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如何理解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未来财政体制改革会有哪些趋势？改革税制、稳定税负又意味着什么？昨日，相关领域专家对这些焦点问题进行了分析解读。

　　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如何看财政的地位

　　不单是经济问题，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此次将财政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历届三中全会首次有这样的提法。这说明财政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法律乃至影响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

　　施正文表示，财政是规范国家行为的基础，此次将财政的重要性上升到很高的高度，除了提到国家治理，还提到“制度保障”。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公报最突出的还是强调财政的重要性。强国之路，必须有财政作为支撑，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保障。此外，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市场统一与公平，财税体制改革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此次的提法表明，财政问题已经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更是涉及了政府职能、社会治理，强调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

　　事权财权如何划分

　　中央地方谁花钱谁办事，边界要厘清

　　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对此，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以前更多是事权和财力相匹配的提法，“支出责任”不同于“财力”，“财力”强调的是钱的来源，而“支出责任”更强调谁花的钱，强调了“谁花钱，谁办事。”

　　他表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应该上移一部分。一些事项的执行权和支出责任可以上移到中央，比如大江大河的治理、边防等。

　　施正文表示，当前我国财政的根本问题是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没有划分清楚。更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支出责任，没有涉及财权划分。对此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非常有必要。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从“财力”到“支出责任”这一提法的改变，说明党进一步强调了财政问题在事权落实过程中责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各级政府部门在落实事权时，要更好地以财力为保障。同时，钱花得是不是合适，也应当予以规范。

　　稳定税负意味什么

　　释放短期不会加税的政策信号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分析，公报中提出稳定税负的说法，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不会加税。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大家害怕增税的疑虑。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税收占GDP比重20%左右，无论个人的税负还是企业的税负仍然偏高。但是杨志勇认为，目前财政支出压力比较大，大幅减税不太现实。但是，税率可以下调，企业从而释放更多活力，经营效益好、利润高，自然会在总额上上交更多的税收。

　　施正文表示，这次提稳定税负，关键在于税制结构的调整。近来提出结构性减税的说法，公报提“稳定税负”，就回答了结构性减税的落点在哪里：优化税制。他认为，总体上税收要有增有减。在增税方面，比如环境税要出台；资源税需要改革；房产税扩围也是必然。有了增税，必然就有减税，比如在营改增之后，要降低税率；涉及房地产的10来种税收，要简化压缩；个税改革，起征点和征收方式调整。

　　积极性如何调动

　　财政改革应给予地方更多自主权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税改革的表述并不多，只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此，刘尚希认为，国家财政体制仍应坚持分税制，地方财政体制可因地制宜来确定。未来可能会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有了自主权地方才能有积极性。

　　杨志勇表示，当前要适应中国的大国国情，需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如何调动？这就要确保地方政府做事情有财政保障。同时，要确保事权相对稳定。不能总是“中央点菜、地方买单”。同时，转移支付是需要的，但规模不宜太大。为此，可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调动其积极性，否则当前的土地财政、地方滥发债的局面难以改变。

　　事权是否要上收？对此杨志勇并不乐观。他表示，政府很多经济职能和行政审批职能须简化，那么能够上收的也就是养老、医疗、教育等事权。这些上收之后，中央有没有可能比现在做得更好，这也需要仔细考量。

　　如何实现透明预算

　　要保障公众参与权、监督权

　　公报提出，要实现透明预算，改进预算管理制度。而此前从各部委、省份公布的情况看，公开的内容往往比较泛，看得到花了多少钱，看不见钱花在了哪里。

　　对此施正文表示，现代财政制度要求必须有透明预算，这是核心。而透明预算必须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要确保人大审批和监督更加细致。透明预算，要让公众能看到政府活动范围和方向，看到每项支出的明细和合理程度。而至于如何落实，则需要系列政策配套。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康华表示，当前预算管理领域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完整性、透明度离社会期望差距较大，预算立法、执法严肃性不足。他认为，改革的方向是以法治为导向，建立“科学规范、完整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即预算权力的配置、制度设计应科学，预算的编制与执行过程应依法规范；预算报告应包含所有的政府收支信息，并按照便于分析、审批的要求编制好，完整、透明地展示政府的财务信息。

　　如何完善财税立法

　　财政法、预算法等会加快推进

　　公报明确要完善财税立法，对此刘剑文分析，一方面表明现代财政制度里面法制、立法的重要性，二是说明我国在财税制度方面立法的滞后，立法方面还有很多缺憾，需要完善。

　　对于完善立法，刘剑文建议参考一些国际通行做法，完善一些主体税种和重点税种的相关制度。比如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因为分别涉及国地税第一大税种，受影响企业众多，税收额巨大，应该进一步扩大覆盖行业，并通过立法的方式在国内全面推行，进一步为企业减负，使我国主体税种进一步合理化。

　　施正文则表示，财税制度应该有一些基本规矩和基本内容。比如说完善立法，财政花钱也好，收钱也好，必须在法律的规定之下，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由法律说了算，这是一个前提。他预计会进一步加快财政法、税收征管法、预算法等相关法案出台。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原标题：财税体制改革六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