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不会简单表现为“涨工资”，而是涉及多层次利益重构，但初次分配仍会成为此次改革的重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特约撰稿张诗雨  |北京报道

　　随着“房叔”“房婶”“房姐”“房妹”等被拱出水面，那些不断突破纪录的个人房产数字一再刺激着普通百姓的神经。

　　一些人为了仅有的一套房子做着“房奴”，一些人连“房奴”也做不起，而一些人却拥有数十套房产。这种颇为扎眼的贫富对比，令民众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更加望眼欲穿。

　　在提出“共同富裕”时，邓小平就曾对贫富分化提出警示。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分化现象就一直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

　　2004年，中国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其间多有阻滞，仅2012年就三度“呼之未出”。而在久拖未决的这些年里，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社会心态日益失衡，已成为中国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攻克的一道难题。

　　酝酿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基尼系数之辨

　　对用以表明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发布官方数据经历了一个空白的过程。

　　200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65。自此之后9年中，这个数字一直空白。

　　直到2013年1月18日，千呼万唤的官方全国基尼系数终于公布：从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这个数据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当天经济学家许小年[微博]发表微博评论说：记者来电，要我评论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假数真评，我有病？

　　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微博]也认为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比实际的低，因为“入户调查的样本偏于中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太少”。

　　但李稻葵强调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反映趋势完全可信，是经济大格局变化所致。他认为，影响全国收入基尼系数的最大因素是城乡差距。这几年，由于民工工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下降，全国基尼系数下降则顺理成章。

　　此前，也受到过广泛质疑的一个数据是民间版的。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说，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2012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解释为何官方基尼系数未公布时曾表示，其实农村基尼系数一直在发布，去年(2011年)是0.3897，而2011年城市基尼系数也算出来了，只有0.33。

　　对这个0.33，马建堂表示“实事求是地讲，肯定偏低”。原因是“住户调查是分层抽取记账户，城市高收入阶层不愿意记账，即便记了恐怕有些收入也不记进去”。

　　无论哪个版本的基尼系数更接近真实情况，从现在看，官方和民间两个版本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这一国际警戒线。

　　灰色收入黑洞

　　财经评论人叶檀[微博]撰文表示，根据有限的材料来看，国家统计局最大的可能性是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灰色收入，这将直接降低基尼系数。

　　“针对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问题，可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财产收入公示制度。” 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课题组负责人李实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一定程度上存在改革机制被扭曲，加上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体制双轨制”现象，一些权力部门和个人靠计划和市场两头获益，这形成了部分高收入人群的“灰色收入”。

　　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尽管有目共睹，却未能实现让人民公平分享。

　　比如官方数据称城镇职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3倍，学界普遍认为如果考虑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项目后，此比例将扩大到4-5倍。如果再将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国民之间收入差距将成为一个“测不准”问题。

　　为什么会存在众多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简而言之，就是因为我们的收入管理基础制度不健全，不到位，形成管理上的空白、空洞。首先由于财务、会计两本账。其次就是银行管理不够到位，审计有所加强但还没有根本逆转局面。”

　　令研究者忧心的是，长期分配失衡已形成一定的利益固化，改革步步受阻。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合理带来众多社会问题。经济学家易宪容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最大不公在于谁的权力越大赚得越多，还存在利益制度化倾向，把错误的变成合法的利益。”

　　重点改革初次分配

　　收入差距究竟如何被拉大？学者的普遍共识是，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源头在于初次分配。更有学者称分配秩序的混乱表现为“初次分配无章法，再次分配没办法”。

　　尽管收入分配改革不会简单表现为“涨工资”，而是涉及多层次利益重构，但一些消息表明，初次分配仍会成为此次改革的重点。

　　据本刊记者了解到的消息，最终出台的方案除了明确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之外，还将列出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并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组合设计。

　　同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涉及基本框架、主要内容、改革路径已基本明确，将初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长期偏向于政府、企业，而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增长滞后的问题。

　　按照同口径与国际比较，中国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较高，而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比例此消彼长。国家财政收入持续攀升，而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却持续下降。

　　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结构，实质就是数量和比例关系的变化。通俗来说，在初次分配环节，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资金流动表现为税收，企业和居民间的资金流动表现为工资。

　　因此调整三者分配结构必然涉及税收调整，以及劳动工资协商改变“重资本轻劳动”的格局，调整资本回报率迅速上升而劳动力回报率缓慢甚至逐年下降的局面。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资本报酬时高时低，这由利率非市场化决定的。行政命令和法律只能管权利和义务问题，不能管价格的问题。工资就是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

　　苏海南则对本刊记者表示，“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快不是根本问题，只要它用于民生多就行。现在关键在于财政收入用于民生部分的底数不清楚，大家感觉不够才有意见。”

　　至于税收问题，各专家也有不同的见解。

　　李实倾向于改革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间接税对收入分配调节不起正向作用，反而导致穷人税赋比富人高。”

　　茅于轼则强调要依法征税。“我们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往往都存在‘法外征税’，一些人将税法当儿戏，完不成税收计划的时候就想别的办法。”

　　收入分配是一场综合改革

　　由于依附于现行户籍制度之上的利益众多造成的不平等因素，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

　　“我也赞成取消户籍制度，但我认为这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不大。因为即便公平了，农民也竞争不过城里人。”茅于轼表示。

　　“从长期角度说，消除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要从最基本方面做起，这个基本方面就是从教育机会均等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李实说。

　　对于工资制度改革，茅于轼、李实、易宪容等专家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均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很难真正落实，反而会使得一部分人失业或者难以就业。

　　“一个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一个不能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应更多地关注就业问题。”李实表示。

　　苏海南则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对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评估机制，谁占了便宜或吃了亏没办法衡量。其次是现在的劳动报酬决定权在资方手里，没有比较普遍的工资支付协商机制。”

　　除初次分配外，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都会继续有所作为。例如在之前甚少提起的“三次分配”领域，北京等地政府已陆续出台了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的一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