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政治经济学”

　　算算将要消失的200万辆公车这笔账

　　本报记者 张智 刘俊晶 北京报道

　　崔永元拿汽车尾气做的那个略显直白的比喻引起的反响还未烟消云散，随后几天，北京的天空却连续是晴朗的蓝天。有人调侃称：“莫非是公车被取消，PM2.5治理效果立显？”

　　500万辆机动车在路上奔跑时的尾气被认为是制造北京雾霾的“凶手”之一，而其中占比居高不下的公务车更是成了头号被质疑的对象。事实上，公务用车造成污染还只是其弊端里的“小菜”，带动“三公消费”高速奔跑才是被诟病的焦点所在。

　　公车改革转眼过去了近20年，这一次的效果显然不会像调侃来得那么快，但却备受期待。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条例》)指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早在2010年，中央电视台就披露，北京公车数量已达到70万辆。如果这样计算，除去省部级领导专车之外的一般公务用车全部取消，北京机动车的数量或将减少十分之一。

　　“北京因为涉及到车牌问题，需要具体细则作指导。但公车数量将大量减少这是一定的。”一位汽车分析师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呼吁了多年“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则对本报记者称：“这是一个进步，能极大改善现阶段公车改革的胶着状态。”

　　据测算，全国有近200万辆公车将被取消。问题也来了，作为“三公消费”的重头戏，改革后原有的公务车和司机怎么办？相关车企如何调整经营策略？没车了，公车补贴标准怎么定？

　　杭州先行

　　“《条例》中关于公车改革内容，几乎是杭州车改模式的提炼和总结。”正认真研究《条例》的杭州市发改委体改处副处长马建华兴奋地对记者说。

　　2009年的杭州车改被认为是最彻底的车改。其中包括，所有局级领导干部全都取消专车；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职务层级最高补贴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

　　据杭州当地统计，实行货币化改革后，首批车改试点单位共取消230辆公车，公车财政开支同比节省32%；公车费用已连续三年减少财政支出30%以上，仅前两年就节约公务交通费用3442万元。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财政资金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节约。”汽车分析师赵宇对本报记者表示。据了解，我国的公务用车主要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三部分。

　　而此前，各地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党政官员，由于其并没有配备专车的权利，此前使用的“专车”多是以“一般公务用车”名义购买，一旦取消，受影响将最大。

　　连续10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每逢节假日，各地景区、高速公路上跑的公车比例不小。”

　　此外，公车维修缺乏监管，维修企业操作混乱，也是公车使用中的一个腐败黑洞。浙江省审计厅的审计报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用车单位非定点维修，送检车辆基本信息缺失严重，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全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之后，这些问题能不能全部得到解决？

　　全国推行难题

　　事实上，此次车改比作为范本的杭州车改力度更大。

　　“比预想的(力度)要大很多。比如杭州设置了180辆公务车的服务中心，但最后很少人租，这次改革直接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说完全可以社会化了。”叶青表示。

　　不过，虽然《条例》已经出台，但各地还会根据条例内容及工作实际来制定具体细则。

　　“在我国，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是特别行政区的中央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也设有专门的公车租赁部门，为特别行政区各机构所需的公务用车提供租赁服务。因此公务用车‘改买为租’是可以借鉴的办法。”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称。

　　不过，如果以租代买，以统一租赁公车代替购买车辆，这自然而然又牵扯了政府采购的乱象，以及选择租赁公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

　　“公车改革近20年，至今成效甚微，主要原因就是公车改革的方案都是由坐公车的人制定，肯定会倾斜于自身利益。在执行过程中，也常常遭遇变形，最后演变成新的利益输送。”竹立家称。

　　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此前的温州车改采取了差异化补偿，其中最高补贴额度创新高，达到3100元。“车补可以减少阻力，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一项过渡政策。”叶青表示。

　　但竹立家认为，车补可能使特权腐败合理化。以温州车改为例，一个正处级干部每月车补3100元，但是温州的退休人员平均工资每月大约是2200元。这显然并不合理。

　　事实上，杭州车改中，原本不在改革范围内的厅级干部，此次也纳入取消公车的范围之内，温州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教授认为，如果全国统一推行，应该核定公务用车成本，防止补贴变成变相的福利。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副厅级，一个月的补贴是1200元，我觉得这个补贴是合适的。”叶青认为，“车改是大方向，必须改，改革后财政支出增加了，也是改革的阵痛，应该忍受，再过10年看，很多人对车改评价肯定会很高。”

　　纠结的经济账

　　赵宇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国的公车至少在200万辆以上，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

　　以杭州当地公车改革效果为例，与车改前相比，一辆公车一年可以省出6万元左右。若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彻底落实，按照再乘以200万辆的基数计算，一年可节约财政资金1200亿元。

　　事实上，仅司机的工资费用，就能省下一大笔钱。

　　“可以实行司机车辆承包制与凭单制结合的方式。车辆由司机承包，维修保养费用由他自己支付。谁要用车时，就按行驶公里数给司机公里票，然后司机凭公里票到财务报销。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车相关编制人员的岗位安排问题。”辽宁行政学院孙庆国表示。

　　“对于执行公车改革后淘汰下来的这些公车，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向社会出售。但如若走公车拍卖流程，需秉持公开、公正原则，避免拍卖公车价格过低，造成国家财政资金的损失。”温来成说。

　　不过，随着大量二手车入市，以及公车采购的停滞，车企可能“被误伤”。

　　“一般公务车采购的大头主要是帕萨特和雅阁这两种，此次取消这部分用车，上海大众和广汽本田肯定会受到冲击。而奥迪虽然被称为‘官车’，但主要用于省部级领导用车，估计此次受《条例》出台的影响不会太大。”分析人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管怎样，对车企来说，公车的“黄金市场”即将不复存在。

　　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中央从2001年开始专项治理，全国已处理违规车辆近20万辆。然而，“车轮上的腐败”在近年“三公”消费中一直排在首位。一辆公车的全年消耗常在10万元以上，且每万公里的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至6倍。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

　　而放在整个“三公”消费来看，仅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当财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就达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支出总数的六成以上。

　　20年车改坎坷路

　　浪费和腐败频发，倒逼车改再起程。

　　从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公车管理文件算起，“公车改革”已近2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区域实行了公车改革试点。

　　2011年4月，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京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与此同时，财政部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公车的购置和运转费用都将单独设立预算科目。但公车改革的成效却始终不甚理想。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公车改革成为治理“三公”中的重中之重。延续中央政治局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各省相继出台执行规定和实施细则，其中宁夏、湖南、甘肃等多个地方党委政府出台文件规定：领导人换乘公务用车，需选择国产自主品牌汽车。上海、广东等省市也要求“在不造成浪费的前提下逐步换乘自主品牌汽车”。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条例》明确了公车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延续中央“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的思路，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使得“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更有政府和市场改革双重效应。

　　“公车改革只是‘三公消费’整治的一个代表，其政治上的效果更重于经济上的。”竹立家表示。据媒体报道，去年中国“三公”消费3.9万亿，它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发3000元的红包，相当于全国两亿中小学生免费上学9年……

　　“如果权力结构是有效制衡的，那么官员就无法用公权办私事，也无法大肆进行‘三公’消费。”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