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至13日在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将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修改。会议要求，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要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

　　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曾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

　　据悉，备受关注的城镇化规划几经更名，起初名为《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后改为《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最后定名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该《规划》明确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规划期至2020年。

　　表态

　　要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

　　——2013年全国人代会，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

　　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中国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

　　——2012年11月，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微博]行长金墉时提出

　　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2013年1月，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调研时强调

　　城镇化不能靠摊大饼，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2013年3月，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说

　　2000年10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采用“城镇化”一词

　　2001年8月

　　一份专门针对“十五”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专项规划全文刊发

　　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及城镇化

　　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

　　2012年 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2013年 6月26日

　　国家发改委报告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解读

　　城镇化怎样顺势而为？

　　否定人为造城、大拆大建的思路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城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可逆转。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发展顺势而为”是一个亮点。他认为，城镇化有自然的规律，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刻意压低。不能拔苗助长，即在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不够、城市承受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不能一味城镇化。不能刻意压低，则是指现在一些大城市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对这样的现实不能不承认。上述要求意味着不能刻意追求城镇化率，地方政府的考核也不应刻意以城镇化率为标准。

　　易鹏认为，要顺势而为，把握好节奏。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很难进行，产业支撑是中央城镇化工作的重点，表明未来要把四化同步作为一个重点，互为支撑，保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认为，过去提起城镇化，大家想起的就是建房子、建桥，而这次强调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实际否定了人为造城、大拆大建的思路。他表示，城镇化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经过一年讨论，最终提出“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非常不容易。

　　管清友指出，这次着力强调质量，就意在提醒政府和规划部门避免单纯数量上的城镇化。他认为，城乡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和基本生活方式的差别。“只要在这些领域基本实现共通，实现城镇化还有那么必要吗？”

　　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特大城市如何划定边界？

　　区分城区郊区 按不同规划建设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表示，目前中国的一些特大城市由于规划不尽科学，“摊大饼”式向外扩张，交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已经出现问题，如果不控制人口规模，特大城市的环境可能持续恶化。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表示，形成有质量的城市群，可以减少特大城市的压力，也能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城市群的形成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蓝图实现，同时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划定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开发边界。傅崇兰解释，确定开发边界，就是通过确定城区的范围，将城区、郊区和农村加以区分，然后按照不同的规划进行建设。“以北京为例，之前朝阳区还有大量的农地，到底那片地算不算城市？”傅崇兰说，在确定开发边界之后，对于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改善生态环境都大有裨益。如果确定这片地不属于城市开发的范围，则不允许开发，就可以保证周边的生态环境。

　　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王必虎担心，城市的扩张是市场在发挥作用，如果没能遵循这一规律划定边界，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管清友表示，如果控制了北京的开发边界，不会对周边城市的房价产生太多影响，因为即使不控制边界，周边的房价一样会上涨。

　　文/本报记者 罗丹阳

　　新型城镇化有何新变化？

　　4000万农民工或可落户 大别墅大广场将减少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与旧型城镇化强调硬件设施建设不同，新型城镇化更强调软件建设，采取软硬兼施的措施。软件建设中，明确提出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易鹏介绍说，目前我国农民工有2亿多人，其中拖家带口在城市有工作的大概有4000万，新的表述意味着这部分人的户籍问题可能很快能得到解决。

　　软件体现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建设。易鹏指出，这次明确要结合生态文明进行城镇化建设。规划提出，城镇化建设要实现城里有山、有水、有林。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意味着以后很难出现大面积的别墅、大面积的硬面广场，即把空间留出来，更多地留给绿地和林地。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干部。易鹏说：“很多市委书记市长都得一个病——洁癖，看不了旧房子，一有旧房子就推倒。旧房子是历史的记录，是社会的财富，总是推倒旧房子，财富会不断地消失。”

　　他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干部不仅要懂管理、懂规划、懂生态，还要懂哲学。哲学中讲要克己，干部要克制扩大建筑面积的冲动，让郊野公园和城市公园更大，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雾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生态文明。

　　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城镇建设资金从哪里来？

　　不再依靠土地财政 地方应找可持续税源

　　加快推进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据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三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

　　“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徐洪才指出，如果光靠财政资金来支撑城镇化进程的话，等于逼着政府盲目举债、寅吃卯粮，不仅不可持续，还蕴含巨大风险。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是这次城镇化工作会议的重点之一。以前城镇化建设的资金基本靠政府支出，地方债务一般都用来做城市建设。这种政府投入有时是盲目的，因此才会出现“空城”“鬼城”。强调多元，更多的是指引入社会资金。社会资金的优点，是对社会可持续负责。他认为，未来政府可能只对一些基础建设进行投入，更多则是引入市场资金。

　　“目前，大量民间资金找不到投资渠道。只要政府能够提供公平竞争机会，创造良好市场环境，一定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城镇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易鹏还表示，未来可能会让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以前地方债都是隐性的，而发行建设债券则把地方债务放在公开的阳光下，相当于“堵住后门开前门”。

　　另外，易鹏认为要给地方政府培育税源。他指出，会议要求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要想提高土地的城镇化，就要采用更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控制土地利用指标，对目前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而言，必须要给政府找一个可持续的税源，房产税就是一种很好的税源。

　　他还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要求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平衡。这意味着，要使地方政府的支出更少，收入更多。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