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11月18日电 (徐曼曼)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其中财税体制改革居于重要地位。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公报中关于财税改革有何新提法？其背后又蕴含哪些深意？房产税、资源税、消费税等改革后是否会加重宏观税负？《预算法》何时能够修订？这些都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天和经济研究所专委会专家、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科学首席教授李炜光[微博]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公报中提出的“稳定税负”意味着在房产税、资源税、消费税的增税改革中，必须同时采取减税改革予以对冲，以保持宏观税负不会上升。

　　新华网：三中全会公报中，有关财税改革有什么新的表述？

　　李炜光：从三中全会公报中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表述可以看出，财政的地位大大提升。“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表述在历届三中全会中都是没有的，它将财政提到国家层面，过去人们将财政理解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工具，将财政与税收等同，而公报将这一认识矫正过来，可以说，这种财政思想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中国来说是创新。

　　新华网：如何推动财政制度现代化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这其中我们现在又有哪些不足之处？

　　李炜光：国家治理、依法治理，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明确标识。在法制和责任制这两方面我们目前还比较薄弱，这一情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变。首先全会比较强调法制，公报中要求建设法制中国，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提到要完善立法。其次是责任制。治理本身最重要的核心是加强责任制。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这会影响施政的效率，同时造成资源配置程度不高，浪费情况严重，贪腐行为普遍。

　　新华网：从“结构性减税”到此次公报中提到的“稳定税负”，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围绕整体税负问题，社会各界的争论也由来已久，如何看待我国的宏观税负？

　　李炜光：这也是历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首次提到的一个表述。“稳定税负”看起来似乎对税负问题的界定不是特别清晰，甚至不太到位，但实际上是有其背后深意的。我的理解是，目前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税负还很沉重，但国家面临着税制改革，很多学者呼吁要加强直接税，间接税的部分地位要被直接税取代，具体来说，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都要进行税制改革。中央提出“稳定税负”意味着不论税制如何改革，宏观税负都不能再加重。我们可以进行税制改革和税制优化，但不能再加重企业、个人的税负。

　　税制改革中最容易出的偏差就是，旧的税种没有改变，税制结构没有调整，但是新的税种出现了，结果造成纳税人的税负加重。目前房产税、遗产税、资源税、消费税的改革都在酝酿当中，怎样在开征新税的时候，旧的税种税负要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税负目前偏重的情况下，一旦再加重，对扩大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内需都是不利的。

　　有些税种，像房产税、遗产税的开征有其必要性，但从当前来说，税制结构已经造成纳税人负担比较重，增税又涉及到政府收入来源，因此新税旧税完成替换的过程中需要谨慎。

　　新华网：“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如何解读？《预算法》该如何修订？

　　李炜光：过去我们提的是预算公开，而此次公报中提出的是“透明预算”，这一提法的改变直接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公开是一个做法，政府部门做了这件事，但可能做得不到位，或者只是公开了一部分，翻开账本让大家看，但是上述情况都不能叫透明。公开是一种措施一种手段，公开的目标是做到预算透明。

　　透明就含有制定标准，法律上有《保密法》的规定。我认为，凡是不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领域，预算数字都是可以公开的，即使是涉及到航空航天、国防这些重要机密，也应该事先把预算公开的范围划清楚。

　　2011年，中央各部门第一次陆续公开“三公”经费账单，但预算公开执行了一段时间，劲儿不那么足了，舆论关注的力量减弱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预算制度没有运行在法制轨道上。因此，既然公报提到透明，我们应该思考《预算法》目前的条文规定能做到吗？施政的环节能保证透明吗？透明程度如何？公众是否能接受？这些都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