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畅谈高质经济“新常态”：房价将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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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7月公布了6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整体来看6月同比虽继续上涨，但环比却呈持续下降趋势。从数据可看出，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中，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个数分别为55个和52个。而此前多地房价出现下降态势，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房价也出现松动，人们由此推测中国房价已达到价格拐点。
姚景源开启“我们的时代—我看中国经济”第五篇，针对当前热门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房地产”和“混合所有制”等话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与新浪财经独家对话时表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成问题，且认为房价逐渐回归“新常态”，并建议混合所有制的进一步推进必须以“自愿”为前提。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不成问题
新浪财经：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的时候提出了新的常态这个概念，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常态化的概念？
姚景源：所谓“新常态”就是说中国经济进到一个主要依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来支撑增长，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支撑这个增长，依赖劳动者素质提高来支撑这个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今后这个常态我们看到的是它和过去有别的。就是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高速度，那么要把它转到一个中高速度，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高速度的这种支撑力是源于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经济运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源于我们结构的优化，源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这应当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和以往三十多年的增长和发展相比我们所进到一个新的常态。
新浪财经：您认为这个常态下的经济增速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
姚景源：中国经济无论从它潜在的增长力，还是它诸多的基础性的条件，它还会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所以，我还是坚持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应当讲还是不成问题。我们更多的气力，我始终强调我们不是个增长速度问题，我们还是一个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努力去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
新浪财经：比如说在质方面，我们去做一些结构转型或者发展消费主导型社会的经济，您看来目前有人说微刺激，或者过去的四万亿也好，这种刺激到现在为止还能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姚景源：从经济学原理上讲，任何经济政策它都有两方面，所有的经济政策它都有副作用。当我们针对宏观经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采取宏观调控这样一个政策措施。这个政策措施我们一定要看到两方面，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熨平周期，应对困难，应对挑战。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有副作用，比如我们现在看中国经济正处在对以往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的一个消化期。在这个消化期我们确实看到我们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对于经济政策来讲，我讲有副作用也是正常的。就相当于我们人一样，说我们人有病你需要吃药，但是你看药品说明书或者你请教医生，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只不过我们有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吃药把病治好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解决副作用。当然我们应当尽可能的去避免刺激经济政策的副作用，应当让它能够尽快的得到消除和化解。
新浪财经：比如说现在这种投资是否应该加码呢？或者比如城镇化新的一些制度上的政策会带来投资的驱动，您认为这个投资的步伐是不是应该减缓呢？
姚景源：中国经济，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我们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就是说我们大家看中国经济，我们讲它增长方式问题，我们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你靠出口来拉动，过度的依赖出口，就导致了国际上世界经济周期性就会大幅度的影响我们自身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依赖投资的话也有问题，就是投资它有两重性，一方面投资它可以拉动经济，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都是当它在投入的时候，它拉动经济增长创造需求。但投资总有完成的时候，一旦投资完成了，它就由原来在投入的过程中创造需求它转化为创造供给。所以，一个国家要是长时间大量的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那么它必然的就是一方面它能够比较大幅度的去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要形成大量的生产供给能力，当大量的生产供给能力形成之后，我们的消费上不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面对一个局面，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经济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产能过剩，而且产能过剩的局面应当讲是比较严峻，这种局面它也和我们过去长时间的过多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增长方式有关。
新浪财经：在您看来，比如说这种城镇化或是其他的制度所带来的这种新的一轮城市基础建设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好，这种投资是否还是意味着中国某种程度上还是依赖着投资，比如说消费型社会，其实我们都提了很多年，但是并没有很好的去实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姚景源：中国就投资来说，我们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间还有着一个了不得的空间，我们知道投资它重要的比如说第一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基础设施我们现在看，尽管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我们是成就辉煌了，但是我们还是远远不足，我曾经讲我说我们学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讲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克强总理再三强调我们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所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还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讲我们城市基础设施，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城市多数城市逢雨必涝，包括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一场暴雨居然可以出现淹死人的这种状况，说明我们这个城市地下的排水管网系统不行。所以，克强总理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和部署我们城市地下管网设施，我们看国外的大片儿，你看法国、巴黎的下水道可以打枪战，我讲我们有的地方下水道连狗都钻不进去，基础设施远远薄弱，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今后应当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广阔的空间。正像你刚才讲到城镇化，如果我们中国的城镇化扎扎实实，我们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上千人进到这个城市里来，那显然他们不仅仅是需要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完善的话，我觉得对于拉动中国经济是一个了不得的空间。
统计差异因样本不同
新浪财经：您是做了很多年统计数据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比如说统计数据的差异性，比如国家版本和地方版本各不相同，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为什么这种数据差异会这么大，到最后大家争议还是这么大。
姚景源：这个差异是正常的，有些人他可能不了解，这个差异首先是源于我们统计体制，因为我们国家统计体制，国家统计局负责全国的宏观数据统计，省一级的统计局负责省以下的它的统计，大家采取不同的样本去计算。所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儿不是从地方统计局相加平均得出来的数，它完全是依赖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宏观样本量去进行测算。至于国家和地方不一致的话，这不在中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因为样本量不一样。
比如还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工业统计，现在中国的工业已经出现了集团化，甚至跨省跨区域去经营，可能一个公司的总部是在它的省会，但是它的企业遍布其他一些市，甚至出了省。所以，这样的话在地方这个统计当中就容易出现重复计算，但是对于国家统计局来讲，它只统计母公司，就是总公司，它不管分公司如何。
我曾经讲我们的农业产量，一般人他不知道，他以为中国的农业产量是乡报县，县报市，市报省，省再报到中央，不是这么报的。农业的统计是怎么统计的呢？我先用卫星遥感测出地面的播种面积，这个误差率是很低的。我在测算出地面的播种面积之后，然后我在全国采取抽样办法。比如我抽800个县，这800个县有国家统计局的直属的调查队。这个调查队在每一个县他再抽出一个乡，一个乡再抽出一个村子。到这个村子再随机的抽出这个村子里一平方米的耕地，然后把这一平方米的小麦割掉，然后用人工的办法来数这一平方米小麦有多少棵，再来查一棵麦子有多少粒，再算出一千粒麦粒有多重。然后我用一些数据一推就算出来了，实际我操作量在全国就是800平方米，但是我最终的数据就算出全国粮食总产量。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干的，不是村报乡，乡报县，很多人他不知道。
当然还有一个现在的误差就是出口，我们国家的出口我们有海关。我们出一美元，进一美元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省和省之间没有海关，所以省和省之间物流、商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更多的是采取估算制，这显然也会有误差。但是我觉得这个误差不是主要的，因为宏观调控的权利是在中央。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是能够保证为中央政府确立科学的决策。那它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统计结果上我觉得就不会有问题。
“微刺激”并非滴水漫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