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晶/摄 翟超/制图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

　　天相投顾董事长 林义相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晓朴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晓河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范剑平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朱中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陈道富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3年春季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就如何继续深化改革、为中国经济寻找转型升级之路以及推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关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具体走向，专家观点存在分野，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绝大多数专家持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经过审慎选择和大胆突破，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走上全新的升级版道路。

　　认真应对近忧

　　在去年三季度举行的“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2年秋季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将逐步企稳回升的判断成为主流声音，随后中国经济的走势印证了专家们的观点。日前举行的2013年春季论坛上，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指出，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看，都存在促进和抑制增长的力量，为此，今年我国经济在近年经历较大波动后保持一种相对平缓走势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未来经济形势，他预计，保持温和平稳的增长态势是可以预期的。

　　潘建成说，从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监测结果看，最近三个月先行指数保持平稳，并有轻微回落；今年以来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也未表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3月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未能延续上涨势头，其中购进价格环比出现下跌，均预示着未来经济加快回升的动力不强，更可能呈现的是温和的平稳走势。

　　具体到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十二五”的后三年，投资高增长趋势还会延续下去。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谋划了一批能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投资项目，每个省(市区)的投资总额都是数以万亿计，这些重大项目都要在今后三年开工或完成。

　　在马晓河看来，近中期消费难有大幅度的增长。我国的国民收入政策不合理有利于高投资，不利于消费增加。收入政策不合理反映在，一方面在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我国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有利高收入群体，而不利低收入群体，但是，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经历了30多年的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在增速上会保持一定的惯性，轻易不会大幅减速，但要想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动力，则需在深化改革方面想想办法。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分析说，过去十多年，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就会较多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踩油门”刺激经济；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又会受到货币主义的影响和压力，被迫“踩刹车”紧缩。在每一轮扩张政策中，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低端出口的依赖都越来越强；而每一轮剧烈的紧缩，都伴随着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的大批倒闭和股市的剧烈下跌。

　　为跳出传统调控模式的窠臼，滕泰建议从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中吸取营养，他特别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框架，认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而中国当前这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只要通过制度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开出了药方，主张加快“扁平化”框架中的省以下分税分级体制改革、构建地方税体系，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除产生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巨量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的制度性原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贾康说，在已取得显著进展的财政“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乡镇综合改革措施基础上，应着力贯彻十八大“构建地方税体系”的要求，在深化改革中使中央、地方政府都通过税基的合理配置、阳光融资机制的配套和自上而下转移支付体系的强化与优化，逐步达到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境界，实质性地转变和优化我国各级政府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管控金融地产

　　无论选择哪条改革路径，金融和地产都是无法回避的两个重大事项。在金融改革领域，利率市场化是主要抓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利率市场化真正实现后，金融生态将发生改变，金融的运行机制也将发生变化。但金融市场内在的脆弱性并没有消除，仍需要通过监管和调控，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

　　他认为，利率市场化应该包括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市场化。从国内市场来看，需要建立较为市场化的机构、业务、产品准入和退出机制，使得利率水平不仅反映有限的市场主体，在有限业务和产品范围内的供求关系，而且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主体的风险收益判断、偏好和选择。市场上也需要存在较为顺畅的退出机制，允许金融机构能“用脚投票”。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朴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在利率市场化等经济金融改革中，应当尽可能运用定量影响分析(QIS)等量化手段前瞻性地评估改革方案的具体影响，据此调整改革(利率浮动)的幅度和步骤，确定最佳方案。切实将量化分析和压力测试结果应用于完善改革方案和制定应急预案。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全面摸清存贷款客户、地区和期限结构及其对银行盈利贡献度，夯实决策的数据基础。只有操作到位，好的改革方案才能实现预期效果。

　　关于房地产调控问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指出，房地产调控难度很大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定位的问题，房地产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在经济不理想时总是想方设法对房地产寄予希望，而经济情况好时或房价上涨过快时又非常强调民生；二是房地产这十几年来快速发展，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做，包括每家每户的房产基本数据不足，造成了制定政策的难度，这也是房地产税不易征收的原因；三是房地产调控的复杂性，房价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包括流动性过剩问题，土地供应能否跟得上的问题，地方政府要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问题，土地财政跟中央政府的事权财权问题，投资渠道狭窄的问题等。

　　朱中一建议，房地产调控应把短期调控和中长期制度结合起来，不要就房价而调房价。他不赞成有些人的“空调”论，认为调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个挤泡沫的过程，如鄂尔多斯、温州的泡沫明显存在，肯定要击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