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南海座谈会的专家如何看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吴思

　　长期调结构的目标并未改变，短期内也未放弃经济增长底线。微刺激与改革并行，成为宏观调控新常态

　　7月8日和7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建议。

　　王战、刘世锦、李扬、林毅夫、胡鞍钢、樊纲参加了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分别就国际经济形势、推动经济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强化金融工作、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经济治理等谈了看法。

　　李稻葵[微博]、宋国青、赵晋平、刘胜军[微博]、柴强、刘迎秋等参加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分别围绕宏观经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房地产、民营经济谈了看法。

　　按照往年规律，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已于7月16日发布，此后即将召开中央政治局年中会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并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

　　是否触及或穿破底线，是政府会否出台刺激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目前判断，整体经济还没有触及底线

　　重申经济增长合理区间

　　李克强在座谈会上提到了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即保持经济增速在7.5%左右，物价涨幅控制在3.5%左右，关注就业、收入等民生内容。他也重申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没有水分、实实在在，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早在去年经济半年报发布前夕，李克强就提出了“合理区间”的含义，但经济增长率的“下限”和物价涨幅的“上限”是多少并未明确。

　　参加两个座谈会的学者对“合理区间”表达过一些判断。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201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在今后一两年完成增长阶段转换之后会进入五年或更长时间的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也就是说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7%左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增长率下限不超过潜在增长率，否则通胀上限就会被突破，依据市场上普遍猜测的增长下限和通胀上限7%和3.5%来看，未来经济可能会同时达到上下限。

　　从保增长与就业角度，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提出经济增速可以往下调一点，定在7.5%。王战在座谈会上表示，原来对于8%的经济增长预期是基于一年需要创造1000万就业得出的，但随着服务业发展，去年7.7%的增速就实现了1300万的新增岗位就业。

　　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则在多个场合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仍会有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中国改革基金会会长樊纲近日也在华侨银行(中国)春天论坛上表示，中国之前两位数的增长并不正常，但还未走完高增长道路，今后几年GDP会保持在7.5-8%。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则在6月份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了其对2014年GDP全年增长7.6%的预测结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GDP 增长7.5%，略好于第一季度和市场预期。这主要得益于出口需求好转和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稳增长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赵晋平在座谈会上汇报了对天津、宁波、北海、昆明4个港口城市的560家外贸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即中国目前实际出口增长形势正渐趋改善，外部有利因素有所增加，但外贸企业转型压力仍然很大。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秘书长柴强谈及房地产问题时表示，现在的房价形势不是拐点，而是正常波动，但房价总体上不会大跌，也不会崩盘。新出炉的数据验证了两位的判断。

　　尽管目前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集中在7.5%，但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报告维持了对今年GDP增速维持7.3%的预测，并预计2015年跌破7%达6.9%，到2018年降至5.9%。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首席代表许思涛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预测结果并非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相反还是比较乐观的。如果中国还继续维持原来那种高速增长，那才真正会让人悲观。经济学人智库“风险服务”高级经济学家Robert Powell进一步解释，一个基数是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以6%的速度增长，其增幅要比一个基数是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以8%速度增长还要大。尽管在经济增速下降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风险，如庞大的地方债、经济泡沫破灭，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6期推出的“年中经济研判”系列报道中指出，是否触及或穿破底线，是政府会否出台刺激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目前判断，整体经济还没有触及底线。

　　宏观调控新常态

　　近期稳增长政策的再度出台也引发了市场和社会对改革与转型的担忧。可以发现，政府长期调结构的目标并未改变，短期内也未放弃经济增长底线。微刺激与改革并行，成为宏观调控新常态，在具体实施中体现为宏观政策行政化和微观化倾向。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表示，要根据条件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步伐，推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 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上坦言，中国经济面临减速，不得不承认中国需要微刺激，而稳经济需要投资。

　　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方面，李克强在座谈会上强调，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定向调控的三大方向为：简政放权营造公平市场环境、有效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刘世锦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建议，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应有机结合，实施“改革式刺激”。“改革式刺激”指的是，符合经济潜在增长率、在短期下滑过快时“托底”而非“推高”、发掘因体制机制障碍而被压抑的增长潜力。

　　央行[微博]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告诉《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

　　对于货币政策，马骏认为，要防止杠杆率的加速上升，引导结构性去杠杆。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部门杠杆过高，但民营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并不高，甚至还有加杠杆的空间。此外要关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问题，一个原因是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导致投资意愿低，第二个原因是存在大量经营难以为继但又不能破产的僵尸企业，尤其是一些地方国企占据了资金。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提高，就可以用更小的货币增量来支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宋国青则在座谈会上指出，扩大股权融资比例是缓解杠杆率上升的唯一办法。他在此前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曾阐述过上述观点，杠杆率是负债总额与GDP的比值，从表面上看，如果把债务压低就可以降低杠杆率。但实际上过去两年也一直在提去杠杆化，而杠杆率的上升速度在过去十几年里是最快的，也就是说债务即使减少杠杆率也可能进一步上升。一个解释就是债务压低后货币增速随之降低，导致通货紧缩，通缩对经济也是有负面影响的，最终GDP下降幅度要大于负债下降幅度。问题就在于目前社会融资总额基本上是债务融资，股权融资比例极小。

　　财政政策方面，马骏建议，为化解地方债风险，应建立一个以市政债为基础的地方债务融资体制来取代地方融资平台。并推动地方发债的配套改革，如发债的地方政府编制并公布全口径地方资产负债表，以提高财政透明度和预算约束。

　　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方面，李克强在座谈会上强调，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

　　长期看改革

　　在7月8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李克强在7月15日的座谈会上强调，体制机制也是重要的“资本”和红利，通过深化改革搞活体制机制，将产生巨大能量。

　　两个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均强调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转方式、调结构，几位与会学者也都对中国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有着自己的认识。

　　李稻葵在6月份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稳增长政策只能在短期发挥效应，有关中国经济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改革方略尚未完全落实。不仅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打破垄断、简政放权等改革项目尚未完全落实，许多各级政府官员应该主动去创新试验的改革项目也并没有推行。

　　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战在上海小组讨论会上就曾向习近平汇报有关深化改革的研究成果。王战根据上海社科院春节前对139位国内外专家所做的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对过去3个月国家出台的12项改革中有7项评价良好，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党风廉政建设、单独两孩、废除劳教、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成立上海自贸区；也有反应落实不佳的，比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关于改革时间表问题，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336个改革项目，王战认为，一下子推出会造成“交通拥堵”，要按照先易后难原则、最大公约数原则、瓶颈原则安排改革事项，分阶段推进。

　　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价格体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打破垄断、简政放权等改革内容则是这些学者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6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是统一互补的，且“两只手”优于“一只手”。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关系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的作用少一些。林毅夫近期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座谈上也表示，市场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正如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在《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4期对本刊记者所说，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是一场自我革命。官员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可能像过去那样再次流于形式。

　　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在座谈会上建议政府要改革财政收支方式，把更多自主权让给企业，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刘胜军则提出，要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放开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领域的行政壁垒，给市场资金更多出路。

　　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刘胜军在座谈会上说，民企对混合所有制还存有顾虑，一是政府拿出什么东西来混合？二是民资能占多大比例？三是“联姻”后会不会受到行政干预？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市场中的“中性化”身份，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