，现在到了自己创新的阶段了，但创新的主体如何落实到企业？文江总裁提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大国治理也要从小处着手，魔鬼就藏在细节中，我认为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并不矛盾。

　　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谈大国治理下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然谈大国治理，就要突出大国的特点。小国没有的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只有大国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对地方政府的定位分歧很大。2004年我在50人论坛举办的长安讲坛上专门讲过，地方GDP竞争使地方政府成了资源配置主体。当时我绝对想不到会有人把地方政府公司化作为正面经验来肯定。刚才远征说香港的张五常高度评价中国的县域竞争，查一下资料，可能最早还是本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拉莫提出来的，他说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秘诀之一是地方政府竞争。去年上海的一位经济学家兼投资人史正富出了一本《超常增长》，明确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就在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一样充当了市场的主体，形成了共生的关系。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不同，那就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形成了“三维”市场经济，而欧美模式只有政府和企业“两维”，一些大牌经济学家高度评价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什么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股份制、期货、宏观调控以及社会保障等，西方早就有，我们不过是结合中国体制转轨特点加以应用而已，但地方政府相互间搞GDP竞争，却是东亚没有，欧美全无的创新。我2004年批评地方政府GDP竞争是针对实际问题出发的，万万想不到这个问题能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界的重大争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开展一项研究，主要内容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我们收集了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东亚国家政府职能发展变化的资料，可以说尽管东亚一些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了强势作用，但绝没有中国这样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先例。当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就不能有，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到底是一种创新还是违背常识。我说这是违背常识，但直到前年我才发现，把地方政府竞争作为中国模式特点加以赞扬的不是几个人，几乎成为一股力量。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还有人说目前找到了中国历史上处理中央和地方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们都知道尧舜禹夏商周，尧舜禹的夏朝，中央与地方大致是大部落与小部落的关系，商开始分封，周是分封的集大成者，诸侯国权力非常大，有税收有军队，自己可以任命官员。秦始皇并吞八荒，一统宇内，实行郡县制，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郡县制和分封制哪个好？争论了两千多年，要说郡县制好，何以二代亡秦，搞分封制的周却延续了800年？再说秦二世而亡，到底是亡于政，还是亡于制？秦始皇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筑长城、兴水利、建驰道、修坟墓，还有“阿房出，骊山秃”，把全国财力人力耗尽了，好像是亡于政。但再想想，如果搞分封制，他又不可能把全国财力人力如此高度地集中到一起，他的好大喜功要与郡县制结合在一起才能以举国之力做到其浡也兴，其亡也速。秦朝亡了1000多年，柳宗元还在那里写《封建论》，论证郡县制优于分封制。秦始皇死了近2000年，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还在争论郡县制与分封制。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最后劝郭“莫从子厚返文王”，毛主席是支持郡县制的。但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给地方一些权力，他总结了苏联的教训，中央太高度集权了，应当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际情况却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

　　现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关系处理得如何？将来往联邦制发展，还是保持适度中央集权？这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以研究。改革开始中央向地方放权，我认为当时很有必要，因为计划经济下中央过于高度集权了，中央放权，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增大，又相互竞争，极大地促进了GDP增长，同时也逐步积累了诸多问题。发展有阶段性，现在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已经弊大于利。地方政府尽一切力量招商引资，一些省决定投资增长40%，第二年在去年增长40%的基础上再增长40%，到了地市要求增长50%，完全成为一种变相的政治任务，要四大班子齐动手，党政工团齐动员，分解招商引资指标，怎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更谈不上决定性作用了。当前诸多的问题都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分不开，刚才说到金融问题，我们有的地方领导贷款就没想还，先把政绩搞上去，提拔了，债务留给下一任或下几任。还有产能过剩，邯郸市有38个钢铁厂，邯郸的武安县就有18个钢铁厂，每个镇都有钢铁厂，因为每个镇要自己的税收，有条件的都要上。不是地方政府竞争，企业可能在一个县建18个钢铁厂？但你只批评地方政府也不行，很多年前我就和地方领导说过，能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提升经济的效率和质量上来，不要单纯追求GDP。他们说你来干，也得搞GDP 。现在又出现什么情况？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省份，又开始党政工团齐动员，去拆钢铁厂、水泥厂，以便完成上级下达的压缩过剩产能指标，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上写的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相距太远。我不否认地方竞争曾极大地促进了GDP总量增长，但现在要认识到它的弊端。比如说割裂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地出台鼓励本地企业的优惠政策，搞地方保护，地方政府可以下文件，要求喝当地产的酒，用当地产的汽车，甚至纪委发文件去监督执行这些地方保护的规定。刚才重恩教授谈到法制，在地方GPD竞争的大环境下，如果发生了跨地区的经济案件，各地法院在地方领导的授意下，都要保护本地利益，难以做到依法办事。还有前些天的昆山爆炸案，媒体上反映昆山市有大标语，欢迎到昆山来剥削。我在西部某省看到沿街贴的大标语“上大项目不怕说三道四，招商引资不怕低三下四”。向谁低三下四？谁投资向谁低三下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长期向资本倾斜，这也是造成现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严重失衡的重大原因之一。还有生态破坏，一些污染大户就是当地的一把手工程，环保局长只好为虎作伥。我认为，十三五时期不坚决改变地方经济竞争的局面，很多中央政策根本落实不了。

　　我曾提出十三五规划要重点研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涉及到一系列问题，首先要取消地方GDP考核， 31个省市区全部取消。2010年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也这么讲的，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我认为应当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评价指标，而不是人均GDP趋同作为区域协调的评价指标。基本公共服务不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内的均等化，是指全国而言。这样，就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关系，并相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具体标准地方自己定，收入好的可以把基本公共服务搞得更高，使我们二次分配加大了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我刚到四川西昌调研中小学教育问题，仅四川省内，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中小学校的基础设施就有天壤之别。我问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不是早就落实了吗，怎么还是4、5个学生挤一张床？得到的回答是国家资金到位了，但县里缺配套资金。

　　刚才重恩教授说，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98位，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靠商，更靠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营商的环境我看是全世界第一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地方政府能有中国这么大的经济权限。但这一做法造成的诸多问题现在无法回避了，如果地方政府仍然像公司一样竞争，中央的诸多改革措施无法落实到地方，如果GDP再靠地方竞争保持高速，那就很危险，早晚崩盘。过去保8%，现在保7.5%，我不知道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平均7%的增长速度还算不算数？

　　最后，受中国经济50人秘书处委托，我代表50人论坛，对新浪财经网、万达集团、农夫山泉，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一届长白山论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