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黄日涵
近日有多家中外媒体报道,中方将向乌克兰租用300万公顷农田。报道中称,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乌克兰农业公司KSGAgro签署的协议,乌克兰公司首期将向中国提供10万公顷农田。KSG Agro公司总裁谢尔盖 卡西亚诺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对此予以否认,他说:“无论是乌克兰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没有意向也无权将土地租赁给外商,包括中国人。”
据塔斯社报道,卡西亚诺夫指出,该报道与事实不符。双方的合作不是购买,也不是转租,而是合作经营。他说,KSG Agro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2013年5月31日签署了意向备忘录:“这是个框架协议,文件中指出,未来双方将在农产品和食品生产领域开展合作。”他说,在落实协议的初始阶段,中方将在KSG Agro公司租赁的土地安装农田滴灌系统。
卡西亚诺夫称,乌克兰公司与中方的合作项目,是乌克兰政府关于恢复国内灌溉系统大型计划的一部分,此前乌克兰有250万至300万公顷的农田安装了该灌溉系统,他认为,中乌企业在植物栽培和畜牧业领域的合作前景也很乐观。
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
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人均土地和农业资源并不富裕,长期以来以不到10%的世界耕地养活着近20%的世界人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品质追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粮食和副食品需求的增加,导致中国土地、水资源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这种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导致中国将大力发展海外农业资源,因此对外耕地投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中国来说,在短时间内粮食生产的复种指数与粮食单产很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向海外寻找土地,发展海外农业种植将是中国解决粮食供给压力的有效途径。
此外,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仍然存在,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化利用也极为有限。所以应该转变耕地使用的理念,用国际的视野放眼全球,充分利用全球的农业资源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而协调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矛盾。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通过无偿援助或无息、优惠贴息贷款等方式建设了200余个农业项目,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建立了各种稀缺资源的开发基地。中国还派出农业技术专家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农业人才,兴修水利工程。通过这种援建,不仅密切了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为当前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打下了政治基础。
目前,中国农业“走出去”主要有对外投资、技术合作和商品贸易等形式,其中,土地开荒式的基础设施援建和高层次的农业技术合作最受资源国的欢迎。据《人民日报》消息,截至2008年年底,仅在非洲投资设立的中国农业企业有72个,中方直接投资额1.34亿美元。截至2010年,中国农林牧副渔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6亿美元,从事海外农业资源开发的企业已有700多家,为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市场提供了数十万吨粮食,对发展资源国农业产业、丰富农产品市场、保障供应、增加就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海外土地投资面临多重风险
在对外土地投资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西方媒体对中国“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声。这些言论一定程度上使得东道国人民产生敌意,并开始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来对东道国政府进行施压,甚至最后撤销与中国签署的农业发展协议,中断产业政策。因此在对外土地投资过程中,如何适应当地政治生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改善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合理有效地规避风险,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对于中国海外土地经营企业而言,首先面临东道国固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风险。在政治风险方面面临着东道国政局动荡的风险,诸如西亚北非地区“阿拉伯之春”运动;以及今年年初中铝集团由于东道国政府变更引发的违约风险。
在经济风险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明显。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力求恢复本国经济,加强投资管制,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致使市场壁垒增加。对中国农业“走出去”而言,投资保护主义的风险也正随着各国限制性措施的增加而不断上升,导致了农业贸易争端与摩擦增加,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要在更大程度上规避贸易摩擦,这也将进一步增加“走出去”的难度。
此外,国有企业的性质以及经营的模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外投资的进展。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由于政企不分,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经常遇到阻碍,东道国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时候,会认定企业投资行为为国家行为,因此中央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经常遭遇各种掣肘,在新西兰地区的投资就遭遇了这种困境。
海外农业投资要学会规避风险
虽然中国农业“走出去”已经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但毕竟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农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大,所引发的敏感性甚至将超过能源领域。这也使得中国对外土地投资很容易被贴上“土地殖民”的标签。伴随着中国对海外土地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对外土地投资更需要学会如何有效合理地规避风险,
与此同时,固有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尤其是经营模式也引发一些问题。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经常以为搞定了东道国政府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现在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都是由于没能处理好与当地百姓的关系,而最终导致投资项目搁浅。
因此,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要想走的远,一方面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政治、经济和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又要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企业正面竞争。这就要求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要为企业走出去做好海外风险评估工作,国内应该大力发展相关的企业海外投资研究智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
万一遭遇重大政治、经济、法律风险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此外需要建立和形成完备的海外投资战略研究体系,对涉外企业提供深入国家和行业层面信息服务,对重点开发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态、文化历史、民族宗教以及农业资源合作模式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东道国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改善与东道国民众的关系,从而实现与东道国的全面深入合作;最后,也要不断完善农产品出口险种,并针对海外农业非常规的风险设立农业对外投资保险险种,为中国农业海外投资“走出去”战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