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再递申请书：要求东阳公安局整体回避诬告案
图为吴英在庭审现场。(图片来源：资料图)【推荐阅读】
吴英案“诬告”风波持续：办案机关是否应整体回避？
东阳公安与吴英方辩护人持两种法律意见，法律界人士也有截然不同观点。
本报记者 李伊琳 上海报道
一度趋于平息之态的吴英案，再次出现悬念。8月18日晚间，21世纪经济报道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吴英父亲吴永正已经移交到金华看守所关押，而吴案委托代理人蔺文财则无新消息。但至截稿时，东阳官方未回复是否采取后续司法措施。
8月14日，吴英又一份“回避申请书”被代理律师朱建伟带出看守所，并向东阳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递呈，要求东阳公安局整体回避吴永正等人涉嫌“诬告、陷害东阳市副市长陈军”一案。
吴英案“诬告”风波，是因一纸“情况说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总共不到百字的情况说明，被吴英的委托代理人蔺文财带出浙江女子看守所后，卷起了一场舆论风暴。由此，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代理人蔺文财双双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刑拘，迄今已超过20天。
吴英的前一份“情况说明”，是要求东阳市副市长陈军回避吴英集资诈骗案的资产处置小组组长。此次，吴英又一纸“回避申请书”，要求东阳市公安局整体回避。
两场“申请”
“我们调查到的情况，目前根据规定虽然无法公布，但可以肯定告诉你，吴英不存在诬告。”8月18日，吴英的代理律师之一朱建伟语气肯定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称自己调查到的有力证据，只是暂时不便公布。
吴英案近来掀起的“诬告风波”，呈原被告“对掐”之势。目前，最尖锐的一点就是，东阳市公安局对此案的承办，是否应该回避。从案发至今，东阳市公安局介入办案，成了遭受质疑的要点之一。
吴英、吴永正、蔺文财三人的代理律师称，首先是时间节点的不合理性。
吴英的委托代理人蔺文财从北京到杭州，7月22日在浙江省女子监狱会见吴英，带出了一份由吴手写并摁有手印的“情况说明”。蔺文财将这份说明向东阳市政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要求陈军回避的申请，且将此份说明给多家媒体，并被陆续报道。由此惹起了一场舆论风暴。
7月26日，陈军向东阳市公安局报案，并被受理。东阳公安从这个时点上开始介入，办案的速度惊人惹来质疑。立案后，对蔺文财启动了网上追逃。
7月29日傍晚，蔺文财和吴永正被东阳公安控制。
7月30日，东阳市公安局对上述两人做出刑事拘留的决定。7月31日，吴英家属收到吴永正被东阳公安刑拘的通知书，整个过程不到一周。
此后，东阳公安启动了跨省对证人进行问询，其中包括多家媒体记者。
吴英的代理律师朱建伟认为，这主要是两点关键之处动机明显，一是此案目前的受害方是东阳市副市长陈军，而陈和东阳市公安局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这相当于下级给上级办案，不得不让人怀疑公正性。”
因此，朱建伟等律师要求东阳警方主动整体回避：吴英代理人蔺文财和吴英父亲吴永正涉嫌诬告陷害罪一案，应改由异地公安机关侦办。
另外吴英方面认为，蔺文财作为吴英申诉案的代理人，身份相当于辩护人，参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故东阳市公安局同样应回避此案。
再呈“对掐”之势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联系东阳公安法制处查询此事，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回答，建议记者向律师咨询。
一份《关于管辖权异议的答复》书显示，东阳警方给出的答复围绕两方面。一是认为要求东阳市公安局因与陈军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予以回避，无相关的法律依据。另外，蔺文财不具备律师资格，不符合辩护人的条件，无需由异地办案机关侦办。因此，东阳公安不予采纳吴英方提出的回避申请。
实际上，在诬告风波之前，双方就曾“对掐”。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曾有过报道。可以佐证的新资料是，在蔺文财和吴永正被刑拘之前，也就是在陈军举报蔺文财、吴永正涉嫌诬告陷害的次日，蔺也向东阳公安举报陈军利用公权力“诬告、陷害”他，并要求东阳公安立案调查。
一份出具日期为8月8日，编号为“东公刑不立字［2014］01”号的东阳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显示，蔺文财在7月29日，向东阳市公安局控告陈军“诬告、陷害”一事，后经东阳公安审查后认定，“陈军没有犯罪事实”，依法决定不予立案。
当天下午，蔺文财即被东阳公安控制。
而此次，针对东阳公安是否应该回避，又掀一轮对掐态势。吴英方要求东阳市公安局予以回避的申请被拒后，并不善罢甘休。
8月14日，吴英及其他两名涉案人的代理律师向东阳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递交“回避申请书”。朱建伟称，此份申请书已经寄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东阳市检察院核实此事，相关工作人员称，至今没听说过有收到任何关于吴英案的司法材料，自己对此也并不知情。
“回避”争议
至于东阳公安在此案中是否应该回避，正如前述东阳公安与吴英方辩护人的两种法律意见，法律界人士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由公安部公布，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章 “回避”中的第三十条第(四)款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比较符合此案解释。
“其实公安的回避与否，取决于这个案件的办案人员有没有存在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如果副市长和公安人员有亲属关系，这根据规定要回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丹红认为，“但像他存在隶属关系，则要整个公安机关回避，这在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
“而且，像这种情况申请回避，也不会被批准。根据这个逻辑，涉及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案件本地的办案机关就没法办理了。”吴丹红认为，陈军副市长的身份不在此案的回避之列，除非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和陈军存在某种直接的联系，且这种联系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
“虽然没法条明文规定，依法理要回避。”律师斯伟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章“回避”解读，“我国法律规定机构回避，如东阳公安局受市领导领导，因此是有利害关系的，符合28条第四款的立法精神。”
斯伟江认为，法律虽然没明文规定机构回避，只规定人回避，但如果所有人都有关系，就需整体回避，司法实践做法是上级指定其他地方办理。此前，“温州纪委和於其一案”由浙江省级机构指定温州之外的区域衢州的办案机构承办，属同一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