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克亮 实习生 杨召奎

　　过度依赖投资，跟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

　　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概念备受关注，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与模式竞相争艳。对此，您如何评价？

　　成思危：最近，央行[微博]对银行业进行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很重要，它会加大银行间的竞争，有竞争才有更好的服务。可以预见，银行间争相揽储会为普通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收益，现在不少银行的理财产品其实就是一种拉存款的大战。

　　互联网金融创新会降低网络银行的成本，因为减少了人工，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会使得存贷利差下降，从而减轻贷款人压力，增加存款人收益。这很符合我最近一直强调的——从GDP崇拜转向劳动生产率崇拜。

　　中国经济时报：您刚才提到了GDP崇拜。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成思危：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中国GDP“有水分”，多年来的大量投资造成了GDP水分。含“水分”的GDP，第一类是有害的GDP，例如豆腐渣工程，这类工程在建设时能产生GDP，垮了以后重修还会产生GDP，但它是有害的、负面的GDP；第二种是无效GDP，即建设的时候能产生GDP，但是建成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投产，因而就不能再产生GDP了；第三种是低效GDP，例如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很大，建成以后不但没有回报，还要依靠政府补贴。

　　我认为，对于GDP增速，宁愿要一个没有水分的7%，也比一个含水分的9%好。其间相差的2%并不能惠及民生，只能浪费资源。 GDP掺水最大的坏处，就是造成了投资的不断增长。比如说今年某个省的GDP为1万亿，有1000亿的水分，第二年由于这1000亿不能创造GDP了，明年要保持GDP增长10%，在安排投资计划时先要补上这1000亿GDP、还要再增加1000亿GDP增长所需的投资。所以，GDP中的水分促使人们在追求政绩时，不断地靠增加投资来保持GDP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就跟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因此，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经济发展要转移到以效益和质量为立脚点，就必须解决GDP崇拜和以GDP为政绩导向的问题。当前，我们需要“适度投资”。所谓“适度”投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方程式，就是投资增长率不应超过GDP增长率的1.4倍。也就是说，GDP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之比应该是0.7，这是最低的要求。

　　金融改革需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方向推进

　　中国经济时报：金融改革也是我们最近关注的话题之一。您曾表示，金融改革需要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方向进一步推进。能否具体予以阐述？

　　成思危：在我看来，金融虽属于虚拟经济，但主要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的。中国的实体经济目前发展得比较扎实，所以金融一定要跟上。也就是说，金融改革需要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

　　国际化，就是要增强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国际化就需要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如果无法做到这点，人民币就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为当作为储备货币存在的人民币出现贬值的时候，无法兑换成其他货币来规避风险，就会造成市场参与者的损失。所以，所谓金融的国际化其实主要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市场化就是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在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提到了。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就是要引入民营资本，增加市场主体，让市场参与者多样化。还有一点，金融业者一定要认识到自身的服务业属性，转变观念，加强金融服务，才能实现市场化。

　　最后一个，系统化，是说我们的监管要系统化。也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目前金融市场监管是采取“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微博]、银监会、保监会)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风险是流动的，不可能静止在一个地方；另一方面，资金需要迅速流动才能产生更多效益。所以，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是系统化的最终目标。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才能达到系统监管的效果。

　　另外，监管和创新是一对矛盾体。创新是在监管范围之外出现的新事物，监管相应地发现问题后，就用新的规定来加以规范，这又会进一步促进创新。此外，监管还应做到依法、合理、适度、有效，从加强信息披露入手。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您曾多次提出建立社区银行的建议。您认为，我国目前是否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

　　成思危：目前，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民间有大量资金而没有投资出路，另一方面，小微企业需要资金却借不到钱，大银行不愿意借钱给这些小企业，因为有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交易成本又高。所以，以民营资本为主，开办社区银行，用多余的民间资本就可以为社区群众和小微企业服务。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目前，制度创新主要应着眼于解决哪些问题？

　　成思危：目前，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协调好四大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要相互配合，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政府的调控是必须的，但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譬如说竞争规律，那些先占有市场的企业，肯定不希望有新竞争者加入，“就像挤公共汽车，那块上车的踏板成了‘变心板’”。而政府的关键作用就在于反对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鼓励有序竞争。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今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何建言？

　　成思危：十八大报告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第二句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近几年来，确实有人对改革方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十八大报告明确了要坚持这个方向。

　　现在有一种误解，说西方经济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该书中就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应主要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应主要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配合得好，会收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十八大报告将这个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政府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不违反价值规律，不违反供求规律，不违反竞争规律。第二，要改革审批制，减少审批事项，必要时改审批制为核准制或备案制。第三，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依照《宪法》和《物权法》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使之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

　　绿色经济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三者的结合

　　中国经济时报：在“2013年欧亚经济论坛科技分会”上，您提到，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投资或将达5万亿元人民币。您认为发展新能源的意义和关键是什么？

　　成思危：当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位，节能减排对中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在环境保护上加大力量，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话，那么我们将把环境债务留给子孙后代，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国对新能源的投资在世界上占到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可能十年内累计将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责任感。

　　创新是发展新能源的重要保证，新能源将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类过分依赖化石能源，给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威胁，所以，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来解决能源资源有限以及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的问题。以太阳能为例，太阳能的成本大大高于火电成本，中国最近也出台政策，对太阳能发展予以补贴，但从长远看，靠补贴来推广新能源是不行的，所以，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使得太阳能能够广泛应用。

　　中国经济时报：您也一直倡导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生态文明意义重大。绿色经济的内涵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中国应如何推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

　　成思危：国际上很多人提低碳经济，这是非常热的话题。我们提绿色经济，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更加全面。绿色经济就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三者的结合。发展绿色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要有自己的特点。因为：

　　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之前，还是要不断发展。既然要不断发展，就要不断消耗能源，因为能源是发展的重要条件，我把它比作经济的粮食。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而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也就是要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国宣布，到“十一五”规划末期，我们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0%，到2020年下降40%—45%，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如果大家仔细算算，GDP到2020年比2000年目标翻两番，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际上还是会有所增长的。

　　第二，从中国的能源结构分析，目前来看，化石能源占到90%，我们确定的目标是2020年降到85%。我国近中期的目标应该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

　　中国前些年过多追求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不力。现在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我们会犯历史性错误。我们计算过，2005年，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我国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3.5%，而当年的GDP仅增长了10.4%。这说明如果我们不注意环境保护，就把环境债务隐性地留给了子孙后代。所以我们要力争做到“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下一次的产业革命是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前三次分别是蒸汽机、电力、电脑与互联网。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将是未来产业革命的一个增长点，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中国应如何推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从产业发展来分析，低碳经济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能等等。同时，包括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等。第二个层次，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如现在发电水平是350克标准煤发1度电，而全国最先进的地方仅需要283克，如果平均降到300克标准煤发1度电，将会是很大的节约。第三个层次，利用二氧化碳。化石能源燃烧必然产生二氧化碳，现在利用二氧化碳的主要是饮料工业，有局限性。利用二氧化碳最大的地方应该是化学工业。现在化学工业领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此外，发展林业也能吸收二氧化碳。第四个层次，封存。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荷兰、丹麦也在做这项工作。

　　人类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可再生能源。人们最早是用动植物烧柴火，用动物油点灯，然后是利用化石能源，但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有一天会用完，最终还是要用草木和太阳能这些可再生资源。所以，我们要把产业、经济、社会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改善。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说，要认识到绿色经济不仅是一种产业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人们树立绿色经济的意识，养成从点滴做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开这么多和这么亮的灯？可以少开一点。离开房间时，能不能及时把灯关上？这都是小事，但做好一点小事，就可能节约很多能源。再比如说，大家开车多了，就带来道路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平时在市内上班的时候，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跟同单位的同事拼车。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产业企业的问题，也是每个人能否养成绿色生活方式的问题。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经济只能解决今日问题，科技保证明天，只有教育确保后天”。和您的父亲一样，您也一直关心教育事业。请谈谈您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建议。

　　成思危：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我在世新大学55周年校庆时讲过，在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时讲过，在其他场合也讲过。自从孙中山先生1894年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已经100多年了。在这100多年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确实是取得了不少成就、不少进步，但是离振兴中华的目标还差得很远。振兴中华靠什么？有人说靠经济，有人说靠科技，我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教育。

　　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也在说中国GDP在2025年或者2030年就能赶上美国。要我说，这个GDP总量赶上美国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人均GDP比人家要低得多。就算人均GDP赶上，也不能说明我们真正赶上，只有我们全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科技水平真正赶上他们的平均水平，才值得我们自豪。我们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能够跟我们的人口数量相适应，我们才能算真正赶上。

　　这样一比较，我们还任重道远，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就应该对教育给予充分的重视。教育的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水平；第二个就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丹麦科技创新部、丹麦高校联盟联合成立了中丹科教中心，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是中方主席，我是成员。我去年专门到丹麦和芬兰考察了一下它们的教育和创新，有很深的体会。芬兰的教育投入占GDP的7.8%，而且，丹麦高校对丹麦和欧盟的所有学生都不收费，只对亚洲学生收费。芬兰的大学去年对亚洲学生还不收费，所以，在芬兰念书一年有五万元的生活费就够了。这说明它们确实重视教育。

　　它们也重视创新。芬兰只有540万人口，它们没有别的资源，只有森林，原来就是靠砍树做木浆来发展的，后来转向依靠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大家知道，诺基亚[微博]就是芬兰的名牌 (尽管它现已被收购)，Linux这个操作系统也是芬兰人搞出来的。一个只有540万人口的国家能搞出很多创新，是不容易的。

　　由此可见，只有加强教育和科研创新，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比较强盛。我多次说过，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们的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立法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渐进性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以一个民主党派领袖和专家学者身份担任国家领导人，参与过国家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大决策。您如何看待人大工作？能否举例谈谈全国人大是如何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

　　成思危：我觉得人大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首先，我国宪法规定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大工作确实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特别重要。人大最主要的工作是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我到人大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要依法办事。一方面要遵守实体法，同时要遵守程序法。我第一次参加委员长会议就感觉与其他部门不一样，它的议程非常明确，而且所议的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做，一点不能违反。人大的监督工作有一个鲜明特色，那就是人大和“一府两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各自的分工、职责等不同，就需要形成一定的制约。所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既是制约，又是支持。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概念，搞清这个根本前提。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我们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帮助改进。

　　人大最重要的任务是立法。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质量。要坚持立法的“四性”：系统性、科学性、公正性和渐进性。立法的系统性，首先是基本法律要完备。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法律要服从宪法。像我们之前修订外贸法，也是适应形势需要。加入WTO[微博]以后，许多子法都变了，如果母法不变那是不行的。

　　振兴中华靠什么？有人说靠经济，有人说靠科技，我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教育。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们的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立法的科学性，就是每一次立法都要进行严格而充分的调研、论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公路法修正案时，修正案提出把养路费改成燃油税，在生产环节收税。审议的时候，常委会委员们就提出汽油可以这样做，因为83%的汽油是用于交通的，柴油只有28%用于交通，其他的72%用于拖拉机、渔轮和柴油发电，这样做可能会增加农民负担。当时有关部门答复说，可以先征后退。但是大家还是不放心。第一，农民千家万户，你征了以后怎么退？操作性可能有问题。第二，各地财政大都比较紧张，燃油税能否保证真的返回农民手里？大家虽然赞成费改税这个大方向，但是从真正不增加农民负担、对人民负责这个角度也提出了比较多的意见。所以第一次表决的时候差一票没有通过。

　　还有就是关于公正(公平和正义)性。法律的象征物一手是剑，一手是天平，讲的就是既要有权威又要公正。这个公正包括权利和义务之间要平衡。规定执法相对人承担什么义务，就要相应赋予他什么权利。这个公正还要保证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平衡。有权力就有责任，光讲权力不讲责任，那不是公正的法律。现在有的部门起草法律，主观上就是想通过人大立法，把部门权力法律化。人大在审议时要非常小心，权力不能乱设，也不能滥用，否则要追究责任。一般来说，法律一经颁布，执法机关就处于强势，执法相对人则处于弱势，如果在立法时就不能保证公正，那就违反了立法保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原则。

　　中国的立法确实有个渐进性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阶段，对这个阶段所制定的法律就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及时修改，否则就不能与时俱进。

　　学者有四大责任

　　中国经济时报：从政后，您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治学上依然投入大量时间。而且您也不回避经济热点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请您谈谈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成思危：学者应肩负怎样的使命和责任？在“2013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上，我提了四句话。

　　第一，探讨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需要执政党去解决，但作为官员来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作为学者，就应该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比如，中国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有四个关系需要深入研究，即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每个关系背后都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拿公平和效率来说，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则是低水平的公平。这二者之间确实有个辩证关系，其背后的理论和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借鉴国际经验。比如社会保障，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做法。有的是以社会统筹或者社保税为主；有的是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主，如新加坡；有的实行双重政策，即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中国就是这样。在解决所谓改革成本的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办法。医改也是如此，有英国模式、意大利模式、美国模式等等。作为领导，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比较这些模式，有的领导干部到哪国考察就觉得哪国模式好。作为学者，就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领导决策参考。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政策是由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出台以后就要去执行，但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很多问题尤其是细节问题可能没有认真考虑。作为学者，就要补充和完善这些政策框架。比如房改，按照当时的设想，就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商品房三个层次。但是，由于跟经济适用房相关的政策规定得不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也使经适房分配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实，有了经济适用房这么一个政策框架，相关的分配条件、管理办法等等，都得完善，得跟上。政策制定者往往考虑不了这么细，就需要学者通过调研提出建议来完善。

　　第四，分析政策实施的难点。任何一个政策，它在实施过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学者就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难点，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

　　组文报道：专访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多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