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注定要在改革史上留名 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齐聚麾下

　　推开办公室的门，林毅夫并没有注意到朗润园的二乔玉兰开满了整树的花，一阵风正吹散花瓣。 

　　朗润园坐落在北大[微博]镜春园之北、万泉河之南。现代化的锡皮屋顶和窗户上象征皇家地位的纹饰将两个时代拉到了同一空间。 

　　清朝嘉庆时期，这里曾被赐给庆僖亲王永璘，旧称“春和园”；咸丰年间改赐恭亲王奕 ，改称“朗润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 去世，这里成了军机处办公地址之一。 

　　现在，朗润园是北京大学[微博]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在，成了与中国经济改革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之一。一群以改革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在这里建言献策，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20年。 

　　时代巨变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林毅夫从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毕业。他被分配到金门284师任马山连连长，成了台军中的“明星”青年军官。 

　　青年林毅夫有着严谨缜密的思维。他常用私藏的收音机收听大陆电台，仔细揣摩对岸时局的变化动向。 

　　20世纪70年代，缠斗了近大半个世纪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去世，给两岸政局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 

　　1978年，蒋经国就任第六任“总统”，邓小平逐渐成为大陆事实上的领导人。两人早年间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微博]同窗。此后的岁月，台湾和大陆行驶在两股不同的车道上：台湾民主浪潮高涨，蒋经国顺应时代呼声，开启台湾民主化之门。大陆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邓小平推动大陆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带来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 

　　也在这一年秋天，易纲、海闻考入北大经济学系。“到了北大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他说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劫难后，“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追赶。” 

　　第二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这是大陆巨变来临的信号，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党的工作重点。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国务院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中共党内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担任农委副主任，他注定要在改革史上留名。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齐聚他麾下。 

　　1978年的林毅夫只有26岁，他正谋划人生道路。到了1979年元旦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两岸“三通”建议；同时，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也在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 

　　“小我跟大我必须统一是最好的，大我是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小我当然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林毅夫告诉我，这是他从小的志向。1979年5月16日，他横渡金门海峡游泳到大陆，此后35年，他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在时局巨变中，林毅夫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你们这一代人不容易理解，但对上一代人来讲(就是这样)。” 

　　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二年级学生周其仁读了一篇文章——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文章还注明“顾准遗作”) 。这篇文章对他日后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深受鼓舞，摘抄了最让他感动的部分，“他(顾准)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 

　　懵懂的变革 

　　经过组织安排，林毅夫参观了大庆、延安、南昌、南京等地，他深刻感受到大陆经济建设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此前30年，台湾经历了土地变革和经济腾飞。尹仲容、李国鼎、严家淦、孙运璇等经济干才推动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 

　　生于1952年的林，正好赶上了这个阶段。“现在大陆对台湾这30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他在信中告诉表哥李建兴他到大陆的感慨。 

　　结合台湾经验和大陆现状，林毅夫最终选择经济学领域继续深造。1982年，从北大政治经济学硕士毕业的林毅夫奔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同一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挂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取代国家农委。杜润生任主任，34岁的王岐山被借调到研究室工作。 

　　和林毅夫一样，易纲、海闻也到了美国留学。虽然身在大洋彼岸，他们还是关注到了一个23岁的年轻人——张维迎。1982年，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东道主是张维迎的母校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的学识得到了茅于轼[微博]的青睐。参加这次会议的杨小凯、田国强后来也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改革年代催生了一代青年快速成长。“理想主义”、“国家情怀”，是所有受访者对这一代人的身份认同。 

　　1982年到1987年，围绕改革和发展，官方和学界内部争论激烈，政治气氛波谲云诡，改革曲折前行。 

　　这一时期，大批中青年学者投身到研究和实践中去，为改革出谋划策，比如被称为“京城四君子”的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和黄江南，还有周其仁、张维迎等青年学者。1986年，杜润生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任副所长。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都在该所从事农村政策研究。 

　　“没有任何犹豫。”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选择回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这么教育出来的。” 

　　1987年，林毅夫被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陈锡文接替王岐山担任所长。 

　　“在80年代，他们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明星。”当时，体改所、发展所联合组织北大、人大、南开三校经济学研究生开展培训班，北大学生姚洋也参加了，“那些人比我们大不了太多，(大)十几岁，对我们来说都是明星级的。” 

　　王小强穿着一身蓝色粗布工作服就登上了大讲堂。“80年代穿着打扮都很土”，但是王小强往大讲堂上一站，“风流倜傥”。“不过他现在变得很左。”“据说当时所有经济学界的女性都是追他的。”姚洋忍不住笑起来。现在的姚洋有一个绰号是“经济学界梁朝伟”。 

　　改革在80年代末发生变化。1990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两块牌子先后被摘掉，人员分流到5个部门，大部分去了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林毅夫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摸爬滚打”的青年学者们开始逐步成长为“大腕”。林毅夫凭借《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两篇论文，成为国际经济学界认可的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他也成为少数能在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华人学者。 

　　回来吧 

　　“(能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和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比较好地结合起来。”易纲认为这是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的共同之处。1992年，易纲获得了美国终身教职，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学系担任副教授。 

　　80年代中期，易纲、海闻等人发起成立了留美经济学会，他们希望以此促进国外经济学者参与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 

　　“中国确实有文化、历史，还有政治(上)一些传统特殊性的东西。”易纲觉得回国将有利于自己的发展。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南巡，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同年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填补九号院撤销留下的空白。 

　　青年学者们隐隐感到中国的发展将会是一个奇迹，中国的改革也将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性。如果这些经验用经济学方法总结出来，对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深刻意义。 

　　1992年，在海南的一次研讨会上，他碰上了易纲、海闻和张维迎。他们迅速达成共识：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一个深层次改革阶段，这与前一阶段的体制内改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一轮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理论非常重要。改革的实际进程需要经济学知识的大量普及以及经济学研究规范水平的提升。 

　　“(当时)有很多人说实在话并不懂得市场的重要性，还有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西方发达国家将市场经济学课程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我们一直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一直把市场经济称为西方经济学，而且采取的是某种批判的眼光。”海闻说。 

　　他们四人商议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CER)，目标是从事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研究，以及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政策咨询。 

　　易纲说，不要把他们的回国解释成“意识形态的行为，(那)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对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土地的认同感。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全面改革开始启动。 

　　艰难的开创时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改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我们几个人的努力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有共同认识、共同理想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设立在大学。”北大成了林毅夫的首选之地。 

　　今年82岁高龄的吴树青当时担任北大校长，他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细节。“我觉得他(林毅夫)的很多思想比较前卫。当时北大没有这么一个机构，也没有人做这么一个事情。”没人敢给林毅夫拍板签字。 

　　“(那时)每年到了敏感日子，学校还会特别强调对老师、学生言行的注意。”海闻知道当时的舆论压力：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要在北大研究中国经济，人们怀疑他们是“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桥头堡”。 

　　对林毅夫而言，最大的困难是找到人和钱。 

　　“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的也很关心回来之后可不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当时谈判的校方代表之一，副校长梁柱内心非常希望这群青年学者回国，梁柱承诺给他们提供住房，允许他们有半年时间在国外教学、研究。 

　　“(要给他们)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生存条件。”林毅夫充分发挥他的国际影响力和运作能力，向美国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微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德国诺曼基金会争取到了资金支持。 

　　最后，校长吴树青力排众议将CCER确认为北京大学二级实体机构，林毅夫为主任，易纲、海闻为副主任。 

　　这群青年学者们开始用自己的视角体验中国。那时候，北大校园里经常有黑车司机在路上直按喇叭。 

　　“学校里面不可以按喇叭。”别人见怪不怪， 海闻直直地跟开黑车的司机说。 

　　“你谁啊？北大是我们家！” 

　　“你怎么骂人？”林毅夫义正词严地说，“你要再骂人我就打你！” 

　　“有你什么事！” 

　　林毅夫一拳就挥上去了。 

　　CCER办公室主任张佳利接到派出所电话时哭笑不得：“他们开车都守规矩，国内的车基本上不守规矩，他们看到不守规矩的人总要去纠正。你纠正老师或者其他人可以，给一个痞子你能纠正过来吗？秀才遇到兵，你怎么去讲理？”张佳利原来是《中国石化报》经济部主管，是个办事灵活、雷厉风行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留美、留英学者加入到CCER，他们认为这里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 

　　“中国是个金矿，你不能回到中国来，坐在这个金矿上面，然后去挖煤矿，你要挖出金矿来。金矿就是中国的现实，做研究就是要服务中国的现实。”林毅夫常常告诫他的同事们。 

　　北大地学楼两间半办公室已经容不下这么多人，张佳利看中了朗润园。林毅夫扒在墙头往里看，他看到一排坍塌的屋子。园外住着22户人家：有养鸽子的，理发的，还有卖肉的。大妈们听说从国外回来的一群年轻人要在这里搞经济研究，顿生敬畏之心。 

　　古屋扩建、周边百姓动迁都将耗费巨资。“你要凑钱！”张佳利对林毅夫说，他还担心盖了之后养不起。 

　　“你只管盖好，养房子是我的事。”林毅夫冲在前方，筹款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当胡大源回国时，很多人认为CCER不可能长久，“等你的钱花没了，你该到哪去哪去！”基金会对CCER的支持只有两年时间。 

　　“要想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产生收入。”周其仁提议与外方机构合作开创管理教育项目，形成自我造血功能。 

　　当时的国际间合作，中方是弱势方。易纲谈判能力很强，他坚决要求国内与国外教员在薪酬上保持一致。最好的筹码就是合作双方比拼学术成果：林毅夫当时已经在学术界鹤立鸡群，美国的学者都敬他三分。胡大源的“北京空气中的颗粒物研究”在国内外也都很罕见。 

　　一群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长期维护这些项目，需要专职的管理人员。胡大源顶了上去。接手MBA管理工作后，他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文章，而这十几年，恰恰是他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增长最快的十几年，比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土地问题。 

　　引领改革议题 

　　CCER的青年学者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断发声，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让中国辨明道路。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等人在各自领域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核心参与者。 

　　“引领大众对重大问题的辩论和探讨，也是CCER重要的作用之一。”出身九号院、曾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的黄益平[微博]现在主管国发院智库业务。在过去的20年间，CCER参与了改革过程中每一场重大问题的政策讨论，并且“让大家一起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发现一些重要问题，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式”。 

　　比如，90年代初全面否定莱斯特 布朗教授“谁也养不活中国”的论断；90年代末林毅夫与杨小凯之间关于中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战略争论；2001年，宋国青等人对股市“老鼠仓”的揭露。 

　　李玲是朗润园第二代青年学者，她参与的医疗改革首次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概念。 

　　2003年，在美国工作十年的李玲带着14岁的女儿回国。“我们这代人也是受理想主义教育成长的。当年出国留学，基本想法也是可以报效祖国。因为从小受的教育，不像现在的孩子是要挣大钱。” 

　　她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时代。非典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学界开始反思1997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李玲的研究领域是卫生经济学、卫生服务管理、医疗计划和评估，她成为新一轮医改方案的主要参与者。 

　　李玲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体验中国。她发现中国的厕所没有手纸，“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厕所里安上手纸、擦手纸！” 

　　“国内没有这个先例。”“你这样要浪费多少钱！”“别人会把纸给揪走！”质疑声不断。 

　　“就让他用！花不了几个钱！”在李玲心里，这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她告诉质疑者，“既然我们的定位是和世界接轨，我们最基本的文明程度要接轨。” 

　　“现在中国到处都有了，这个就是国家的进步。” 

　　传承与现实 

　　朗润园里，年轻学者来来往往。某种意义上，它沿袭了九号院自由、民主、包容的文化气息。 

　　有一次，林毅夫组织一场汇率问题讨论会，最终结果要向高层领导提交报告。如果会议上只有一种观点，那是最省事的。但实际情况是学术界对汇率问题各持己见。林毅夫找来了宋国青、卢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余看到CCER这帮学者就笑，因为他的观点和他们不同。他对林毅夫说：“你还找我干嘛，你们开个会不就完了。” 

　　“中国的民主首先要看知识分子这个层面的民主能够有什么水平。”李玲参与的医疗改革方案设计中仅CCER就有几派不同观点，他们常常在外面吵得天昏地暗。“我可以和你的观点完全不同，但是我可以给你说话的空间，而且遵守规矩。” 

　　当年的青年学者逐渐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们各自有了新的发展路径：张维迎去了北大光华[微博]管理学院；海闻在管理上才干突出，先后当上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易纲走上了仕途，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微博]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后升任副行长。 

　　朗润园里的学者们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传统。“像他们那代人，林老师主要是提建议，周老师干脆自己去做。”王敏是年轻的助理教授。最近两年他跟着周其仁做了一些政策研究。 

　　他正面临着现实压力。“年轻老师的精力都放在纯学术研究，专注于国际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如果没能在顶级期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他将不能续约。“每个行业都有行业规则。顶级期刊都是美国在办，人家关心美国问题。”内心深处，他又渴望像林毅夫、周其仁那样扎进去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佩服周其仁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情结，也意识到“光有情结没用，要做到有影响力”。 

　　“他(周其仁)看完可能会直接写政策建议，因为他有资历，能看到点上，把折子送上去。而且写报纸专栏，影响老百姓和官员的思考。”国发院教授、《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之一张晓波也在寻找自己的方式。他现在能做的就是从个例中寻找普遍规律，用学术的方式产生影响力。 

　　从2003年开始，张晓波一直在跟踪贵州18个自然村、八百多户住家研究贫困问题。他每年都要去农民家住一住，每两三年做一次大规模的调研。“一定要接地气，要知道现实是怎么回事，先摸清楚才能出方子。” 

　　权力与智慧 

　　2008年，林毅夫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接替法国人弗朗索瓦 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世行赴任前，他还有两件事要办。 

　　第一件事是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他意识到中国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研究经济不可能不研究政治。 

　　“(成立国发院)遭到了学校其他院系的反对。就跟企业竞争一样，你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了，资源就会向你靠拢，特别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不光是经济学，还有法律、环境、能源、人力资源、医疗，你就要把别的资源挖过来，别人就要有一种担心和恐惧。”姚洋说。这件事在学校拖了一年多，直到林毅夫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才通过。 

　　第二件事也很棘手——需要一个新院长。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资历上，周其仁都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可周说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没当过干部，他也不愿意当干部。“你就别让我做了，我这辈子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想做。” 

　　“我这辈子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成。”林毅夫说。 

　　为了说服周，林毅夫召集了十几人开会，还把在央行[微博]的易纲也叫了回来。林的办法是不答应就不结束会议。结果会议开到凌晨1点也没成。林毅夫最后找来王岐山才做通周的工作。 

　　周其仁具备高效、干练的行政才能。就任院长后，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强化博士生的质量，大量增加直博生名额，在整体构架上增设多个中心。有人评价周其仁是“企业家里边的教授，企业家里边的儒家”。 

　　周其仁和林毅夫一样，极富个性。林毅夫开设的“中国经济专题”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课之一。他到世行后，这门课由周其仁代。周要求把这门必修课改成选修课，“我反对学生必须要求学什么，我的课讲得好就来听，讲得不好学生可以不选。” 

　　“他跟其他经济学家不一样，非常接地气，除了讲课就下去到企业，到田间地头去调研。”国发院双学位办公室主任赵普生说。周其仁上任后取消了学院每年一届的春节联欢会，改为集体去企业参观考察。他们分别去了万科、华为、大洋创世、东软科技等知名企业。 

　　2008年，周其仁要带他们去蒙牛，此前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蒙牛取消了工厂一日游项目。 

　　周其仁坚持要去，危机公关实例对学院非常重要。最后，牛根生亲自接待了他们，讲整个危机过程以及如何应对。周其仁还把教辅人员分成了几个组：系统组、人力资源组、行政组、养牛户组，分别进行深入座谈。 

　　“他一直用这种企业家的精神来要求和激励我们。”赵普生说，“不进则退，这个退不是近期的退，是慢慢退。如果不向这些企业学习，慢慢地就会褪去自己的光环。” 

　　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对话 

　　“大象难以藏身于树后，树挡不住你了，你要到前台来。”周其仁常跟姚洋这样比喻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美两国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时的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贸易摩擦也减少了。不过姚洋判断，“只要美国和中国经济也稍微一复苏，中美贸易摩擦又会起来。”没人信他。他想要在这个时刻推动中美经济的民间对话。 

　　这些年，除了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之外，姚洋一直坚持写英文专栏文章。他要让美国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改革理论。因为议题设置和语言环境的缘故，现在能做这项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很少，“樊纲、李道葵、余永定、我，白重恩。”姚洋数了个遍。 

　　当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斯蒂夫 欧伦斯到中国参加建国六十周年庆典活动时，姚洋专门到中国大饭店跟他一起吃早餐。 

　　“我们在经济方面还用得着民间对话吗？沟通已经很多了！”欧伦斯根本不听。 

　　“事实上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因为你们对我们民间的了解还是太少。官方的沟通往往停留在官方词汇上，这种沟通是不够的。”姚洋的想法得到了林毅夫、周其仁的支持。“他(周其仁)就去找王岐山副总理。”王岐山点名秦晓担任中美经济对话的中方主席。 

　　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对话充满戏剧性。2010年第一次对话，绕不开汇率问题。2008年10月份人民币停止升值，汇率问题到2009年下半年开始变得紧张，美国很着急。 

　　“剑拔弩张。”姚洋形容当时的情景。他试图缓和现场气氛，就说：“我们能不能谈一些长期的问题，老谈汇率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短期了？” 

　　“啪！”所有人都没想到美方主席卡拉 希尔斯当场就拍起了桌子。她是美国第三位女性部长，一手操办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当时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希尔斯咆哮道：“难道我们谈汇率你就要死吗？” 

　　每次中美经济对话结束后，秦晓、周其仁都会给王岐山汇报，递交对话内容和观察建议。 

　　“后来岐山就说别老跟我汇报这些东西，搞短期的东西，你们又管不了这些事情。”“搞点中长期的。”姚洋说王岐山交代了一个任务，“做一些中国2020年到底在世界上是个什么地位的研究”。姚洋成了《未来十年的中国》这份报告的撰写人。 

　　“怎么参与世界事务？”周其仁给报告定了个基调：一元多极共治。“一元”是指只存在一个国际秩序，中国遵循这个秩序，并无意另建一套秩序搞对抗。“多极”是指要允许一些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上有自我选择的权利，美国并不是其他国家的领导者。“共治”是指国际秩序应该是共治模式，所有国家都有平等交流的权利。 

　　“这个报告送到很多领导人那里，包括习近平办公室，当时总书记的办公室、总理的办公室。”姚洋说。 

　　现在，国发院正与美国著名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中美经济研究项目。中美等主要国家都在思考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新版本是什么。“我们和美国中间正好隔了一层。”中国加入的东亚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不包含美国，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不包含中国，“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希望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但是)他们相互排斥。”黄益平说，这种情况下“难度很大，需要学者做贡献”。 

　　改革建言的方式 

　　林毅夫一如既往地拼命。世行4年，他没有休过一天假，走访了世行188个成员国中的60个，带回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助理教授王敏花了一年时间才接受他的理论，“他确实是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思想的颠覆。” 

　　“我一向不是以现有的理论或者别人的理论、而是以事实作为出发点。”林毅夫认为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你也老了，不要以为是当年的年轻人了，你现在60了。”张佳利常劝林毅夫不要太较劲，要经常锻炼身体。他现在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微博]副院长，与朗润园第一代青年学者之间积累了浓厚感情。“(当时)毅夫、易纲、海闻、维迎这4个人都非常有影响力，但是个人的观点不完全一样。我估计(现在)在北大，书记、校长都不可能把他们4个人同时弄在一起吃饭，我可以。” 

　　“到现在为止，我有重大的难事或者政策上的考虑，还是愿意回来跟我这些比较了解的教授讨论讨论。比如说宋国青、周其仁、张维迎。”易纲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讨论完了以后我会觉得我的思维更加平衡。” 

　　今年，姚洋也50岁了。接任国发院第三任院长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在考虑怎么发挥朗润园的智库优势。 

　　去年秋天，习近平专门找林毅夫谈了40分钟。习近平希望林毅夫做好智库建设。 

　　“建设新型智库是中国智库改革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很明确地说，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中央党校战略学教研室主任段培君通过邮件告诉我，“中共中央党校作为党和国家的官方智库，已经在进行新的改革尝试。” 

　　从九号院到朗润园，林毅夫、周其仁一直依据自己的现实调研形成改革方案向上建言。“周其仁(提出)要更多的市场化，不管走马换届换成了谁，他都提这方面的建议。”姚洋说。周其仁提出的电信改革、土地改革方案得到了政策层面的肯定。 

　　“能够比较好地提出建议，被国家采纳，我想我们的研究是比较符合正确决策的思维方式的，容易看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又不脱离国情。”林毅夫本人曾是朱镕基、温家宝两任政府总理的幕后智囊团成员。 

　　去年年底，林毅夫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国发院开始每个季度向国务院参事室提供一份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直送中南海领导秘书、中央政研室、国务院参事室是目前非官方智库机构递交政策建议的主要渠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上是根据林老师的建议来的。”从1988年开始，林毅夫就建议中央发起“新农村运动”。姚洋清楚地记得，他当学生时就看到林毅夫的方案手稿，“不会因为政府领导换了就投你所好。” 

　　“体制内的智库基本按照官本位的体制进行管理，具有浓厚的行政化特征。”段培君曾负责指导一个关于顶层设计的课题组，“开始讨论时很热烈，意见具有建设性，成果预期很好。但是开始真正写作后出现畏难情绪，执笔者开始担心领导人的看法，最后不了了之。” 

　　现在，黄益平正主抓智库品牌建设。“我们希望内部有一些深入的讨论，直接为政策服务。我不用考虑领导不高兴这个报告，我这个级别升不上去了(这些问题)。如果那样，肯定影响你的观点。”黄益平23岁时也在九号院见证了当时的改革，“九号院的时候其实改革刚刚开始，大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一帮年轻人被推到了很特殊的位置，发挥了非常大的历史性作用。现在(的情况)是对很多问题有一些认识，(但)有一些问题认识不足，可能是更多地通过学术单位(来研究)。” 

　　“哪还有(九号院)这样的时代！现在都是层级，一级一级的。”姚洋认为他们这一代学院派学者基本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而现在的社会也越来越分工了。他们参与改革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然后能推出去一些政策建议。再往下一代他们(分工)就更加专了，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着急。” 

　　姚洋说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关注现实，但不一定要去改造现实”，因为改造现实是政治家的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生命经历，才可以产生这样的思想？——这是周其仁当年看完顾准遗作问自己的问题。 

　　改革浪潮中，不同时代的青年学者在朗润园找到了不同的答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