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琦

　　上海自贸区昨日正式挂牌。这一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称为“改革的工兵在前方探雷”的试验田终于启动运作。

　　与国际接轨倒逼国内改革

　　魏建国昨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上关于投资和贸易的规则已经形成，而相对国际上高质量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我国国内的机制相差很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以出口和吸引外资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而在美国经济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大环境中，国内的经济到了一个必须转型和升级的阶段。

　　他认为，我国在经济的机制和体制上和国外存在的差距让我国不得不将“走”改成“跑”，用赶超的速度和创新的方式前进，转变整个政府的职能。

　　在他看来，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当前的机制和体制的不适应，因此，这就需要“在与国际高质量高水平的机制或体制接轨中倒逼经济的改革，在与国际接轨中更加机制化和法制化”。

　　对于自贸区的建立，魏建国推翻了“自贸区的立足基础是货物贸易”的观点，提出“货物贸易是最小的一块，关键的关键是金融改革”。他表示，自贸区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和服务贸易会带来“全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的改革”。

　　魏建国称，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六大领域的开放和改革上并不存在先后顺序，而是要全面推进，“就相当于下达了六个任务，必须全部达标，而且这六项本身就相互关联”。

　　他表示，我国和国际的差距很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改革的细节上，他以物流为例说，我国货物贸易上的物流成本已经降低到了18%，但仍然比英国的7.9%、美国的7.8%和日本的7.5%还要高一倍以上。他说：“物流的成本影响了创新的能力，加大了成本。所以首先要降低物流成本，让企业更加有竞争性，这就需要改革。”

　　另外，负面清单也是个改革。国外早已有之，是将不该做的领域列得清清楚楚，而其他领域则均可以做。这和“国内列出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把该做的讲得很清楚，不该做的反而不清楚”所产生的所谓“创新”空间截然不同。显然，负面清单可以让国外的企业在更多的领域享受国民待遇，并让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更加高效。

　　“重在事中，然后事后监管。”魏建国认为这是自贸区的特点，而这种和交通监管类似的违规后罚款的模式可以让企业更有积极性也更加高效。对我国企业而言，原本到国外投资办厂可能要盖将近一百个章，要申请注册、要许可、要审批、要人民币换外汇，层层手续，但在自贸区则一次性就能解决掉。

　　要在自贸区实现的几大自由，魏建国称主要包括：第一，货物和商品的自由和便利化，“要把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只要在这个区域里，从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就不需要重复报关，审批，检验”；第二，金融和货币的自由，即加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银行利率的市场化等；第三，资金流动和投资的自由，实现投资的开放和资本项目的自由；第四，人的自由。

　　而要让自贸区形成几大自由，就必须要对当前所实施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保证改革试点工作依法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及时启动立法程序，作出授权国务院在自贸试验区内暂时调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的决定，为自贸试验区试点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提供了法制保障。

　　自贸区如同“良种”

　　魏建国认为，上海自贸区的28平方公里，不管是对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目前全世界共2000多个自贸区，但能把货物贸易做好的不多。而如果我国能把物流做好，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都是大的推动，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愿意进来。”

　　国内其他城市如天津、广州等也想申报自贸区，魏建国对此表示，自贸区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一下子建十几个经济特区，而是一块试验田。相当于良种，须先在一块田里种，等到把“抗虫害、抗涝、抗干旱”等抗风险经验积累够了再大面积地推广。

　　魏建国提出，现在世界上多数的自贸区为境内关外的转口贸易，而上海的自贸区则远超过现有自贸区的范围。因此，“这条路要自己走，还没有经验可借鉴，任务艰巨。”

　　对于国内经济放缓对经济改革的影响，魏建国并不认为经济放缓是不利的因素，而“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好时机”。他表示，不要单看GDP的增长，而要看质量、投入的产出和生产劳动效率。“把速度放下来是好事，使我们有足够稳定的区间来实现经济的调整，也会更安全。”

　　有不少学者提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可能会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如中日韩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而魏建国则表示，两者性质不同，并不存在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