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眼中的城市

　　上海是不是“我的城市”

　　他们画出的“城市”里有学校、小卖部、小山小河，却没有自己的家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 陶文静/上海报道

　　下午4点，复旦大学远征社的志愿者张熹要去看看自己入户辅导了两年的“农工孩子”们。

　　他从学校后门出来，沿着一条繁华的小吃街骑行不到5分钟，就到了孩子们住的叶氏路口。再往前，就是五角场城市副中心。

　　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可能很少注意到，这个不到两米宽、摆满三轮车的弄堂里，挤住着几十户人家，大都是老人和外来打工者。低矮老旧的平房和二层小楼，被周围林立的商铺、高档小区所遮蔽。

　　早在2006年，住在这里的孩子就曾被《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为“城市中的小候鸟”。几年后，“定居”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多，仅上小学的孩子就有20多个。

　　“我是上海生的”

　　拐进弄堂十几米是小杨(化名)家的杂货店。看到正在门口打麻将的杨家妈妈，张熹问了问这里即将搬迁的情况。10岁的小杨在一旁看店，见有人来买“上海烟”，他麻利地接过钱，站上小板凳，从货架上拿烟递给顾客。

　　小杨的家已经搬过七八次，“就是拿着你所有的东西去别的地方住。”

　　张熹问起小杨哥哥的情况。为了能参加中考，杨家的大儿子在今年年初时，独自回老家再读一遍初二(上海与老家的教材、考试内容有很大差异)。

　　在外十来年，老家已经没什么亲戚，大儿子一年3万多元的寄读费用，用掉全家一半多的收入。

　　对老家，小杨只有模糊的印象。他会昂着头坚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上海生的”，但也会因哥哥的返乡而说自己是“安徽阜阳人”。再问他老家具体的地址，他就答不上来了。

　　那个老家，小杨只回去过一次，“路灯少一些，晚上黑，会害怕。”

　　对于“上海”，小杨并不清楚家和学校之外的地方。他就读的学校曾组织去东方明珠、南京路，在他10岁生日时，爸爸专程带他去了一趟金山的城市公园。可小杨说，这些“上海的地方”他都不喜欢。

　　“上海是什么样子”

　　5月10日，“母亲节”前一天，远征社组织了一次特别活动。这个2006年成立的学生社团，为周边居住的80多名“农工孩子”提供长期免费的功课辅导和活动陪伴。

　　当天，二十几名参加活动的孩子用简单的画具画出“我眼中的上海”。

　　有些孩子很快在画纸中心勾勒出东方明珠的轮廓，附带一道黄浦江，蓝色的波浪像是海，甚至还有添上几只海鸥的。也有不少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务难住，习惯性地先涂上些花草，不停地问“老师”和同学：“上海是什么样子？”

　　据志愿者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大都住在五角场商区周围散落的小型“农工区”，父母多是附近高校的校工或商贩，居住地很不固定。

　　父母在附近商场或者工厂做工的孩子，生活条件稍好一点，可以租住在老式的工人小区里，但忙碌的父母基本上没有精力和财力带孩子出去游玩。这些孩子虽然住在中心城区，但对“上海”的印象，却主要来自学校的参观活动推送到他们眼前的那个“上海”。

　　大多数完稿的画面上，东方明珠和高楼成为“上海”的代表，与承载了许多历史的老外滩相比，对岸更高、更炫的陆家嘴天际线，更被孩子们青睐。

　　两个男孩说，“上海就是要高楼林立”，“更繁华”，“跟老家不一样”。即使这些孩子出生在上海，老外滩和城市规划馆看到的那些历史，和自己并无太多关联。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感慨于孩子们的城市印象过于“片段”。“如果是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环境下，孩子的印象会更完整、更具体。而这组孩子的城市印象，更多来自地标和高楼这些强刺激，对城市多元的功能了解十分有限。这反映出他们是在十分动荡的氛围中被动接受了这些图景。这些高楼体现出的是冷漠的距离感，没有交往的状态。”

　　张松告诉本刊记者，这样的城市体验，显然不能提供定居感，也就不能引发归属感。

　　“他们看到的也许是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就在远征社活动的前一天，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孩子们，也画了一幅“我的城市”。

　　这是一家致力于改善在沪外来工子女课外教育环境的草根公益组织。

　　虽然楼房和汽车仍是主角，对环境的普遍关注却成为久牵孩子笔下的重要城市主题。这既来自久牵的课外教育，也与孩子们的生活直接相关。

　　参加此次活动的孩子大都住在浦东新区唐镇的城乡接合部，地铁和城市建设已经延伸至这个区域，孩子们居住的“民工村”成为城市剧烈变动的最前沿。

　　来自安徽的彤彤(化名)觉得城市里“到处都是污染，河面都是垃圾，地下都是泥土和砖头，还有工厂排出的黑烟，污水让人感到恶心”。而一些生在上海的孩子则更羡慕市中心的小区和公园里的绿化，“我家这边树和花都太少了……”

　　在2012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我国城市流动青少年权益状况调查”中，数据显示，大多数流动少年儿童生活的社区环境较差：39.8%缺乏安全感，59.8%反映卫生环境差，50.5%反映社区没有工作人员管理，38.9%反映社区公共设施破损。

　　用久牵公益的创办人张轶超的话说，“他们看到的也许是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画中上海不见“人”

　　张轶超记得，几年前久牵的孩子们所画的上海，大多也有“东方明珠”。那个时候，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去“城里”玩，对“市中心”的概念十分模糊。

　　上海浦东新区“乐群社工服务社”的左桂娟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2008年儿童节，乐群社曾组织民工子弟学校的80多名学生参观南京路和外滩，一些孩子惊叹：“原来上海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已经在上海上过好几年学的孩子，大部分没有到过市区。

　　正是那一次的发现，触动乐群社展开了一系列的“家在上海”活动，带领初入沪上的孩子参观主要地标和文化场馆。

　　2008年以后，更多外地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各种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也愈发意识到“城市融入”的重要，纷纷开设课程、组织参观、教说沪语，城市的模样在孩子的眼中更加清晰。

　　即便如此，孩子们今天所画的上海中，仍然很少出现“人”的身影。张轶超的解释是——可能“城市给孩子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不是这里的人”。

　　无论在市区还是城郊，即使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孩子，也很少会有上海本地同学。小杨的班上只有两个“上海同学”，到了初中，他们都会被编进“上海班”。浦东唐镇的彤彤说，自己学校2000多人中只有十几个“本地人”。

　　许多孩子认识的上海大人，或是“卷着头发”的房东阿姨，或是不说普通话的“老奶奶”。至于市中心，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很匆忙”，“应该是都穿着西装”。

　　“我的城市”和“上海”是什么关系

　　在张轶超看来，孩子们眼中的“上海”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上海，意味着体面的生活、舒适的享受。他们对这个“上海”的向往甚至远超过父母。

　　另一个层面是地理意义上的上海。孩子们之间会比较自己是“住民工房”还是“住小区”的。到了小升初时，很多孩子会突然发现自己也许只能进最差的学校，也无缘参加中考。

　　“我的城市”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让许多孩子迷惑。

　　在他们笔下，“我的城市”里有学校、小卖部、小山小河，却没有自己的家。东方明珠所代表的那个“上海”，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浮在云端，或者根本不再出现。

　　已经上初三的小俊(化名)在“久牵”已经有6年时间，俨然一副小助理模样的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久牵就是学校和我家之外的那个世界，是我连接上海的那条数据线。”

　　在本刊记者看到的60多幅流动儿童的“城市”画像中，只有小俊的画中既有上海，也有自己。

　　她先在画纸上涂满灰蓝底色。“然后是大吊车，因为上海总是在盖楼。远处是东方明珠、高楼，旁边的小区比较模糊。坐在墙上遥望的是我自己。后来发现整幅画颜色太暗了，所以加上了彩色焰火。”

　　一个月后，小俊即将初中毕业。16岁的她已经过了返乡重读初三以应届生的身份参加中考的年限。她在上海报考职校所需要的证件目前还有一些问题。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的她提到这些，神色有点黯然。

　　他们，中国城市的未来

　　每10个在上海生活的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

　　每10个在北京和浙江生活的儿童中，有3个是流动儿童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陶文静/上海报道

　　城镇化大潮中，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

　　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全国共有18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与此相应，18岁以下城乡流动儿童为3581万。

　　两类儿童数目相加，考虑到持续增长趋势，中国目前有近一亿儿童正被卷入城镇化大潮。

　　“城市生活儿童”已成全国性政策问题

　　从地区分布上看，有1/3的孩子经历了较长距离的“跨省移动”，“向东走”的趋势仍在强化。

　　广东省的流动儿童总数达434万，远高于其他省份；随后的浙江、江苏两省，也因拥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而吸纳了超过200万外省孩子。北京、天津、上海的流动儿童90%以上都是跨省移动。

　　具体而言，每10个在上海生活的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每10个在北京和浙江生活的儿童中，有3个是流动儿童。

　　部分“成长中”的中西部省市也成为儿童流入“大户”。四川、山东、河南、福建的流动儿童都超过15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城镇儿童中所占比例异常突出，如宁夏、新疆接近四成，青海、贵州约35%。流动儿童的接收与安置，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城市政策问题。

　　城乡流动儿童在户口登记地以外地区“流动”的平均时间已达3.74年，7~14岁流动儿童中约1/3流动时间在6年以上。

　　此外，0~6岁流动儿童，自出生以来有一半以上时间在现住地居住。越来越多的孩子已经没有老家生活的经历和记忆，成为文化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儿童”。

　　不能上学的孩子有200多万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中规定“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两为主”的政策基础得以奠定。

　　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出教育经费预算，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公用经费”。

　　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与2005年相比，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共增加347万，增幅为30.83%，大部分适龄流动儿童有机会在校学习。

　　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不同地区对这一方针的推行存在诸多差异。

　　长期研究农民工子女权益的复旦大学博士熊易寒向本刊介绍，在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投入方面，一线城市中上海做得较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生均经费约5000元，大部分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即使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可以得到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认为，“两为主”没有全面到位，全国尚有2.94%的适龄流动儿童还不能接受义务教育，“有200多万”。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实现“两为主”的比例达到80%，分布却不均衡，中小城市可能已经到90%甚至100%，但是一些大城市还差得多。

　　变形的亲子纽带

　　而由于遭遇较大环境压力，移居家庭中的亲子纽带可能变形。

　　2013年广东省妇联与广东省家庭教育学会合作完成的一项关于“广东省流动儿童家庭状况”的调查显示，有1/3流动儿童家长每周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足7小时，有一部分甚至不到1小时，仅1/10左右的孩子表示父母会经常带自己出去玩。

　　学校的纽带同样“不够稳定”。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明华对哈尔滨地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研究发现，作为城市稀缺资源的一流名校(重点小学)只招收有城市户籍的学生；一旦某所小学聚集了较多的农民工子女，已有的城市学生会纷纷转走，逐渐地，这所小学就成了“全国招生的农民工子弟校”。

　　“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都属于穷人，他们可能遭遇双重歧视：一是对其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歧视，二是对其经济地位的歧视。”熊易寒说。

　　看得见的天花板

　　“熟悉的世界、陌生的社会”——这是一份针对南京流动儿童城市认知的调查报告所作的结语。

　　在这群“习惯把自己看作异乡人”孩子眼中，所在城市里的种种区隔，是一层层“看得见的天花板”。这不仅体现在“城中村”这类物理空间的隔离，还可能内化于成长的每个环节。

　　华东理工大学流动儿童研究专家曾守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农村流动儿童的入学准备大都不充分。

　　大龄儿童的出路瓶颈则更为“可见”。段成荣的研究显示，无论家庭经济条件、阶层地位，中考和高考报名条件中的户籍规定，即便是经济条件很好、社会资本充足的家庭也难以跨越。部分儿童成为童工，也引发了14、15岁流动儿童辍学增多的连锁效应。

　　最值得的一笔人力资源投资

　　自2012年起，在住建部城乡规划司的支持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20个调研组、90多人，对全国不同地区20个县(市)进行了深入调研。依托此项调研形成的研究报告提出，2012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较2011年减少345万人，20多年来首次出现绝对量的下降。

　　而0~14岁人口是未来新增劳动力的主力，是中国未来20年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表示，结合全国留守、流动儿童的总体规模和分布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善待流动儿童，给他们充分的发展空间与扶持，是日渐老龄化的城市中国最值得投资的一笔人力资源。从这个层面而言，这些孩子，关系着中国城市的未来。

　　流动儿童就是“城里娃”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

　　对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70.3% 的人只流动到过1个城市，

　　更换过3个及以上城市的人仅占3.77%。

　　这些人不会来回跑，因此必须对流动儿童有长远的安排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陶文静/上海报道

　　如何从流动儿童的成长状况和权利保障的角度，来理解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与现实？ 2005年和2013年两次全国大规模留守、流动儿童调查的主要承担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流动儿童”的提法已不适用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了由你参与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关于这个课题有最新的研究进展吗？

　　段成荣：目前我们主要在“新生代的流动人口状况”、“异地高考”等专题性领域方面完成了一些研究。

　　我们发现，“流动儿童”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传统的理解，通常假定他们都是“在老家出生，再到城市里来”。这些年我们观察到，城里生、城里长的孩子在增多。这一轮调查发现，这样的“城里娃”占到1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52%~53%。

　　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城里娃”。这种特点决定了我们对于流动儿童问题在制度上的一些安排，与今后的现实有很大偏差。

　　之前的一切设计，包括各种教育政策，都没有来得及做让他们长期扎根的准备，在出发点上就有偏差，今后这个矛盾会更突出。

　　分级分担流动儿童教育经费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提出流动人口受益者的结构问题，在流动儿童方面，是否也存在相应的受益和责任结构？

　　段成荣：流动人口带来了劳动力，带动了经济发展，所以首先国家要承担责任，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要承担责任。

　　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是务工经商，儿童更多的是伴随性的。儿童的融入，最核心的就是教育问题。

　　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战略，在“市民化”部分对流动儿童的问题有特别好的提法。原来的城镇化战略中，讲到子女教育问题，位置一般靠后，而这次放在第一位，这显示了政府承担责任的决心。

　　《瞭望东方周刊》：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城市融入？

　　段成荣：目前针对“义务教育”以及“义务教育后”——也就是大龄儿童的教育，各省对于省内流动的孩子已经作出种种安排，但在跨省这块缺口仍然很大。下一步跨省的工作肯定是重点。

　　我们有个流动儿童教育的分级建议：跨省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各省承担省内跨市的流动儿童教育经费；再由各市把市内跨县的部分管起来，逐级分担。

　　一些大城市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态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明显在推卸责任，这跟财政负担有一定的关系。

　　东部吸力仍大，中西部整体规划须有预见性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的调查显示，部分中西部省市流动儿童的流入也出现增长，今后流动的地区分布，是否可能向中西部转移？

　　段成荣：“向东流”这个整体趋势还没有明显变化，发展机会比较多的沿海城市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部分中西部城市，如成都、重庆，有异军突起的现象，需要尽早准备。

　　无锡、重庆等地，十几年前就提出把流动儿童纳入到当地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许多大城市做得不够好，不愿意承认有这么多流动人口，所以也不太愿意做教育资源安排，总是强调教育资源不足。

　　一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对人口的流入要有预见性。我们在2013年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学生学籍转接提供便捷服务。

　　对流动儿童要有长远安排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义务教育，这些孩子还有哪些“城市融入”的需要？

　　段成荣：除了义务教育，流动人口子女“两头”就学难题突出，接受学前和高中教育比例偏低，延迟义务教育现象普遍。

　　各级政府一定要做好全面承认、接受这些“城里娃”的准备。

　　之所以叫做“城里娃”，是强调两点：第一，他们不愿意走，城里就是他们的家；第二，他们也不可能走。

　　人们习惯认为流动人口居无定所，但事实上，无论是流动人口整体，还是近年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居住都相对稳定。

　　近期我们对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70.3% 的人只流动到过1个城市，更换过3个及以上城市的人仅占3.77%。

　　这些人不会来回跑，因此必须对流动儿童有长远的安排。

　　2013年是我国“异地高考破冰之年”，12个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但你知道一共多少人参加了异地高考吗？4144个。

　　最近我们得出了全国异地高考需求相对准确的数字，每年18万人。4144对比18万，差得太远了。

　　2012年教育部曾出过文件，强调加快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国家要划出基本的政策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