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凝

　　国资委前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及中石油多位高管被调查，刺激了整个社会，也震慑了所有的国企高管。而今年这场刮向国企的打虎风暴收获颇丰。十八大以来，17位副厅级以上国企高管(含副厅级)落马，只是，面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如果我们还是将问题一味归咎于个人问题，那显然是掩耳盗铃。现实则是，国有企业腐败案涉及行业之广、涉及人员职位之高、涉案金额之巨大，以及案件牵连人员之多，无不在印证着我国国企改革已经迷失了方向，国企占有了民企望尘莫及的各种资源，却又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莫大的浪费，重启新一轮国企改革已经成为重新提振中国经济必走的而且是首当其冲要走的一步。

　　一把手“有钱有势”养腐

　　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国企高管腐败以其每年造成的巨额损失，折射出了我国国企改革存在的重大失误。

　　一把手不断出事，让国企一把手被戏称为“高危职业”。粗略统计各地发生的国企高管贪腐案件，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中国移动[微博]广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龙，广东新广国际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日晶，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等，一个个曾经让万人瞩目的头衔的光环下，却隐藏着一颗颗贪婪的心。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我国每年涉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腐败的案件占全年立案查处职务犯罪的24%-30%。1997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每年都有万名左右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受到立案查处。

　　国企一把手成为高危职业，到底是这些一把手本性贪婪，还是其所处的国企体制存在致命问题？

　　在我国目前体制中，国企高管一般具有双重身份，兼官员和企业家而有之，既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又有行政级别或党内职务，有的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这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党政机关之间有着类似“脐带”的关系，这种关系正缘于中国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企一把手首先面对和官员一样的诱惑，官员面对的制度漏洞，同样会给国企高管提供“方便”；官员可能陷入的腐败陷阱，对国企高管同样充满诱惑和威胁。而比官员更危险的是，国企高管手中不仅直接掌握大笔国有资产，而且由于市场主体的属性，企业必须获得一定经营自主权，国企高管们更容易借助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

　　业内专家认为，这样一个既无制约又少监督的权力，在控制着其他市场主体无法企及的稀缺资源的条件下，具有天然的腐败可能性。

　　以中石油“窝案”为例，因为石油类央企具有天然垄断性，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均只能依附其资源而生存，其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被称为腐败“窝案”最严重的问题。

　　贪腐集体化

　　如果说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将一个个国企高管滋养成了硕鼠，那么，尚不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则是腐败窝案的根源。

　　中国国企反腐史上最大的两起腐败窝案，莫过于中石油窝案和中国移动窝案。这两家企业被看成国内最赚钱的企业，也可以称为国内拥有垄断资源最强大的两家企业，但拥有这样先天优势的企业，却也是养成硕鼠最多的企业。

　　此次中石油反腐窝案，牵涉到两位集团副总、一位股份公司副总、一位总地质师和一位海外分公司总经理，并追溯到已经离任的原集团总经理，反腐力度堪称史无前例；而中国移动于2009至2011年间，连续爆发腐败案，共有七八位高管落马。其中，有多位管理人员落马的广东分公司，多年在中国移动业绩排名中遥遥领先。

　　除了中石油和中国移动之外，此前的如古井集团腐败窝案中，古井集团先后有10多名高管被查处，受贿时间跨17年，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

　　业内专家认为，我国目前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特别是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缺乏，留下了许多制度漏洞和监管的真空领域，使得握有大权的国有企业管理者认为腐败的风险很小。另外，我国专门针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法律和惩处机制不健全，降低了国有企业管理者腐败的风险成本。

　　据记者从国资委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管理就因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尤其个别行业海外投资过快，配套制度相对滞后，对境外子公司的管理并不到位，海外子公司与股东沟通主要通过向财务部报送会计报告，向经营管理部门报送工作总结及负责人年终回国述职来实现。比如境外子公司的财务报告存在拖延情况，集团公司并不能及时地掌握其财务状况，所以难免出现个别境外子公司经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了，集团才能进行账务清算的情况。目前央企海外资产的监管主要是审计会计报表，而这种方式对账外资金和代持项目难以监管。

　　艰难的政企分开

　　值得期待的是，12月26日，国资委在京部署2014年工作，明确称明年国资委将着力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事关国资国企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下工夫。

　　不过，在业界看来，仅仅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国企改革还是远远不够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国企在中国经济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部分，但国进民退不是说国有企业的自然增长快于民营企业，而是一些国有企业依靠行政垄断的优势和政府行政力量不断在扩张，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整体效率上仍存在差距，部分国企的强势主要是可以优先享有各种资源和政策，即使个别进入500强的企业，本质上也就是销售规模很大，但是不是‘强’，这个大还是以牺牲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代价的。”张文魁说。

　　国企依靠垄断优势和行政资源做大了规模，但其经济效益以及市场竞争力却备受诟病，它不仅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自身还不断地滋生出腐败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国资的大量流失。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则指出，“必须重新启动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政企分开。”

　　12月19日，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首次在发布会上也提出了政企分开，他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政企分开终于上到了国资委的台面，而政企分开的施行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