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改革
自1978年始,三中全会已成“改革”代名词。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并作出“总体部署”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在新一轮改革即将开启之际,我们将目光锁定改革,
以提问的方式为您呈现改革脉络。
问题一
新一轮改革“新”在哪里?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谈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
在习近平的描述中,全面深化改革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此次全会上将要推出的“五位一体”综合改革方案,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以大历史观观察,这应该比前几个经济改革的决定,更带有战略性和历史性。”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常修泽教授说,中国正处在由“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向“第三波历史大转型”转换的阶段。在他看来,第一波历史大转型是以1949年为标志的社会制度转型,第二波历史大转型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转型。现在,经济体制转型尚未完成的任务,可以在“全方位转型”下,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等一并突破和深化。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经济学家洪银兴认为,前一轮改革要解决低效率问题,这一轮改革则是解决如何实现科学发展问题。前一轮改革要增强竞争性,这一轮改革要增强凝聚力。
问题二
为何现在推行“五位一体”改革?
今年夏天,在湖北调研时,习近平用“深水区”和“攻坚期”形容中国的改革。在谈到为何要推进新一轮改革时,他说,应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简单地通过改革去拉动经济动力,而是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迟福林说。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到今天,阻碍其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体制的障碍,还有社会制度、行政体制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常修泽说。
问题三
哪些领域会有所突破?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近日中改院主办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上,多家智库和学者都提到,本轮改革应该在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财税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上有所突破。
在常修泽看来,要实施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寻找“坚硬的堡垒”攻破。
“比如在经济领域,可以从垄断行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做起。在社会领域,可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和社会组织改革。”常修泽说。
问题四
改革如何推进?
参与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起草工作的高尚全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可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基础上,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方式。迟福林认为,中央会强化改革的推进机制,从中央层面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虽然不一定在本届三中全会上讨论,但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常修泽强调改革运作的包容性。“要找准各领域改革的均衡点,‘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例如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均衡点是动态均衡的,哪边失衡要适当地往哪边移动一下。”
问题五
改革的时间表是什么?
大多数智库和学者认为,这一轮改革应该分不同阶段推进。
“我认为两到三年会有初步进展,比如要素价格改革、行政审批改革;三到五年,会有一些重大突破;五到八年,可能会有一些全面突破。”迟福林说,中国已经确立要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留下的时间有限,改革要和危机赛跑。
这一设想和“383方案”比较接近。该方案认为,改革可以分为2013-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2020年的远期改革。
常修泽认为,新阶段全面改革可以锁定在中长期,也就是十到十五年。按历史规律,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着眼十年。
问题六
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顽瘴痼疾”、“藩篱”,是习近平在谈到改革需要攻克的难题时的表述。
迟福林说,各方都迫切看到改革有所突破,但对是否能够突破存有疑虑。改革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固化的利益格局,尤其是部门、地方和行业的“藩篱”。比如改革行政审批权,是在打破政府自身利益;放开价格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是在打破行业利益。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常修泽建议,既得利益格局中的一部分人未必坚定支持改革,若不做大的反抗,则采取平缓的改革措施。
“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到改革的复杂性,用包容性改革思路寻求最大社会公约数。”常修泽说。
文/本报记者 刘一 制图/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