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后，改革之音在华夏大地不断奏响。在上周末召开的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市场化改革再度成为企业家们激辩的热点。在这场被誉为“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论坛上，几百个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从城镇化发展、创投关系、家族企业的管理与接班等多层面探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与方向。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郁亮。城市化不是房地产行业的春天。

　　城镇化篇

　　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

　　过去30年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最快的时期，十八大之后，新城镇化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导向，同时也为房地产行业开辟了新的市场蓝海。不过，今年的亚布力论坛上，许多房地产商对城镇化持谨慎态度。万科总裁郁亮率先警告说，城市化不是房地产行业的春天。

　　郁亮表示，“提到城市化，很多人说房产又有机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担心。城市化一定不是房地产化，如果变成房地产化，我们行业的灾难也就来了。城市化最好离我们远一点，我们甘居城市化配套服务，千万不要成为城市化里面主要的东西”。

　　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微博]发表了相似的观点。他说，要防止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此外，辜胜阻还提出了城镇化趋利避害要防范的其他四个误区，包括要防止过度城镇化、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和重物轻人的城镇化，还要避免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迫使农村被城镇化、农民“被上楼”。

　　已经进行了30年的城市化，使得许多大城市患上了“大城市病”，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居民生活质量下降。新城镇化如何实现改革，避免重走弯路，成为众多嘉宾讨论的焦点。

　　深圳世联地产[微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劲松表示，过去的城市化有一个最根本城市发展的秘密，叫做土地财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未来一切城镇化的问题跟以前一样空谈，因此顶层设计十分重要。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表示，城镇化想作为未来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面临的问题就是人的城镇化，如果仅仅是城市建设的“大跃进”，会给中国带来未来发展中的巨大灾难。

　　万通近年研发的立体城市试图为城市发展提供一条解决路径。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表示，目前立体城市已经在成都、西安、温州发展。立体城市将城市规划、产业、建筑、经济整个一体来考虑，尝试将城市收拢起来，加大密度，既节约土地、减少汽车，也解决混合功能。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首先要将国企分类，而后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多元股权制改革。

　　国企改革篇

　　国企需实现股权多元化

　　过去十多年国企改革的转折点是在2005年9月政府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一思想一直延续至今。有人质疑称做大做强国企，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垄断，最后造成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对全民资产的一种掠夺。所以，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微博]认为，首先要将国企分类，而后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多元股权制改革。

　　中国的国企在世界上量是最大的，由于它的机制问题、占有资源的效率问题等，使其常被看做是经济的垄断者，市场经济的顽疾，所以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但在改革前，刘晓光认为，其实国企也是应区别对待的，一类叫垄断型的，另一类是市场化的。“有的属于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确实不能动，就像烟草、航天等。”而对于那些可以改革的国企，“应该走向股权多元化，国企、民企、外资、个人混合型机制，并同时使得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占有资源等方面实现公平对待”。

　　针对如何做强国企，著名经济学家与金融专家胡祖六表示，应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制度——董事会负责制，包括管理团队选拔、任命、薪酬、考核、奖惩，都是由公司来决定，而不是由组织部门决定。

　　然而，对于上述企业的国企多元股权制，业界专家却表达了不同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即使是一些不敏感的行业，如果太大的话，一步去做多元化改革，对公司治理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他看来，国企民营化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股权的转移，第二层是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要按照现代市场的规则和商业的法规来完善公司治理，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所有权的转移，一部分的转移，而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公司是不能够现代化的”。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磊。创投双方如夫妻结婚，要把各种缺点、优点说清楚，以免后悔

　　资本与创始人篇

　　创投关系应像夫妻关系

　　创、投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每逢投资创业热的时期，创投的关系总是如胶似漆，但每逢经济转冷或某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创投关系往往会比较紧张。去年一年，创业家和投资家的纷争成为财经领域一大热门话题。在亚布力论坛上，多位创业投资领域的代表人物针对创投关系进行了讨论。在2012年电商大战中经常打价格战，刘强东充足的底气背后，京东能数得出名字的风投机构一共有9个。有人说，如果没有资本的持续注入与支持，刘强东肯定再难有闲情逸致去刷微博。

　　高瓴资本是京东的第一大机构投资者。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磊把创投双方比做夫妻结婚，即之前要多花时间好好考虑，第一次见面妆化得那么浓，什么都看不出来，将来都看出来了，以后后悔。约会期间要非常诚实，把各种问题缺点、优点说清楚，搞明白，也别指望着说谁能改变对方。

　　“我非常喜欢跟京东这种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关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说，“这个生意本身就是需要烧钱的生意，我们认为这个生意就得是25亿美元，不烧是看不出来这个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投很少的公司，但一旦投就投很多钱，我们愿意赌这种生意长期的前景。”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汪潮涌[微博]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创业者和资本方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创业者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就注定你将来会和什么样的资本对接。

　　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吴鹰曾是创业人，目前又是投资人。他对张磊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怀疑。他说按张磊的说法，核心有一个，就是企业家的诚信很重要。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儿子优秀一定交给儿子，儿子不优秀交社会。

　　退休模式篇

　　规范化管理至关重要

　　企业家阶层讨论退休问题，其实质其实就是企业的传承问题。调查显示，中国当今成功的家族企业主，平均年龄为52岁，未来十年这批企业都将进入交接班时代。如何选择接班人，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冯仑的《理想丰满》里，对企业家的传承和接班做了一个总结：一是传给谁；二是财富怎么传；三是制度怎么传；四是文化和价值观怎么传。这几大问题也在论坛当天受到企业家们的讨论。

　　子承父业，这是中国人千年以来的传统。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亚布力论坛上表示，自己在接班问题上的思路就是，儿子优秀一定交儿子，儿子不优秀交社会。

　　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表示，谈论第二代本身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不愿意接，强迫儿女接班是摧残自己的儿女，况且官富二代也有很优秀的人，也有很垃圾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总感觉要淡定一点，特别是第一代人。洋河集团董事长杨廷栋表示，要把企业交给组织。“我没有儿子只有闺女，不想把企业交给闺女让她那么辛苦，另外企业是控股的企业，我想交给谁也不行。”杨廷栋说，自己52岁就考虑退下来，既然要退，就要把制度设计好，把接班人选好，把整个企业的架构和治理梳理好然后再退，这是对整个企业的负责。

　　当家族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范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第一代掌舵者可以以家庭情理为动力来治理企业，第二代就应该淡化情理，而进入第三代掌权者则必须超越家族情理，以专业管理为本、企业治理为重。

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均豪。创新的前提就是吸取，要先学习，在本土化基础上实现升级。

　　传统企业盛衰篇

　　企业要适应周期性创新

　　昔日的胶卷巨头柯达，现在面临破产，这是企业管理无方还是自然规律？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均豪认为，传统企业就像人一样，同样需要不断的体检，以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从而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传统企业像人，就应该接受正常的生老病死。

　　王均豪称，企业和人一样是有周期的，但是任何企业都希望能够成为常青的百年企业，“百年企业不存在的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出现问题”。

　　“创新从头开始，企业主是重要的领航人，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对于他们来说，创新的前提就是吸取，要先学习，在本土化基础上实现升级。”王均豪介绍说。另外，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公司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做技术的，把技术做到极致。做服务的，把服务做到极致。从而使任何客户都拥护你的产品。”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如是说。

　　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技术、市场”等则应是企业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在此，苏州广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昌宁特别以传统餐饮为例解释了传统行业在经营上与时俱进的必要性，“饭都是一样的，餐饮的革新主要在于经营，企业能否跟随消费方式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好坏”。

　　虽然大部分业界人士都表示企业应该适时创新以实现“百年老店”梦，但是共识传媒出品人喻杉却并不这么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要尊重自然的规律，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整个经济生态的环境，就是由一个个企业组成，就是要不断的死亡，不断有新的，没有死亡哪有新生呢？” 喻杉解释说，作为一个企业，遇到困难了，被更好的企业取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种进步。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翁以登。“认识政府关系好办事”的情形现在也适用于美国。

　　国际化篇

　　企业国际化需政府关系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不断加快，尤其是国企出海提速，遭遇的抵触和排斥也开始增多。中国企业应该注意什么？在论坛上，一些专家提出，政治因素是第一考量，搞好当地政府关系很有必要。

　　以美国为例，以前中国到美国搞投资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现在却不是这样了。

　　“认识政府关系好办事”的情形现在也适用于美国。在美国，要知道一些策略性的，这个是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一些敏感的行业。“这是我认为最近几年的一个转变，认识到在美国走出去，不管上市还是投资，或是并购，都需要注意政府关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翁以登表示。

　　此外，就目前形势看，中国的国际化投资者中，2/3跟中国政府有关系，民营企业的占比1/3都不到，可见，我国出海企业还是以国企为主，但是这样的身份却也遭到了诸多国家的质疑，因为他们认为国企是中国政府能指挥的商业机构。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郑国汉认为，外国经常会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业。而目前，三一重工[微博]状告奥巴马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去年，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中止三一在美的风电项目，三一方面对此连连喊冤，表示是子虚乌有，而与此雷同的美国自编的政治剧不止这一起。

　　但是对于国际化中的政治因素影响，万华实业董事、合成国际执行董事赵兵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不太重要。到了国外以后，其实碰不到外国的政府，国外的市场很大，很少有人会说你政治上的原因。如果你偏要买敏感的东西，像现在有大企业买黑煤，你肯定会被美国人卡。这些东西都是特例。我觉得大家出去的话，不要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赵兵表示。

　　针对上述观点，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市场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游戏规则，而好的文化、好的规则都是相同的。而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合作，在学习中吸取经验”。北京商报记者 李芊 马骏昊/文 韩玮/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