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台城镇化规划带来了新的契机。

　　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传达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提及“进一步修改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此前，业内预测定于今年6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将发布《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但至今也未出台。

　　“该《规划纲要》原本定在今年两会后对外发布。”一位发改委系统的专家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至今没有出台只能说明《规划纲要》“还不够好”。

　　“此次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今后的改革至关重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马宇指出，该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改革方案设计，其中就包括新型城镇化建设。

　　再次把脉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国家发改委在传达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就重点提到要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纲要》，这被外界分析人士解读为会加速这一《规划纲要》的出台。

　　据了解，该《规划纲要》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工程浩大。

　　对于如何修改《规划纲要》，各界颇为关注。

　　本报记者致电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但并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上述发改委系统专家认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是两个严重阻碍城镇化进程的问题，此次修改《规划纲要》必将会有所涉及。

　　从土地制度来看，城乡二元分割的土地格局阻碍城镇化推进，因此土地问题的解决举足轻重。11月14日，著名区域经济专家、四川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对本报记者表示，要正确推进城镇化，首先要取消户籍制度，因为“户籍背后隐含了大量福利待遇，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

　　上海房地产经济学会高级经济师顾海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将启幕新一轮土地改革。“集体土地能否市场化，是新型城镇化成败的关键一环。此次三中全会为此打开了一扇门，那就是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他说。

　　“新型城镇化能否推进的关键点在于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改变二元结构束缚、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曾参与国务院法制办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的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杜兆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土地制度改革攸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好与坏。

　　“只有集体土地市场化产生巨大的溢价收益，才能等价交换城镇化新生的公共服务供给。”杜兆勇说。不过，许多地方政府认为，新型城镇化为其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找到了救星，大规模地推地便是最好的注脚。“这种发展模式的后果是，土地利用的严重粗放、摊大饼式的扩张，显然这些都需要在《规划纲要》修改中得到体现。”杜兆勇表示。

　　新型城镇化核心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城镇化问题；二是城镇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正在制定中的城镇化规划尽管涉及户籍、土地、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内容，但其表述是否与此次三中全会的精神一致，还不得而知。如果不一致，恐怕会成为修改的重点。”马宇强调。

　　毋庸置疑，在今后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上会涉及很多制度性问题，包括农民工进城、住房、工作、社会保障、户籍等，需要理性与谨慎地推进。

　　自从十八大之后，建设新型城镇化多方尚未达成共识，其规划方案也一拖再拖。6月26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一份报告显示，国家城镇化规划已起草形成规划文稿，但后来却没有了下文。今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称，今年下半年将发布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统筹谋划和推动户籍、土地、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改革，提升城镇化质量。

　　还需要一系列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释放了我国经济又一轮强劲增长的信号。”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新一届政府之所以选择新型城镇化，是因为基于培育发展新动力的考虑。

　　今年7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表示，强调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他要求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还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长期研究外贸经济的马宇认为，我国的经济转型之所以到了“倒逼”的地步，是因为出口和制造业投资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扛大梁”，新型城镇化应着墨于仍有空间、有效率的基建投资。

　　正是基于此，新型城镇化被各界认为是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最近撰文称，城镇化可以带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消化过剩产能，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增长。

　　“新型城镇化拉动内需、启动消费，将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引擎，会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在去年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中国将通过城镇化进行一系列改革。“中国面临6.9亿人口的城镇化，搞好城镇化对世界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李铁说。

　　据李铁介绍，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但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70%-80%的城镇化率相差甚远，因此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显然，接下来如何启动内需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挑战。

　　事实上，十八大之后各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为此算了一笔账：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不过，记者调查却发现，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道路，各方至今还较为模糊。“地方政府希望借此机会上更多的项目，雄心勃勃的企业老板则希望找到新的投资热点。”顾海波说。有关部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通过推动城镇化发展作为引擎拉动，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元，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元，实现GDP增加值为2.6个百分点。

　　但解决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变，在现实中却面临重重困难。“过去数年，中国的行政管理、财政管理、城镇基础设施投入，甚至土地出让的收益分配机制等无不支持了政府粗放扩张的发展模式，而要改变这一模式都需要改革，可想而知难度不小。”马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