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西平县，街上到处可见盖好的、没盖好的房子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脚手架。

　　春节，我们步履匆忙，回到故乡。

　　那人、那景、那情，我们曾是那么的熟悉，如今又是那么的陌生。

　　即日起，本报推出“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我们将用记者的视角观察行进中的家乡、倾听变化着的亲友、记录变迁着的时代。

　　故乡的变或不变，都是宏大家国图景的一个注脚。

　　还乡日期：2月6日

　　还乡地点：河南省西平县

　　腊月二十六，参加完老孙的婚礼，老高指着路口问：你还知道怎么去车站不？

　　老高、老孙和我，是高中复读班的同学。大学毕业后，老高当了老师，老孙做销售，而我则在北京当记者。

　　我猛然发现通往县城汽车站的路两侧，冒出来一排排房子，蔚为壮观。

　　再往前走，除了新盖好的房子，就是林立的脚手架，望不见边。

　　河南西平，我家乡是典型的农业县，约百万人口，县城人口七八万。十数年里，县城几乎没什么改观，即便前几年举全县之力招商引资，县城依旧破败。如今，县城看似已脱胎换骨。

　　“什么时候建这么多房子，谁买？”我问老高。“全国都在盖房，我买县城的，老孙买郑州的，你买北京的，只要是个人，你就绕不开房子。”老高的脸黑且瘦。

　　没房？提亲的掉头就走

　　老高说自己是个可怜人，年近30仍未找到媳妇，同学结婚他都不敢去。

　　他说现在后悔两件事：一是2009年毕业那会儿，有个女同学要嫁他，没提房子的茬；二是毕业时没买房子，“那时县城每平米600块。”

　　高中复读那年，我去过老高家，四间瓦房，满院泥泞。我找老高是受了班主任的委托，劝他复读。

　　说辞是老师教的：现在不上学，在农村三两年就得说媳妇，说媳妇就得盖房子，盖四间平房得七八万，你家盖不起房子，你连个媳妇都说不上，得打光棍。

　　老高兄弟三人，一家七八口人挤在瓦房院里。当时，老大已结婚，占着老宅子，老二的宅基地刚下来。

　　老高他爹想了想，给了几百块钱让老高复读，但列了一个条件：以后分家，房子没他的份。

　　2005年，老高考上大学。他爹高兴坏了，村里早年考上大学的两个混的都不错，车房都有了。

　　让老高和他爹没想到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生不值钱了。

　　老高学的是教育学，毕业后本县学校工资低，再加上讨个编制还得打点十来万，他没钱，只好去了隔壁工资高的县，离家四五十里，在一个镇上教初中。

　　第一年，没跟他提过房子的女友远嫁他乡。老高又教了三年，发现还是绕不开房子这个结。

　　同事给他提亲，得知他没买房子，家里也没房子，掉头就走。

　　2012年，要好的同学几乎全结婚了，除了老高。

　　他和他爹都急了。老高每月工资1800元，当了4年老师，攒了5万元。

　　2012年，县城的房子涨到2200元/平米。这年腊月，老高从亲戚那借了7万，又贷款9万，加上积蓄，终于在县城定下了一套房子。他爹说，现在就指望着这套房子给儿子说媳妇。

　　拆迁！快结婚多分套房

　　腊月二十六，是老孙的“突击”婚礼。

　　老孙是班长。当年，他从不在乎别人目光。全班一百多人，他的读书声能盖过全班。

　　老孙后来考到郑州一所地方军校，学的是英语专业，依旧是班长。

　　毕业后，老孙发现，这个城市似乎并不需要那么多英语专业的人才。

　　老孙打过工，创过业，几个同学合伙开了家超市，但到最后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现在，老孙在许昌一家机电集电公司跑销售，常年在各地奔波，两三年下来手里有了20来万的积蓄。

　　老孙家在县城，他父亲是酒厂职工，老孙还有个弟弟，已成家有子，六口人挤在酒厂分的一座平房院里。

　　在酒厂家属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职工因孩子赚了钱，搬到县城中心。

　　老孙想在郑州买套房，但郑州的房价已涨到六七千元/平米。他买不起。

　　“突击结婚，主要因为老家附近即将要拆迁。”婚礼前，老孙低声说。

　　老孙父亲得到的小道消息是：拆迁后按户分房。这就意味着：如果老孙能在拆迁前结婚，分房时家里就会多一套房子。“全家一合计，让我赶紧结婚，到时就有三套房子。”老孙说，他没犹豫，同意了。

　　老孙的新娘也是我的同学，正上研究生三年级，她同意将婚期提前。他们打算分完房后卖掉，再加上积蓄，在郑州按揭买套房。

　　“你问我还有没有理想，我只想说，现在的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有个窝，这不是我原本想象的生活。”同学围坐的婚宴上，老孙敬酒，“祝愿大家都能有套自己的房子。”

　　听到这句话，老高、我和一些家境普通的同学、与那些家境殷实的同学们一起笑了，但满是苦涩。

　　这桌的同学中，有一位是县里一银行副行长的公子，他毕业后，没去北上广，也没有去郑州，顺理成章地到了他父亲所在的银行就业，眼下已有了6套房。

　　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

(原标题：疯狂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