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曹一方

　　时代变革的阵痛，投影在个体上，是刻骨铭心的悲喜跌宕。30年前的八大王事件，让胡金林跌落大历史的舞台，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自己激荡的小历史。在30年后的十字路口上回望，大历史与小历史，同样有意义。

　　柬埔寨西港，海边，斜阳。

　　57岁的胡金林喝了点酒，望着海面若有所思，画面有些孤独。

　　此前的酒桌上，他的朋友向几个中国客人介绍：“这是胡老板，当年著名的温州八大王啊。”客人们礼节性地笑脸相迎，却未在意“温州八大王”几个字。干掉一杯酒后，话题竟被切换到了高尔夫球上。

　　胡金林答不上话，酒局遗忘了“八大王”。毕竟，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毕竟，在后来轰隆隆的中国商业历史中，他与“八大王”的故事戛然而止——就像一只在风暴停歇前起飞的海鸥，还没飞起来，就被雷电击落，消失在茫茫大海……

　　时代变革的阵痛，投影在个体上，是刻骨铭心的悲喜跌宕。其实，痛在自己，与人无关。号称“喝酒未逢敌手”的胡金林，只能迎着异国的海风，独自与历史干一杯。

　　早起的虫儿

　　每逢有祖国的朋友来柬埔寨，胡金林都会打开两瓶自酿的灵芝酒，“我这酒好啊，不上头，还养生。”他生平爱以酒会友，但从不抽烟。

　　30多年前，他去上海人民电器厂进货，为了熟络关系，他买了几包大前门，跑到人家办公室里散烟，自己还陪别人抽起来。不会吸烟的他，吸上第一口就被呛得眼泪直流，遂再不沾烟。

　　这虽是陈年轶事，却构成了一代温州人捕捉历史机遇的片段。当年经济体制转轨，电器产品供求渠道不畅，胡金林成立五金电器门市部，从国营企业里购进电器原料，简单加工制作后，再卖给江浙一带的国营工厂。

　　至1981年，柳市已有300多家门市，以及10多万遍布全国的供销大军。而胡金林的年营业额已有120万元，冠绝柳市，被称为“五金大王”。彼时，如今的电器巨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还在另一位大王门前练摊修鞋；而德力西董事长胡成中，还是一名漂泊异乡的供销员。

　　然而，时局变幻，命运诡谲。1982年，一场打击投机倒把的运动席卷而来，“八大王”首当其冲，大部分被捕入狱，而胡金林提前收到风声，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潜逃生涯。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历史却在欲扬先抑中前进了。

　　两年后，政策形势逆转，中央八十四号文件给“八大王”们平反，蹲监的大王们，被陆续释放。胡金林回到柳市，在监狱里呆了66天后，被放了出来。“当时已经平反了，因为通缉令还在，公安还得把我抓起来，走一个程序。但我已经不担心了。”

　　尽管他并未像诸多商业史中记载的那样，在监狱中提心吊胆怕被枪毙，但两年的逃亡生涯，他确如惊弓之鸟。“当时乐清定下了10个枪毙的典型，有强奸的、抢劫的，我就是投机倒把的典型，其他9个都枪毙了，就我逃了。”

　　1983年五一节，胡金林躲在北京前门大街某招待所。清晨，隔壁接待室电话响起，是公安局打来的，叫人去领通缉令告示。胡金林侧耳一听，吓得慌忙从被窝里爬起来，跑到天安门广场瞎晃了一整天，再也不敢回招待所，第二天便逃往天津。

　　命运跟大王们开了一个玩笑。1984年平反后，再也没有从前的“八大王”了。

　　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吴敏达，从杭州一路来到柳市，带着30多个各级官员找到出狱后的胡金林，鼓励他继续做大生意。胡金林却摆了摆手：“我只希望比大的差一点，比差的好一点，最起码人格不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若没有被蛇狠狠咬过，又怎能体会那种切肤之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

　　胡金林对于副省长的回应，成了当时“八大王”们的普遍心态。而舞台的聚光灯从此属于当时一无所有、无所顾忌的人。这一年，更年轻的南存辉与胡成中，创办了正泰与德力西的前身——求精开关厂。

　　空间换时间

　　风起云涌，终归尘土。胡金林庆幸此后的聚光灯，不再照射着自己。

　　他一度想要脱离赖以成名的五金电器行业。1985年他投资100万元，创办温州第一家轧钢厂，希望填补当地基础建设的需求缺口。但事与愿违，“我没读过什么书，不懂得让钢厂纳入政府发展规划，后来又有污染问题。”不到三年，扎钢厂无奈关门。

　　最终，胡金林还是回到老本行，创立三林机床电器厂。重拾旧业的他很快如鱼得水，仿制出的交流接触器，品种比北京上海的国营大厂还全。至1993年，其年产值已达五六千万元。然而，10年前那道刻骨铭心的伤痕，仍然隐隐作痛。

　　这一年，乐清政府召集了胡金林、南存辉与胡成中等当时的“电器五强”，提出让其收编当地其他较小的电器企业组成大集团。面对如此诱人的橄榄枝，胡金林再度拒绝了。“还是心有余悸，怕做大了政策又有变，吃得饱饭就够了。”

　　——时间还能倒回那个混沌初开、机会遍地的“八大王”岁月吗？

　　很长一段时间，胡金林都在空间上寻找这个答案。为此，他还曾因为报纸上一则“国家将大力开发西北”的消息，而把公司开到新疆，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碰了一鼻子灰。

　　“老天爷真的很幽默，它挡住你的一只眼，却掰开你的另一只眼。”2000年11月，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胡金林闻风而动，在东南亚考察了一圈后，他看中了内战后百废待兴的柬埔寨。“这里跟中国关系最为紧密，市场潜力也最大。”

　　实际上，柬埔寨电力供应严重缺乏，甚至还不如30年前的中国。绝大多数工厂都是用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而且配电设备非常落后，有的只是一把闸刀和四根铜条，有的甚至还用炮弹弹片作为替代品。

　　而当地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电器产品都来自欧美。同样一款产品，欧美的要1000美元，在温州进货则只需200美元。如果将温州的产品运到柬埔寨，卖三四百美元，不仅极具价格优势，还大有赚头。

　　然而，运转这一贸易链条绝非易事。早在胡金林之前，温州侨光集团已在金边设立分销点，不过生意颇为惨淡。原来，当地市场需求相对零散，侨光不可能为了一两个订单的零散产品，包下一整个集装箱发货。但要将货物从温州发到金边，除了集装箱之外，侨光又别无他法。

　　难题同样摆在胡金林面前——怎么办？

　　奇人自有奇招。“金边原本就有大批浙江青田人做小商品生意。我就好奇了，他们怎么发零单过来的？一问才知，原来他们发零单的渠道，就在义乌！”尽管这种方式类似“灰色通关”，但在柬埔寨却无后顾之忧。难题迎刃而解。

　　2001年7月，胡金林的三林公司在金边开张。两间门面、10个房间和一个大仓库，感觉如同当初在柳市的五金门市，即便周围大多是语言不通的高棉人。他兴奋地带上翻译马不停蹄拜访各个工厂。第一单生意，来自柬埔寨最大的啤酒厂——马来西亚人投资的吴哥啤酒厂。

　　当时的吴哥啤酒厂，由三台发电机运转，配电系统浪费率达到30%。有马来西亚的电器公司报过价，开口5万美元，而胡金林要价仅6000美元，并承诺安装两台省电柜，三台发电机只用开两台。

　　啤酒厂老板将信将疑，要他安装好后自己再付钱。为了打开当地市场，胡金林一口答应。结果两个省电柜一装上，功率从此前的1200万千瓦，降至700万千瓦，正好是两台发电机的功率。

　　双方皆大欢喜，胡金林在当地一炮打响，进而又拿下当时柬埔寨最大的制衣厂——台扬制衣厂3万美元的订单。安装完成后，工厂每月节省电费4.5万美元，不到一个月便收回投资。后来，他跟这个工厂的台湾老板开玩笑：“帮你省下的钱，都够你整个新工厂了。”

　　异国他乡，时空变幻，彼时45岁的胡金林好像找回了当年那个25岁的自己。

　　大王的气概

　　有人说，如果没有被打成“投机倒把”，中国最大的电器公司，应该属于胡金林。这样的推论，对于如今的胡金林，已无任何意义。

　　1997年，胡金林来到正泰，南存辉一见面便道：“哇，老胡你来了，赶快赶快，董事长你来做。”此时的正泰，正处于集团整合期。其销售网点在全国遍地开花，大幅提升了销量，但内部整合进来的企业参次不齐，外部又有很多中小企业想挂进来，这让南存辉一时理不清头绪。

　　面对南存辉半开玩笑式的邀请，胡金林摇了摇头，笑了笑说：“南董啊，将来你会名利双收，但时间不属于你。”话中玄机，不言自明。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南存辉见到胡金林时，对下属吩咐：“他是我的前辈，你们要尊重。”

　　谢绝了邀请的胡金林，一度把自己的三林电器厂，挂进了正泰集团，另谋他路。但是，柳市的江湖并没有放过他。

　　在一次饭局上，趁南存辉不在场，某集团高管冒出一句：“董事长开口了，我是很违心让你进来。”场面顿时尴尬，胡金林却一笑置之：“老总，你吃大鱼大肉，我就喝点剩汤。”

　　随后，胡金林决然退出正泰。南存辉不解：“老胡啊，人家想进都进不来，你却要退出？”胡金林无言，心里却告诉自己：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绝不委曲求全，这关乎胡金林的底线——最起码人格不丢。

　　人格不丢。这关乎一个人的进与退、舍与得以及爱与憎，尤其是在商业利益面前。

　　2003年，柬埔寨当地一个80多岁的华裔电厂老板病危，病床上的他派人请来了胡金林。当初，跟胡金林合作后，他的火电厂扭亏为盈，每月能赚5万美元。老人因此对胡金林备加赏识。

　　老人一见到胡金林，顿时打起了精神：“小胡，你能来我很高兴，我儿子和太太都在欧洲，这边没有亲人，工厂你就开个价吧。”胡金林感慨不已，他明白老人临终前最后的一个心结，莫过于把工厂变现留给儿子。略微一算后，他报价100万美元。老人会心一笑，一口答应。

　　此后三年油价渐涨，依赖柴油的火电厂利润见底，遂被关闭。而三年内赚来的钱，差不多就100万美元。胡金林当初的这笔买卖，纯属帮老友完成一个临终前的心愿。

　　一去一来百万美元，其中义气，却不可衡量。即使在各路势力鱼龙混杂的柬埔寨，胡金林依然如是。

　　比如，曾经一个混迹印尼12年，混不下去了的温州人来到柬埔寨，找到胡金林希望成立温州商会：“搞起来了，可以在里面赚钱。”胡金林断然拒绝。“他们其实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打着商会招牌，诓骗中国商人来柬埔寨投资。”于是，他在柬埔寨一手创立温州同乡会，旨在为当地华人排忧解难。

　　2011年，一个浙江工人在一家台湾人的制衣厂里猝死，台湾老板只愿意掏2万美元了事。胡金林闻讯后大怒，带着死者家属来到工厂，指着台湾老板的鼻子大骂：就是你们榨干了工人的血汗，休想就这样了事！最终，在胡金林的努力下，死者家属获赔9万美元，创下当地相关事件最高赔偿金额。

　　最轰动的一次是2012年。30多个中国劳工被一个江苏老板骗到柬埔寨打工。几个月后，老板不但拖欠工资，还扣着他们的护照跑路了。工人们走投无路，只得在大雨滂沱中，跪在大使馆前面求助。胡金林从大使馆获悉后，立即调动温州同乡会，组织了十几辆车，将他们安置到宾馆，直至将他们送回中国。

　　此后，胡金林的公司被当地华人称为“第二个领事馆”。义之所至，振臂一呼，他的“大王”气概，可见一斑。

　　一个人的复兴

　　跌落过的人生，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站起来？尤其是一个曾经的“大王”。

　　按照国内的标准，即使将温州和金边的两个公司加在一起，胡金林的电器公司也最多算是中型企业。这离重振大王雄风的励志故事，还差了一大截。

　　然而，站没站起来，其实取决于内心中那个自己是否洒脱。“做大了有什么好？我温州很多朋友，都是大老板啊，一天累得要死，有什么意思？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确实如此——30年前，胡金林逃亡在外，大儿子在温州出生，他只能偷偷摸摸打个电话回去。他来到柬埔寨不久，大学毕业的大儿子也过来帮他打理生意。如今，他膝下多了一对可爱的孙儿孙女，一家三代虽然远在异邦，但也其乐融融。

　　当年，他对南存辉说，时间将不属于你。后来，他用“不把生意做大”，换来了自己的时间。有朋友从国内过来，他大多会拉上一车人去西港海边，晒晒太阳，喝喝酒，吹吹风。

　　叹息也好，遗忘也罢，别人如何看，对于胡金林已经无足轻重。只是，对于大历史给他的评价，他或多或少总有些抵触。他并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被钉在大历史轨迹上那乍暖还寒的一刻。

　　比如2009年，央视制作中国近代史纪录片《复兴之路》，其领导下死命令让摄制组一定要采访胡金林，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人物。不巧的是，摄制组赶到温州那天，正好撞上胡金林儿子的订婚酒席，采访被胡金林一口拒绝。

　　央视的正面采访，很少遇到这般不配合的采访对象。摄制人员一下子急了：“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胡金林更激动：“政治任务是你们的啊，如果当初我没跑，被枪毙了，你们会给我拍吗？”

　　又比如，十八大期间，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在央视黄金档播出，其中便有根据胡金林真人真事而改编的情节。央视的人打电话给胡金林：“老胡啊，《温州一家人》在十八大期间播出，其中含义是什么，你懂吧。”谁知，胡金林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含义，我不懂。”

　　的确，要从伤痛中站起来，有些事需要糊涂一点，有些事则必须看明白。2007年，胡金林看准了橡胶种植业。“橡胶是不可替代的资源，我国只有海南、云南出产，八成依赖进口。而柬埔寨正适合种橡胶，我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

　　于是，他跟朋友合伙，一连开了6家公司，每个公司买下1万公顷林地(柬埔寨法律规定，外资公司每家只能买1万公顷土地)。这成了胡金林最喜欢向外人提及的事情：“橡胶树种下去，三五年就可以割胶，割胶期有三四十年。今年已经有几百吨橡胶运回国内了！”

　　2013年，57岁的胡金林学会了用微信，这成了他在柬埔寨与国内朋友联络的主要方式。结果，第一个月的话费，吓了他一跳，海外用了网络流量，多出3000多块。

　　为此，他憋了一肚子火，回国办事时，一下飞机便直奔移动公司，拍着桌子大吼：“说的流量包月，你又没说只能在中国用，你这不是欺诈吗？”对方被一下子震住了，最终只好退给他1000多元的话费。

　　——30年前失去的东西，胡金林一点一点地找了回来。

　　编 辑 白灵 sjbail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