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柬埔寨生意:有些事要糊涂有些事要明白

2013年11月04日 23:57  《商界》杂志 

  本刊记者 曹一方

  时代变革的阵痛,投影在个体上,是刻骨铭心的悲喜跌宕。30年前的八大王事件,让胡金林跌落大历史的舞台,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自己激荡的小历史。在30年后的十字路口上回望,大历史与小历史,同样有意义。

  柬埔寨西港,海边,斜阳。

  57岁的胡金林喝了点酒,望着海面若有所思,画面有些孤独。

  此前的酒桌上,他的朋友向几个中国客人介绍:“这是胡老板,当年著名的温州八大王啊。”客人们礼节性地笑脸相迎,却未在意“温州八大王”几个字。干掉一杯酒后,话题竟被切换到了高尔夫球上。

  胡金林答不上话,酒局遗忘了“八大王”。毕竟,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毕竟,在后来轰隆隆的中国商业历史中,他与“八大王”的故事戛然而止——就像一只在风暴停歇前起飞的海鸥,还没飞起来,就被雷电击落,消失在茫茫大海……

  时代变革的阵痛,投影在个体上,是刻骨铭心的悲喜跌宕。其实,痛在自己,与人无关。号称“喝酒未逢敌手”的胡金林,只能迎着异国的海风,独自与历史干一杯。

  早起的虫儿

  每逢有祖国的朋友来柬埔寨,胡金林都会打开两瓶自酿的灵芝酒,“我这酒好啊,不上头,还养生。”他生平爱以酒会友,但从不抽烟。

  30多年前,他去上海人民电器厂进货,为了熟络关系,他买了几包大前门,跑到人家办公室里散烟,自己还陪别人抽起来。不会吸烟的他,吸上第一口就被呛得眼泪直流,遂再不沾烟。

  这虽是陈年轶事,却构成了一代温州人捕捉历史机遇的片段。当年经济体制转轨,电器产品供求渠道不畅,胡金林成立五金电器门市部,从国营企业里购进电器原料,简单加工制作后,再卖给江浙一带的国营工厂。

  至1981年,柳市已有300多家门市,以及10多万遍布全国的供销大军。而胡金林的年营业额已有120万元,冠绝柳市,被称为“五金大王”。彼时,如今的电器巨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还在另一位大王门前练摊修鞋;而德力西董事长胡成中,还是一名漂泊异乡的供销员。

  然而,时局变幻,命运诡谲。1982年,一场打击投机倒把的运动席卷而来,“八大王”首当其冲,大部分被捕入狱,而胡金林提前收到风声,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潜逃生涯。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历史却在欲扬先抑中前进了。

  两年后,政策形势逆转,中央八十四号文件给“八大王”们平反,蹲监的大王们,被陆续释放。胡金林回到柳市,在监狱里呆了66天后,被放了出来。“当时已经平反了,因为通缉令还在,公安还得把我抓起来,走一个程序。但我已经不担心了。”

  尽管他并未像诸多商业史中记载的那样,在监狱中提心吊胆怕被枪毙,但两年的逃亡生涯,他确如惊弓之鸟。“当时乐清定下了10个枪毙的典型,有强奸的、抢劫的,我就是投机倒把的典型,其他9个都枪毙了,就我逃了。”

  1983年五一节,胡金林躲在北京前门大街某招待所。清晨,隔壁接待室电话响起,是公安局打来的,叫人去领通缉令告示。胡金林侧耳一听,吓得慌忙从被窝里爬起来,跑到天安门广场瞎晃了一整天,再也不敢回招待所,第二天便逃往天津。

  命运跟大王们开了一个玩笑。1984年平反后,再也没有从前的“八大王”了。

  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吴敏达,从杭州一路来到柳市,带着30多个各级官员找到出狱后的胡金林,鼓励他继续做大生意。胡金林却摆了摆手:“我只希望比大的差一点,比差的好一点,最起码人格不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若没有被蛇狠狠咬过,又怎能体会那种切肤之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

  胡金林对于副省长的回应,成了当时“八大王”们的普遍心态。而舞台的聚光灯从此属于当时一无所有、无所顾忌的人。这一年,更年轻的南存辉与胡成中,创办了正泰与德力西的前身——求精开关厂。

  空间换时间

  风起云涌,终归尘土。胡金林庆幸此后的聚光灯,不再照射着自己。

  他一度想要脱离赖以成名的五金电器行业。1985年他投资100万元,创办温州第一家轧钢厂,希望填补当地基础建设的需求缺口。但事与愿违,“我没读过什么书,不懂得让钢厂纳入政府发展规划,后来又有污染问题。”不到三年,扎钢厂无奈关门。

  最终,胡金林还是回到老本行,创立三林机床电器厂。重拾旧业的他很快如鱼得水,仿制出的交流接触器,品种比北京上海的国营大厂还全。至1993年,其年产值已达五六千万元。然而,10年前那道刻骨铭心的伤痕,仍然隐隐作痛。

  这一年,乐清政府召集了胡金林、南存辉与胡成中等当时的“电器五强”,提出让其收编当地其他较小的电器企业组成大集团。面对如此诱人的橄榄枝,胡金林再度拒绝了。“还是心有余悸,怕做大了政策又有变,吃得饱饭就够了。”

  ——时间还能倒回那个混沌初开、机会遍地的“八大王”岁月吗?

  很长一段时间,胡金林都在空间上寻找这个答案。为此,他还曾因为报纸上一则“国家将大力开发西北”的消息,而把公司开到新疆,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碰了一鼻子灰。

  “老天爷真的很幽默,它挡住你的一只眼,却掰开你的另一只眼。”2000年11月,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胡金林闻风而动,在东南亚考察了一圈后,他看中了内战后百废待兴的柬埔寨。“这里跟中国关系最为紧密,市场潜力也最大。”

  实际上,柬埔寨电力供应严重缺乏,甚至还不如30年前的中国。绝大多数工厂都是用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而且配电设备非常落后,有的只是一把闸刀和四根铜条,有的甚至还用炮弹弹片作为替代品。

  而当地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电器产品都来自欧美。同样一款产品,欧美的要1000美元,在温州进货则只需200美元。如果将温州的产品运到柬埔寨,卖三四百美元,不仅极具价格优势,还大有赚头。

  然而,运转这一贸易链条绝非易事。早在胡金林之前,温州侨光集团已在金边设立分销点,不过生意颇为惨淡。原来,当地市场需求相对零散,侨光不可能为了一两个订单的零散产品,包下一整个集装箱发货。但要将货物从温州发到金边,除了集装箱之外,侨光又别无他法。

  难题同样摆在胡金林面前——怎么办?

  奇人自有奇招。“金边原本就有大批浙江青田人做小商品生意。我就好奇了,他们怎么发零单过来的?一问才知,原来他们发零单的渠道,就在义乌!”尽管这种方式类似“灰色通关”,但在柬埔寨却无后顾之忧。难题迎刃而解。

  2001年7月,胡金林的三林公司在金边开张。两间门面、10个房间和一个大仓库,感觉如同当初在柳市的五金门市,即便周围大多是语言不通的高棉人。他兴奋地带上翻译马不停蹄拜访各个工厂。第一单生意,来自柬埔寨最大的啤酒厂——马来西亚人投资的吴哥啤酒厂。

  当时的吴哥啤酒厂,由三台发电机运转,配电系统浪费率达到30%。有马来西亚的电器公司报过价,开口5万美元,而胡金林要价仅6000美元,并承诺安装两台省电柜,三台发电机只用开两台。

  啤酒厂老板将信将疑,要他安装好后自己再付钱。为了打开当地市场,胡金林一口答应。结果两个省电柜一装上,功率从此前的1200万千瓦,降至700万千瓦,正好是两台发电机的功率。

  双方皆大欢喜,胡金林在当地一炮打响,进而又拿下当时柬埔寨最大的制衣厂——台扬制衣厂3万美元的订单。安装完成后,工厂每月节省电费4.5万美元,不到一个月便收回投资。后来,他跟这个工厂的台湾老板开玩笑:“帮你省下的钱,都够你整个新工厂了。”

  异国他乡,时空变幻,彼时45岁的胡金林好像找回了当年那个25岁的自己。

  大王的气概

  有人说,如果没有被打成“投机倒把”,中国最大的电器公司,应该属于胡金林。这样的推论,对于如今的胡金林,已无任何意义。

  1997年,胡金林来到正泰,南存辉一见面便道:“哇,老胡你来了,赶快赶快,董事长你来做。”此时的正泰,正处于集团整合期。其销售网点在全国遍地开花,大幅提升了销量,但内部整合进来的企业参次不齐,外部又有很多中小企业想挂进来,这让南存辉一时理不清头绪。

  面对南存辉半开玩笑式的邀请,胡金林摇了摇头,笑了笑说:“南董啊,将来你会名利双收,但时间不属于你。”话中玄机,不言自明。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南存辉见到胡金林时,对下属吩咐:“他是我的前辈,你们要尊重。”

  谢绝了邀请的胡金林,一度把自己的三林电器厂,挂进了正泰集团,另谋他路。但是,柳市的江湖并没有放过他。

  在一次饭局上,趁南存辉不在场,某集团高管冒出一句:“董事长开口了,我是很违心让你进来。”场面顿时尴尬,胡金林却一笑置之:“老总,你吃大鱼大肉,我就喝点剩汤。”

  随后,胡金林决然退出正泰。南存辉不解:“老胡啊,人家想进都进不来,你却要退出?”胡金林无言,心里却告诉自己: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绝不委曲求全,这关乎胡金林的底线——最起码人格不丢。

  人格不丢。这关乎一个人的进与退、舍与得以及爱与憎,尤其是在商业利益面前。

  2003年,柬埔寨当地一个80多岁的华裔电厂老板病危,病床上的他派人请来了胡金林。当初,跟胡金林合作后,他的火电厂扭亏为盈,每月能赚5万美元。老人因此对胡金林备加赏识。

  老人一见到胡金林,顿时打起了精神:“小胡,你能来我很高兴,我儿子和太太都在欧洲,这边没有亲人,工厂你就开个价吧。”胡金林感慨不已,他明白老人临终前最后的一个心结,莫过于把工厂变现留给儿子。略微一算后,他报价100万美元。老人会心一笑,一口答应。

  此后三年油价渐涨,依赖柴油的火电厂利润见底,遂被关闭。而三年内赚来的钱,差不多就100万美元。胡金林当初的这笔买卖,纯属帮老友完成一个临终前的心愿。

  一去一来百万美元,其中义气,却不可衡量。即使在各路势力鱼龙混杂的柬埔寨,胡金林依然如是。

  比如,曾经一个混迹印尼12年,混不下去了的温州人来到柬埔寨,找到胡金林希望成立温州商会:“搞起来了,可以在里面赚钱。”胡金林断然拒绝。“他们其实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打着商会招牌,诓骗中国商人来柬埔寨投资。”于是,他在柬埔寨一手创立温州同乡会,旨在为当地华人排忧解难。

  2011年,一个浙江工人在一家台湾人的制衣厂里猝死,台湾老板只愿意掏2万美元了事。胡金林闻讯后大怒,带着死者家属来到工厂,指着台湾老板的鼻子大骂:就是你们榨干了工人的血汗,休想就这样了事!最终,在胡金林的努力下,死者家属获赔9万美元,创下当地相关事件最高赔偿金额。

  最轰动的一次是2012年。30多个中国劳工被一个江苏老板骗到柬埔寨打工。几个月后,老板不但拖欠工资,还扣着他们的护照跑路了。工人们走投无路,只得在大雨滂沱中,跪在大使馆前面求助。胡金林从大使馆获悉后,立即调动温州同乡会,组织了十几辆车,将他们安置到宾馆,直至将他们送回中国。

  此后,胡金林的公司被当地华人称为“第二个领事馆”。义之所至,振臂一呼,他的“大王”气概,可见一斑。

  一个人的复兴

  跌落过的人生,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站起来?尤其是一个曾经的“大王”。

  按照国内的标准,即使将温州和金边的两个公司加在一起,胡金林的电器公司也最多算是中型企业。这离重振大王雄风的励志故事,还差了一大截。

  然而,站没站起来,其实取决于内心中那个自己是否洒脱。“做大了有什么好?我温州很多朋友,都是大老板啊,一天累得要死,有什么意思?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确实如此——30年前,胡金林逃亡在外,大儿子在温州出生,他只能偷偷摸摸打个电话回去。他来到柬埔寨不久,大学毕业的大儿子也过来帮他打理生意。如今,他膝下多了一对可爱的孙儿孙女,一家三代虽然远在异邦,但也其乐融融。

  当年,他对南存辉说,时间将不属于你。后来,他用“不把生意做大”,换来了自己的时间。有朋友从国内过来,他大多会拉上一车人去西港海边,晒晒太阳,喝喝酒,吹吹风。

  叹息也好,遗忘也罢,别人如何看,对于胡金林已经无足轻重。只是,对于大历史给他的评价,他或多或少总有些抵触。他并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被钉在大历史轨迹上那乍暖还寒的一刻。

  比如2009年,央视制作中国近代史纪录片《复兴之路》,其领导下死命令让摄制组一定要采访胡金林,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人物。不巧的是,摄制组赶到温州那天,正好撞上胡金林儿子的订婚酒席,采访被胡金林一口拒绝。

  央视的正面采访,很少遇到这般不配合的采访对象。摄制人员一下子急了:“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胡金林更激动:“政治任务是你们的啊,如果当初我没跑,被枪毙了,你们会给我拍吗?”

  又比如,十八大期间,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在央视黄金档播出,其中便有根据胡金林真人真事而改编的情节。央视的人打电话给胡金林:“老胡啊,《温州一家人》在十八大期间播出,其中含义是什么,你懂吧。”谁知,胡金林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含义,我不懂。”

  的确,要从伤痛中站起来,有些事需要糊涂一点,有些事则必须看明白。2007年,胡金林看准了橡胶种植业。“橡胶是不可替代的资源,我国只有海南、云南出产,八成依赖进口。而柬埔寨正适合种橡胶,我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

  于是,他跟朋友合伙,一连开了6家公司,每个公司买下1万公顷林地(柬埔寨法律规定,外资公司每家只能买1万公顷土地)。这成了胡金林最喜欢向外人提及的事情:“橡胶树种下去,三五年就可以割胶,割胶期有三四十年。今年已经有几百吨橡胶运回国内了!”

  2013年,57岁的胡金林学会了用微信,这成了他在柬埔寨与国内朋友联络的主要方式。结果,第一个月的话费,吓了他一跳,海外用了网络流量,多出3000多块。

  为此,他憋了一肚子火,回国办事时,一下飞机便直奔移动公司,拍着桌子大吼:“说的流量包月,你又没说只能在中国用,你这不是欺诈吗?”对方被一下子震住了,最终只好退给他1000多元的话费。

  ——30年前失去的东西,胡金林一点一点地找了回来。

  编 辑 白灵 sjbail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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