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 最大难题在分割行政权力

2014年05月15日 15:43  《小康·财智》  收藏本文     

  京津冀投资障碍与商机

  文|《小康·财智》编辑

  自2月26日习近平主席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各方动作频频,各种重磅消息接踵而至,京津冀一体化也由此驶入快车道。为什么过去十余年京津冀一体化一推再推却一直原地转圈?体制制约、行政壁垒、产业悬崖,真正的拦路虎究竟在哪里?如今,三地四方已经为京津冀的发展描绘了一个更具想象空间的未来,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让想象变成美丽的现实?

  京津冀再出发

  多少年来,山河依旧,这一次会是真的吗?京津冀重整旗鼓再出发,人们充满期待与不安。

  文|《小康·财智》记者 刘彦华

  这一次,京津冀一体化似乎要动真格的了。

  政府高层密集调研,200多家北京企业外迁……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以来,各种重磅消息接踵而来,原地踏步十余年的京津冀一体化也开始步入快车道。

  中央决策层的垂注和亲自擘划确实带来了很多希望,不过,深感京津冀一体化错综复杂的人们心中依然还留着诸多问号。多少年来,山河依旧,这一次,它又将从何处发动?“一亩三分地”如何打破?抱团、共赢怎样才能落到实处?

  不只为北京

  “京津冀一体化就是好的留在北京,差的给河北。”4月13日,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参加清华经管学院30周年院庆活动时有感而发。

  事实上,这不是一家之言,很多河北人都有一种“为北京无私奉献”的吃亏心理,“清水送北京,风沙留河北”、“大树底下不长草”这样的段子在民间广为流传。地缘相接,人缘相亲,京津冀历史上原本是一家。但如今,北京、天津,一个首都,一个直辖市,面对这样两个近邻,在地区发展中,河北难免在政策上要吃亏。

  近日,谈及京津冀一体化问题,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做出公开表态,“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演好什么角色。”

  此言一出,立刻在百度贴吧河北吧里引起一片热议。有网友称,“为什么河北一定要服务北京?”也有网友强烈要求,“服务可以,但不能是无偿服务。”

  对此,多位学者呼吁人们正确理解一体化,京津冀三位一体,合则三利,分则三伤。在他们看来,北京治疗“大城市病”,天津希望可以产业对接,双城互动,河北想要拿项目谋效益,这都必须在京津冀协调发展这个大框架下才能真正实现。

  尤其是河北。有学者分析称,从目前的情况看,此轮一体化将不再是发达地区吸取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巩固垄断这种模式,而是京津冀三地立足比较优势,分工合作,抱团发展,河北将是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

  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被视为中央的“一号工程”,在学者们看来,其背后更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无论是从区域角度还是从推进城镇化角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都可以称得上是头等大事。”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看来,一方面,中国正在将北京建成世界城市,扩大北京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这必须强调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全国几十个城市群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极为相似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希望可以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为其他城市、区域发展提供成功模式和制度性探索。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则认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也是打造以创新为特征的中国经济第三极的必然要求,“珠三角和长三角在我国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我们现在培养起来的创新能力还不够,京津冀地区有这么多院校,有高新技术转化的福地,它的发展应该区别于已经发展起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培育我们创新的能力。”

  原地转圈的冲动与纠结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个老话题。1982年,北京市第一次做城市规划,首次提出了“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后来,由“首都经济圈”变成了“大北京”;再后来,又由“大北京”变成了“京津冀都市圈”;如今,又变回了“首都经济圈”。在这期间,虽然也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提上国家议事日程,但这一概念,移身换形,始终难有定论。

  据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回忆,即便是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地理范围也是一变再变,2006年启动京津冀都市圈规划,范围是2+8,即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唐山、石家庄、秦皇岛、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不包括邯郸、邢台、衡水。2011年开始组织的首都经济圈划定的范围是1+3+6,即北京市加天津的宝坻区、武清区、蓟县3个县(区),和河北的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岛6市。“现在形成了共识,北京+天津+河北全省。”

  一个发展规划,一推再推,但这么多年始终难以成行,京津冀三地融合的冲动和利益取舍的纠结不言而喻。

  人们都在问,障碍在哪里?障碍名目繁多,眼花缭乱,但总结各方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财政收入分配问题。目前中国的财政体制是分灶吃饭,各个省市按照自己的GDP规划自己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而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北京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经济功能逐渐剥离,那么,剥离出去的这部分财政收入如何分配就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

  第二,人员离京难问题。在目前发展情况下,与河北相比,北京在经济、教育、医疗、行政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从而具有极强的人才吸附能力。而这种能力,仅仅通过行政手段是很难与之相抗衡的。例如,北京、天津高考一本录取率分别为24.33%和24.52%,河北省仅为9.03%,家长单纯为孩子考虑也不会轻易搬到河北。

  第三,区域内存在不合理的经济梯度,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城乡之间二元结构明显,导致产业带动能力和承接能力差。用肖金成的话说就是,上海到苏南,到浙江,他们之间的是缓坡,所以产业转移比较顺畅,但北京与河北之间是“悬崖”,中心城市的能量很难辐射和发散出来。

  第四,资金问题。相邻的省市之间有很多共同问题需要合作解决,例如环境问题、交通问题等,这部分资金怎么解决也是个大问题。

  再出发新语境

  三地态度都在变

  不过,这一次,一切似乎都不同于以往。

  2月26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在京举行。据知情人士透露,有两位中共中央常委、6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这对于京津冀区域发展这样一个议题来说,可谓是最强阵容。

  会上,习近平强调称,对京津冀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这也意味着在过去主要由河北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京津冀一体化,现在成为了“国家大事。”

  对此,有分析人士预测,可能会设立三地公认的高层次协调机构,由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同时在国家发改委成立对应司局。

  在通往京津冀一体化的道路上,最大的难题在于跨越分割的行政权力,即便是同属于一个省级行政区的珠三角,在一体化过程也曾多次遭遇一体化发展与行政权力边界难以逾越的矛盾,而鉴于北京是首都,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身,天津、河北与之合作,协调难度自然更大。京津冀重整旗鼓再出发,在很多人看来,一个高级别的协调机构,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在这次座谈会上,京津冀三地政府领导也分别对下一步的打算做出了郑重表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称“要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

  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表示“要扎扎实实做工作”,周本顺的表述则是“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其实,三地领导的上述表态,正是京津冀再出发新语境的真实写照。

  以前提及京津冀一体化,最热心的往往都是河北,北京、天津态度相对冷淡。河北是想要借助京津冀合作谋求自身发展,但却屡屡因为各种原因遭遇碰壁,最终沦为首都的供水、供菜基地和钢铁基地。

  有评论称,这次京津冀一体化能动起来,让北京苦不堪言的雾霾是一大动力。南风吹起,浓烟北上,正是在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高大上的北京才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和河北真的绑在了一起,才有了开放怀抱、拥抱河北的迫切感。

  北京需要河北。当然,河北也需要北京。提及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没有比河北更高兴更积极的了,类似“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声音不断从河北各地区发出。

  虽然周本顺表态称,京津冀一体化,河北要大气,不能小气,但也一再强调河北要把握好战略定位和历史机遇,在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他的潜台词无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河北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必须做好借力京津的文章,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发展的根本还是要放在自力更生上。

  再回到雾霾问题上,近年来河北轰轰烈烈的大气治理行动,对它本身经济发展而言,既是断腕,也是重生——以大气污染治理为抓手倒逼过剩产能退出,借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所以,作为京津冀协调发展重要内容的产业转移问题中,才有了“北京想给的,河北不一定想要”的说法。

  于是,在雾霾笼罩下,京津冀三地突然开始变得平等起来,它无关财税分配,也无关三地竞争。因为三地政府,但凡任何一方有“一亩三分地”的思维,雾霾就难以根治。

  这,便是京津冀一体化能够得以重整旗鼓的意外突破口。

  蓝图变现实

  落地是关键

  如今,三地四方已经为京津冀的发展描绘了一个更具想象空间的未来,但如何让想象成为现实,才是其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对于如何落地,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七条要求。有学者评论称,七条要求针对性很强,让人们豁然开朗,不过,针对这七条要求制定的具体落地政策还需注意尽量不要留有太多的解释空间,以便下一步贯彻落实。

  具体到落地政策,肖金成认为,北京“大城市病”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市规划没做好,单中心城市结构以及“摊大饼”扩张模式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其愈演愈烈。因此,在他看来,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北京的非核心功能疏解问题,需要尽快把规划做出来。“北京保留哪些功能,散出哪些功能,散出的功能又由谁来承接,都将是未来规划协调的博弈焦点。”

  “从地图上看,北京就像河北的心脏,天津就是河北的肺,但行政划分出去后,北京、天津,一个首都,一个直辖市,要想发展只有一条路——合作。”因此,肖金成也非常赞成由中央出面成立一个协调机构,以此提高效率。

  不过,“我们的行政层级本来就很多,如果在两市一省之上再成立一个机构则是又多了一个行政层级。”所以,这个协调机构,他更倾向于可以学习借鉴大巴黎合作模式,成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

  体制机制变革是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在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微博]看来,当前急需尽快落实的主要有三件事,除了在中央层面成立非常设领导机构,规划与落实并行,制定短、中、长三个时间层次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明确协同发展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外,还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把京津冀打造成体制改革试验区。

  管清友表示,“中央应给予京津冀更大权限,鼓励京津冀在财税、金融、户籍、社保、教育等方面做更多探索,迈出更大步伐,打造新时期的经济特区,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正在编制中,有乐观的分析人士预计,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出台。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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