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共十六项60条，出现次数最多的十大带有“改革与发展”时代特色的词汇依次为：制度(183)、社会(143)、改革(137)、机制(115)、体制(88)、发展(86)、市场(81)、经济(74)、管理(78)、体系(68)。

　　全文对改革举措进行部署时所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为“完善”，共计113次。

　　国企改革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升

　　■ 本报记者 黄烨 发自上海

　　《决定》指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30%是什么概念？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根据行业性质不同，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是10%，资源类央企上缴比例是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在5%。去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烟草总公司税后利润收取比例已提高至20%。也就是说，对部分央企来说，未来7年，其上缴红利的比例将提高20个百分点。

　　“可能的路径仍然是渐进。”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宏观策略分析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但不是所有的央企都能上缴这么多红利，可能要等待国务院国资委可能出台的细则。”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同样对媒体表示，逐步提高上缴比例，“既考虑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会一下子加大国有企业的压力，让其做好准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对媒体说，国企的下一步改革，提高上缴红利比例是在意料之中的，“步子就不能迈得太急太快，不能‘竭泽而渔’”。

　　对于上述观点，《国际金融报》记者昨日未能联系到央企进行置评。但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内的诸多媒体采访时说，“央企是人民的企业，国企发展的成果要让全民共享。”他当时建言，“用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尤其是央企的一部分股份让社保基金持有，每年分红补贴给社保基金来解决社保资金的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对媒体说，《决定》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明确要将自然垄断性环节和可引入竞争的环节分开，同时强调自然垄断环节要靠有效政府监管克服垄断弊端”。

　　《决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将以国企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金融机构

　　民资办银行由“探索”变“允许”

　　《决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是近期市场热议的话题。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此提出，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由“探索”变为“允许”，一词之差凸显我国金融改革的决心。

　　决定还提出，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无论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还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这些举措均意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之举。”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说。

　　王国刚认为，以上举措对于完善市场环境的作用不言而喻。他认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一方面需要有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配套条件的完善。

　　决定还提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二字，与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逐步实现”的表述有明显不同。

　　“‘加快’二字凸显出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随着改革的提速，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市场化改革举措出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认为。

　　户籍制度

　　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

　　《决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出台“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等配套制度。

　　“总体来看，这些提法反映出的思路更加明确、全面、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段成荣说。户籍制度的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立足当前的国情和城市资源环境条件，“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更具操作性的方案是“整体规划、分头实施、稳步推进”。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剥离其附着的权益差距，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福利待遇的均等化。

　　“这些是非常好的制度设计，着眼于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后的问题，对于他们身份转变后的利益和待遇有一个兜底保障，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不公平。”段成荣表示，这也直接关系到户籍改革能否成功以及城镇化质量能否提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指出，在上述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之外，还应该看到的一大亮点是，《决定》在就业、教育等公民权利方面的改革完善也提出了系统的要求。“这些与户籍相配套，让人们看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居民不分出身户籍，都应当拥有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权利和公平的规则，能共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向着这个目标，应该说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计划生育

　　启动“单独二胎”政策

　　■ 本报记者 潘洁 发自上海

　　《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如果你把买房子、租房子、孩子吃穿用、学费等所有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计算在内，你就会发现，高昂的费用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当前公共服务配套措施都跟不上，即便放开二胎政策，很多家庭都不敢生。“诸如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放开户籍制度、加大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都需要跟得上。”

　　“如果放开二胎，多出来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李小平建议，可通过鼓励减少计划内二胎生育的措施，来降低出生性别比。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因出生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男女失配问题。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杜鹏则认为，从长远来看，“放开二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为了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对过低的生育率进行调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只是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发展的第一步，5至10年之后，国家可能会调整为城乡普遍可以生二胎，不再区分单独还是双独。

　　对于外界提出的“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李小平并不赞同。“拿现在的民工荒来说，主要是因为企业招工时只要40岁之前的劳动力，40后、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那些针对所有年龄段的工作，不仅劳动力充裕，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情况。”

　　陆杰华同时指出，当前还需考虑的是，政策实施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在第一步调整过程中出现新问题，比如政策出来之后怎么认定，会否出现钻政策空子等问题，都可能对第二步的政策调整计划和时间产生影响。”陆杰华表示，如果按照国家“单独二胎”、全面放开二胎这两步政策走完后，生育率并没有达到预期中增长，而是还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那么国家可能将采取新的政策，并作进一步调整。

　　资本市场

　　股票发行将推注册制

　　《决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这是股票发行注册制首次列入中央文件，将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重大影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微博]认为，中国股市市场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就是对股票发行的过度行政干预。近一两年来，市场对实行注册制的呼声很高，监管层也多次透出未来要推行注册制的信号。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本作为基础性资源，在配置中更应凸显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董登新说，注册制改革已经没有退路。

　　值得注意的是，股票发行由审核制向注册制过渡，并不意味着发行标准的降低和监管的放松。相反，注册制对事后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以更加严格的监管维护市场健康运行。这要求证监会的职责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监管重心后移。

　　“证监会需要把更多精力由审批转移到查处市场违规行为、打击证券犯罪和维护市场‘三公’等方面。”董登新说。

　　虽然注册制的真正实施还有待证券法的修改，但注册制蓝图带给资本市场的变革已经可以预期。理顺关系，该市场的归市场，该监管的归监管，资本市场的活力将由此得到释放。

　　财税制度

　　建立事权责任财务制度

　　《决定》提出，“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保费改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微博]认为，此次财税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建立财政收支平衡制度，量入为出；二是推动投资性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改变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位的问题。同时，未来在房产税、消费税、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率设定上，应该会考虑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会形成税率差异。

　　民生证券管清友则表示，财政的作用被大大提升，财政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财税体制作出重点调整，第一次提出债务预警。

　　农村用地

　　建设用地市场城乡统一

　　《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国土资源部土地争议调处事务中心主任孙英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随着决定出台，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依法实践问题。强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使环环相扣的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不动产统一登记等问题进入整体突破期。要解放思想，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结合，赋权于民，使农民以产权保生存、以产权谋发展，从农村突破，向城乡一体化总目标迈进。

　　当前中国土地政策日益社会化，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很多都直接或间接与土地有关。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认为，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单靠地方政府推动已不能完成。缩小征地范围，让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涉及土地收益分配格局调整，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层面。今后完善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在严格用途管制下，允许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城镇经营型项目开发；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办法，合理确定中央、地方、集体、个人收益比例，激活各方面积极性，可能成为改革探索的新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