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东

　　保育钧曾先后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等职，目前的身份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他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吹鼓手。他被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时间是1996年，时值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基本目标。此后的十余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这些是中国现代商业繁荣的前提和基础。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从原来不足10万户的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超过1000万户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数量占据了中国企业的绝大多数，民间资本占全社会资本的比例超过60%。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道阻且长。

　　保育钧见证了这一变迁历程，甚至在一些事件中，他就是当事人。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需要观念和政策的双向改革，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商业和市场的活力。

　　今年年初，保育钧在一次座谈会上遇到了国资委的官员。他说，改革最应该改的就国资委。他呼吁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观念的解放，国资和民资不应该对立，因为它们都是“新的公有制表现形式”。

　　11月5日，保育钧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访谈中，他回顾了过去30多年间给中国带来商业解放的标志性事件，也表达了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下一步改革的期待，这既是考验，也是转机。

　　一步步松绑的30年

　　经济观察报：商业的解放离不开市场的变革，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的市场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保育钧：这次会议最大的突破是提出中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提出要引进资本。当时很多人听到合资这个词都吓了一跳，但是邓小平提出来，合资好，中国可以试试。所以1979年6月，中国出台了《中外合资企业法》。紧跟着，引进了建国饭店、长城饭店、白天鹅饭店等合资项目。搞建国饭店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筒子楼的设计，里面都没有洗手间，外国人一看都笑了。我们只知道怎么干招待所，却不知道怎么搞宾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到20天，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请五个老工商业者在人民大会堂吃火锅，这就是著名的“五老火锅宴”。邓小平对这些著名的老工商业者说，现在要搞经济建设了，有人的，人要动起来；有钱的，钱要动起来。当时全国的工商业者都心花怒放，但是最初却并没人敢真正动起来，还是有点害怕。

　　当时荣毅仁最年轻，他提出他来办，但是国家出钱。于是1979年下半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办起来了。国家给了他100个亿。到了1980年之后，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王光英又搞了一个光大银行[微博]。

　　这期间，中国有将近2000万的下乡知青纷纷回城，但找不到工作。后来，中央提出可以搞个体工商业。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个体工商业主。此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也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市场。

　　其中也有一些曲折。比如，1982年全国开始打击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当时温州抓了“八大王”(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但到了1983年，在中央提出搞活农村流通的意见下，把“八大王”给放了。此后一直到1998年，“投机倒把”这项罪名才正式取消了。

　　后来，围绕着农村、农业，中国一大批个体工商业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当时都没有想到的。到了1984年，农村的改革开始走向正轨。

　　经济观察报：对城市的改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保育钧：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主要的做法是搞活国企，简政放权，给国企松绑。以承包为特征的中国国有企业第一个改革浪潮开始出现。此后，中国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催生了一批民营科技企业，联想、四通都是当时冲出围墙的代表。

　　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这就是价格“闯关”。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在这种环境下，当时的商业经营，谁能搞到计划内的商品，谁就能发财。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并轨。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太成功，价格改革的初期，引发了全国的物价飞涨。此后，中国再次开始搞治理整顿，改革出现了局部倒退。随后的邓小平南巡为今后的改革定了调子：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观察报：这意味着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加明确，此后有哪些具体的改革措施？

　　保育钧：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

　　国企原来吃财政，后来吃银行，到这时什么都吃不了了，必须要面对市场。当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汇率改革。这时，国企身上的矛盾就开始暴露了。国企改革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国企开始迎来关停并转、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大潮。伴随着这股大潮，中国出现了大量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得到空前发展。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更进一步确立。

　　民营企业这几年没顺当过

　　经济观察报：这之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迎来了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期，但是在落实层面呢？

　　保育钧：2002年之后，党的十六大对民营企业的提法和理论上已经有了一系列突破。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二者要统一，不能对立，这是总的基本原则。第二，提出了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和按市场要素分配相结合，解决财富分配的问题。此外，国家承认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的新的主要阶层，还有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确立。这是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照理说，此后民营企业应该有一个重大发展。但是，民营企业在实际中碰到了“四难”：市场准入难、融资难、税费重、权益保障难。所以后来就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这个出来之后触动了国企的利益。其实，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看待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加剧了这种担忧和分化。

　　回过头看，1992年到1997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几年，这时候开始出现机关干部下海的情况。一直到2002年，这十年，整体上看是“国退民进”，因为国企自身矛盾和对新市场机制的不适应越来越凸显，而大批的民营企业，在思想和体制解放的大背景下，发展得很快。

　　最近这些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过两个鼓励民营经济的文件，都是很好的政策推进，但是由于各种限制，没有很好地落实。民营企业发展，还存在很多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经济观察报：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怎样的机遇和困难？

　　保育钧：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要靠投资拉动。现在有效的投资就是靠民营企业，靠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为继。所以，形势逼迫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市场环境，释放民间资本的红利。不靠民间投资，中国要实现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会很难。

　　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讲，现在民间投资的障碍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但现实中，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很多看不见的障碍，下一步要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些障碍。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很多种叫法，比如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有制与混合所有制等。如果市场经济是改革的目标，那该如何协调或处理这种截然不同的划分标准？

　　保育钧：民营企业其实是新时期的新的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没有错，但是如果看待民间资本还坚持过去的旧有观念和思维，肯定不行。应该给公有制经济新的定义和解释。民间资本其实是社会资本，是新的公有制。

　　新一届政府已经认识到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重要性了，但是能不能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取得突破，很考验本届政府。

　　经济观察报：你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什么期待？

　　保育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李克强总理讲，对于民营企业，国家不仅要相信，而且要依靠。“中国依靠民营企业”这种话，过去没有人讲过。

　　改革的阻力不会小。当前的财政、税收、投资等问题，其实都是涉及到政府的改革。只有抓住这个主线，才能够把握十八大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才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商业的解放，发展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