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晚，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议案，给予联邦政府临时拨款并调高其公共债务上限。次日凌晨，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议案，正式结束了美国联邦政府持续16天的“关门风波”。

　　很显然，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历经了60多次的“财政悬崖”，再次成为美国国会试图约束当局行政权力的“大游戏”，成为悬在联邦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其背后，不仅隐含着美国财政系统存在严重弊端的事实，还潜藏着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风险。

　　对于当下的复杂风险，李扬很严肃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忧虑。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对中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系统现状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扭曲”。李扬认为，尽管全球经济有望在2014年温和复苏，但金融系统扭曲加重了复苏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最终还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冲击。

　　宏观下行、微观濒危，唯独金融系统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核心问题。

　　6月份发生的所谓“钱荒”，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去功能化的典型表现。深谙金融运转之道的李扬担心，不扭转金融系统现状，经济不可能彻底恢复元气，类似事件会如电视连续剧般上演。

　　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再次冲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原本就已经很敏感的神经，使得中国政府忙于施行各项内部改革的同时，不得不以成立上海自贸区等举措来表达自己参与国际新规则的积极态度。

　　“攘外”和“安内”双管齐下，让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直面扭曲的现状，成为当下必行之策。

　　全球金融系统扭曲

　　《财经国家周刊》：眼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堪忧。美联储原本定于9月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3但并未实施，原因很多，但主要说明美国经济复苏还需较长时间。同样，欧洲、日本等国的复苏也还整体偏弱。你怎样看待眼下国际经济大势及其背后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李扬：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国内外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国际上还远远没有到真正恢复的时候，我们还一直在关注是否会再次下滑，尤其从6月份美联储宣称要退出量化宽松之后。国际形势如此不乐观，是以下几个因素导致了危机的影响迟迟未消。

　　首先，全球的经济发展方式都存在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

　　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存有诟病，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如果某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存在缺陷，一定意味着全球其他的主要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其中，美国是消费过度和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是储蓄过度和贸易顺差，两者互为镜像。

　　要扭转这样的局面绝非易事。我们从十多年前就开始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至今经济结构仍未见改善。

　　第二个问题出在各国财政上，尤其是欧美发达经济体。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财政悬崖”引发了全球性关注，但实际上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大游戏，是美国国会用来制约当局行政权力的一种约束手段，是借此游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已，绝对不会让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体系因此停摆。

　　给当局赤字设限，然后不断提高上限的做法，致使美国19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60多次所谓的“财政悬崖”，实质上仅仅是国会悬在当局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而，各国央行都无须反应过度，只需要认真研究美国财政赤字导致经济扭曲这一本质问题即可。美国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杠杆率过高导致了整个经济杠杆率过高。

　　第三是金融问题，即各国金融系统功能不全，表现为去功能化。

　　本质上，金融部门是中介部门，作用是将储蓄转换为投资，将资金引导至其他群体乃至他国市场，中介成本越低越好，效率越高越好。

　　眼下的问题，不是其中介功能缺乏效率，而是几乎就不起作用。例如，美国连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效用有限，表明其金融体系正在逐步丧失功能。大量资金投下去，实体经济却依旧困难，这是金融系统功能丧失的典型表现。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目前的国内经济形势，你如何分析？

　　李扬：今年一季度时，我就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已确定不移，现在也坚持这个观点。但必须强调，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与他国有较大差别。

　　前述四点问题，无论与发达经济体还是其他金砖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表现都不尽相同。他国普遍贸易赤字，但中国是贸易盈余；他国普遍惧怕资金流出，但中国现在面临热钱流入的巨大压力；他国普遍居民储蓄不足，但中国的储蓄率却非常高。

　　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是由整个经济处于调整期，以及生产要素贡献率下降等深层次因素所导致的。这些问题今年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因而经济恢复显得不那么强劲。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国情。

　　客观评价量化宽松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深刻影响国际经济形势的一大因素，莫过于美联储量化宽松的退出。对于其对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舆论大多表现为“一边倒”的责备。对此，你怎么看？

　　李扬：在量化宽松问题上，美联储跟我们开了个玩笑，世界因此非常动荡。

　　首先必须明确，美国的货币政策确实值得全球关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忽略美联储的动态，过去几十年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的强大主宰力有目共睹。尽管历史上美元地位也曾有过波动，但当下美元对全球的意义却在加强。

　　此长彼消，相对应的是欧元的削弱。金融危机后，无论是在各国外汇交易货币和储蓄货币中的占比上，还是各国对抗风险的货币选择上，美元的地位都在上升。

　　但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历来都以本国经济为主要依据，以解决国内问题为最终目标，很少考虑他国情况，很少能负起世界货币的责任来，使得量宽对全球的影响更为严重。

　　其次，我们要评价其退出，就要对过去量宽政策的实施、途径和利弊进行深度分析。客观看来，量宽确实在全球普遍陷入危机、全球流动性不足的当口，将美国当局原本8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提升至3.5万亿美元，以美元超发避免了全球资金短缺的危险局面。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量宽对全球经济的“过”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尽量规避其退出将造成的不良影响？

　　李扬：负面影响肯定不可避免。

　　首先就是潜在的通货膨胀。近年以来，从美国开始推出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原本不具备实施量宽功能的欧洲央行，也因缓解欧债危机而被赋予了“放水”功能，使其调整货币政策的功能不断完整，成为危机中的获益者。

　　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用货币来购买成员国政府债务的行为，实质上变成了发行货币，使得欧洲货币泛滥危机相伴而生。随后，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等出台，全球货币泛滥至各国无法有效应对的程度，都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美联储一说收紧，各国不仅担心美国这几年多出来的超2.5万亿美元的货币量该如何回收，更担心欧洲、日本乃至中国等如何回收，何时回收。

　　但如果不面对这一难题，超发的货币就将在物价上“做文章”，并引发黄金等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波动，导致更严重、更深层次的危机隐患。

　　其次，量宽无疑助长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结构的缺陷。

　　要规避量宽退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要研究其退出途径。应该意识到，退出是一个可能持续5？10年的中长期过程，我们不能慌张。这5？10年中还可能出现非常多的变故和反复，不可能突然出现全球范围的逆转性变化。这是一个趋于缓慢、复杂的过程。

　　此外，欧洲、日本和中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后续退出，也应该被纳入考虑范畴，最终综合各国情况得出应对之策。我认为，即使美国率先开始启动量宽退出，其影响也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到对中国的影响，美国退出“量宽”究竟利弊如何？

　　李扬：我判断，对中国来说，就算结果不是积极的，也至少是中性的。

　　早年美联储推出量宽时，中国就是受害方——资本和贸易双顺差因此加剧，大量热钱涌入使得中国央行不得不相对应地放出大量人民币，引发了通胀压力。为了对冲通胀压力，监管方又只能将银行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提高至20%以上，远超出全球其他国家水平。

　　不仅如此，央行加大了央票发行的种类和规模，且原本早应取消的金融机构贷款通则等被一再推迟，重重枷锁压在了中国的金融系统身上。

　　应当说，美国量宽过程中，中国金融结构被进一步扭曲了，随着外汇压力加大、人民币涌入增多，央行惯常的对冲手段被用尽甚至被过度使用，出现了诸如“钱荒”等金融结构扭曲的典型事件。

　　如果说中国的金融系统具有内外两方面的问题，那么外部问题就基本来自于量宽。

　　由此可以判断，美国量宽退出一些，中国银行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就能够下降一些，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第二点，退出量宽势必使得一部分投机性资金外流，热钱涌出。实际上，这个被动去杠杆的过程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将不断上升，黄金价格不再如此投机而趋于相对稳定，将极大地稳定中国的进出口形势，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

　　我认为，尽管量化宽松退出确实会对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产生一定副作用，但因量宽而受损的中国却可能从此受益，尤其是在我们的金融系统已经被高度扭曲之后，量宽退出不会有多大的副作用。

　　对我们可能出现的不利，在于将使得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金融形势。当下，我们金融形势的复杂度已经难以描摹。应对量宽退出，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评估所有产生自内部和外部的变化。量宽退出的每次冲击都可能造成我们内外部的波动，需要我们非常有序、谨慎地采取对策，来恢复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功能。

　　自贸区显示中国态度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自贸区作为近年来令人瞩目的改革大动作，你认为其在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上有什么战略意义？

　　李扬：这是件大事。有人用第二次改革开放来形容，我认为恰如其分。可以说，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战略，更应当从国际层面来理解。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贸组织WTO一直规范着国际经济秩序及环境，以其一整套有关国际分工、国际交易的规则影响着世界。中国历经了11年的艰难谈判，最终加入WTO成为成员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套规则原本有利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原始状态，让美国等意识到这套制度“不那么好用了”，意识到国际经济秩序逐渐开始有利于中国，由此引发了欧美等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摩擦加剧。

　　随后，美国将重心转移到G20这一国际组织，试图在国际治理中更多地依仗这一仅20个国家就覆盖了全球贸易86%的国际平台，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战略诉求。因而，中国的出口、汇率、投资、经济发展方式乃至政府调控作用等一系列内部问题，在G20会议上都被抬至桌面，甚至被评价为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不久，中国在G20组织的影响力渐增，G20也成为了中国积极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平台。因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另起炉灶，从2011年起就陆续设立各种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勾画着新的国际规则蓝图。但这些新举措大多仅覆盖了发达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都被边缘化，导致新兴经济体必须重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思考应对战略。

　　上海自贸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方面，自贸区表达了中国对参与新兴国际规则的积极性，不仅停留在参加谈判、讨论等阶段，而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率先划出一块试验场，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各地对自贸区的理解不尽相同，有言论认为这又是一个政策优惠区而已。但实际上，自贸区已经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诸多新规则融汇进来，更多地涉及到知识产权、劳工保护、企业设定、环境保护等多方位问题，表达出中国政府对国际环境、国际治理机制的最新态度。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而言，自贸区又能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

　　李扬：对于国内形势，我认为有几点比较重要。

　　首先，上海自贸区将实行全然不同的政府监管方式，从过去我们熟悉的审批制度转为负面清单管理。提交申请之后，负面清单之外的所有项目，原则上自贸区都可以自己操作。而政府职能，从事前审批过渡到了事中和事后监管，这对中国政府是个极大的挑战，对过去一趟趟“跑部钱进”和低效率项目执行具有颠覆性意义。

　　其次，金融领域也将出现重大变革。其核心，并不在于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等外界的关注点，因为在资金具备流动性这个客观的事实基础上，很可能出现全国范围内人民币可兑换的局面，风险可能应运而生。

　　关键在于，中国能够主动在内地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改变过去始终倚靠香港的局面，也加速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伦敦等地人民币离岸业务的竞争和发展，是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战略意义显著。

　　短时间内，自贸区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或许还很难显现，但对制度改革的作用却会很明显，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不仅能试验如何负面清单管理、试验人民币离岸中心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也能试验出中国央行管理流动性的能力。两三年内，其对经济改革的辐射性影响就将显现出来。

　　李扬简介

　　1981，1984，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8？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

　　曾5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论文奖。已出版专著、译著23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编大型金融工具书6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4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