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研究室副主任。

　　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隔十年，国有企业都将进行新一轮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研究室副主任余菁表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以政府的正式文件明确提出，尚属首次。她认为，性质不同导致国企不能适应相同的改革措施，不进行分类，改革将无法推进。

　　目前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5%至15%

　　新京报：《决定》指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此前，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大概是多少，提升到30%是否合适？

　　余菁：目前，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从5%到15%不等，提到30%是迎合国有资本的发展应反哺社会、为社会提供福利的要求。只是在具体比例上，理论研究认为，应该分类进行，很难将所有类型的国企一刀切。一部分竞争性国企，本身利润就不高，过多地上缴收益可能影响后续经营，相比之下，资源型企业可以上缴的收益更多。

　　新京报：《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的部分首先提到，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该提法有何背景和意义？

　　余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此前在理论界的讨论较多，但在我的印象中，政府的正式文件明确提出，尚属首次。

　　对国有企业界定功能，是为了分类进行改革。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同、功能不同，所适用的管理体制就不尽相同。如果不进行分类，所有国企就像铁板一块，一刀切的改革就不能落地。分类之后，不同类型的国企应有不同的改革方向，才能因地制宜地趋向良好。

　　大致可分为三类，竞争性企业、公益性企业和中间类型企业。对竞争性企业，应更多地由市场进行约束，国有股东更多地扮演资本主体的角色，可以进退从容。

　　对于公益性企业，不用追求利润和分红，但是对于企业的预算、资金来源、资金使用等细节，则需要严格管理。

　　中间类型企业，具有特殊功能的同时兼具竞争性。对于这类企业，应明确所具备的特殊功能是什么性质，政策应该如何支持，针对余下的竞争性，同样需要推向市场。

　　国有资本应撤出效益低的领域

　　新京报：国企分类，会对国有资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余菁：国有资本目前更多地放在了竞争性的领域中，打出去的拳头是分散的。企业分类之后，对于竞争性企业，效益高的领域，国有资本可以增加投资。相反，效益低的领域，国有资本应该撤出，有能力的民营资本在这样的领域可能经营得更好。

　　新京报记者 赵嘉妮

(原标题：“国企分类促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