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月6日

　　地点：北大百年讲堂

　　会议主题：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于鸿君：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校友，尊敬的各位媒体同仁，在线网友，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首先，我受论坛主办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委托向光临本次论坛的各位来宾，各位校友和媒体同仁，各位老师和同学以及关心支持本次论坛的在线网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新年的问候！

　　本次论坛可谓群贤毕至，高朋满座，下面我荣幸地介绍出席今天论坛现场的各位嘉宾，他们是：  

　　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孟复

　　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金华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

　　出席本次论坛的北京大学领导和学者有：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

　　哲学系教授，本次论坛高峰对话嘉宾何怀宏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学院院长，本次论坛高峰对话嘉宾蔡洪滨

　　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冒大卫

　　做主题演讲的嘉宾还有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经济思想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出席本次论坛的还有学术界、企业界、政界，媒体等各界人士，以及北大部分校友和师生，还有众多关心、支持本次论坛的在线网友，由于时间关系，抱歉不能一一介绍，让我们一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并感谢你们！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共同宣布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正式开始！ 

　　各位来宾，在线网友，本届论坛确定的主题是“社会责任，价值共享与治理之道”每届论坛都要确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要求紧扣时代脉搏，聚焦重大问题，谋求解决之道，释放正面能量。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日渐强盛，人民生活日趋富裕，社会各项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被称之为历史奇迹。应该说，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事业单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财富差距过大，贪污腐败造成的不劳而获猖獗等等消极现象，严重背离价值共享的美好理想。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各类事业单位以及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大潮中，都能够勇于担当责任，共同深化价值共享。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政府缺乏责任担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短期行为等等。有的企业缺乏责任担当，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甚至坑蒙拐骗，“地沟油”“苏丹红”“速成鸡”等其实事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高校和其他社会组织，背离我们的目标，一味的赶时髦，追潮流，还有的个人缺乏责任担当，表现出唯利是图，面对困难，面对责任，不敢去勇于克服和担当。由此看来，强化社会责任，深化价值共享，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和普通百姓的共同企盼，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做论坛致辞，请到两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接下来还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首次发布社会责任价值报告，上午的最后是本次论坛的高峰对话，下午将平行举行四场分论坛。

　　首先，我们有请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致辞。

　　吴志攀：尊敬的厉老师，黄主席，李主席，易行长，各位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向2013年光华新年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老师、同学们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北大，对北大光华的支持。在这里，我要特别向厉老师表示敬意，一会儿我们还会再次听到厉老师的主题讲演。同时，我也要向光华管理学院的同仁们，老师、同学们表示感谢，我们这个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四届了，而且越办越好，已经成为汇聚智慧，表达思想，凝聚共识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成为我们北大为社会，为企业界，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些年来，光华管理学院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不断的取得新成就，在教育实践中特别重视价值观的塑造，特别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这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贡献。今天论坛的主题是社会责任有关的这样一个主题，借此机会我谈两点自己的思考，这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我服务的机构。

　　第一、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责任这个词本来的含义就是分内之事，我们每个人立足在社会上都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比如我们当老师的就应该全心全意的育人，我们不能把教书这个事业当副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去，我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也许不对，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责任意识相对比较淡，具体的表现就是很少有人对现状表示特别满意，大家都有更多的欲望，都想往上走，获得更多的资源，或者很少的意识到自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都应该有自己相应的责任。中国是一个缺乏，或者说比较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不太行，而且我们干一行就要把一行做到极致，做到全世界第一，而不是规模第一，是质量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的记住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为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比较缺乏责任感，所以大家对责任这个词谈的最多，我学习十八大报告，其中讲到共产党员要有责任意识。现在大家都谈环保，谈慈善，当然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我看来中国企业有一项最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尊重法律，我们大家都要有法律这个底线，我们在法治环境中现在还不够完善，有时守法者很孤独，或者很艰难，当然，法律体现的是全民的最根本利益，不管是99%，还是1%，也不管是国营大企业，还是小作坊，在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权，法律要消灭一切特权，否则这就不可能达到好的效果。我是学法律的，总有一个心愿，就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益如江河滔滔，责任除了各安其位职位，我认为中国人还应该有更大的责任，就是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让我们中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海洋贸易的兴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这些国家快速的崛起，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很多文明古国，人口、土地比他们大，但是垮了。接下来是英国的大机器生产，这些发展都极大刺激了科技的发展，今天世界的格局归根到底是跟第二波改革有关，我们过去落后，也是因为没有充分的工业化，现在迅速崛起，是因为快速的实现了工业化。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发展以来的第三波改革，这次面对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还说不太清楚，也许是服务业的兴起，或者服务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在其中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信息技术的革命。我感觉世界各国的经济都被信息化这个浪潮所带动，正在走向一个新时代，在这一波发展中，我们应该是比较成功，我们跟着很快，学的也很快，我们有很多企业家，技术人员，甚至农民工都在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认为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掉队，我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我还是忧心忡忡，中国原创的东西太少了，我们能把美国的东西拿来汉化都是很成功，而且有些比美国还成功，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当跟随者，现在各种标准，各种规则的制定权还在人家手里，人家有主动权，我们随时随地可能再一次落后，这样再落后，后果就很严重。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巨大贡献，而且这种贡献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想把这句话引用在这里，与今天各位来共勉。

　　第二、关于企业和社会责任，我的观点可能不全面，但是我始终认为，在我国社会责任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政府，中国这么大，而且变化这么快，假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后果很难想象。过去中国的奇迹，我感觉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府，政府干的很出色，但是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承担更大的，最大的社会责任。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呢？这不仅仅是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这样的事儿，而且更重要还是法治，政府的责任就是自己依法行政，做一个法制化的政府。举个例子，前不久我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证论坛上也讲的，美国的福山把中国归为第一信任，我认为他的归纳比较片面，特别是最近60多年来的文化都教导我们诚信，但是我们中国当下确实存在很严重的诚信问题。我坐在北大的校长办公楼，经常接起电话来，却是骗子的电话。我感觉我们中国确实比较缺乏横向的信念，两个不熟悉的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起英美社会那样的新任。但是，我们国家确实有很好的纵向信任，就是大家相信中央，相信政府，想起国企，甚至家庭成员相信父母，晚辈相信长辈，在一个单位，一个家庭，群众要相信领导，领导也要相信群众，这种纵向信任，不管我们承认和不承认，都存在在我们社会。所以，我想在中国要保持稳定，要继续往上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继续保持我们的政府这些企业，这些机构的信用，要讲社会的责任，首先就是政府要保持诚信，要严格地遵照市场的规律和法律法规来办事，要使广大老百姓和投资者，纳税人能够相信政府，相信国有机构。政府说话是一定要算数的，而且是一定要照顾老百姓利益的，这不仅仅是服务某一个集团利益，要服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在中国政府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政府好象是老百姓的大家长，家长说话就不能说假话，不能说话不算数，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也是几千年来的社会传统，如果破坏了这种纵向信任，人心肯定要涣散，尤其在今天这样信息的社会，政府的一言一行，都能证明它有没有责任感，是不是负责任的，只要政府把社会责任承担起来了，政府真正守法了，信法了，护法了，我们的企业就会有更好的市场环境，我们社会这些人心就会稳定，也就会团结，几十亿人民都会跟着政府一起奋斗。当然这就可以战胜一切挑战，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以上是我不成熟的观点，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再一次祝贺论坛成功的召开，祝贺各位老师同学事业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于鸿君：刚才吴志攀教授除了代表北京大学对本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以外，还谈了很多重要的一些观点。他谈到我们这代人应该有我们的责任，其实责任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他谈到了遵守法律，就是我们公民的责任。同时，他谈工业化，创新这是当代国人的重要责任，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我想这些都会引发我们更多，更深入的去思考。谢谢吴志攀教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

　　接下来有请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金华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李金华：尊敬的厉以宁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参加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跟大家一起探讨社会责任，价值共享与治理之道这一非常有意义的话题。首先，向在座的各位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向前来分享知识的各位来宾表示感谢。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八大报告同时还指出，我国目前所处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改变。在我们把握机遇，向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进一步发展面临着重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发展理念和制度环境有待完善等等。

　　因此，我们更需要清楚的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沉着的应对当前的挑战，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源于中国在改革发展中特有的因素，比如人口多，底子薄等历史原因和制度转型等现实因素，也源于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的普遍性因素。从顶层设计的视角来看，无论哪种因素都应该跳出问题的本身来寻求应对之道。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话题社会责任与价值共享就是寻求应对之道的很有意义的一次尝试。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责任与价值共享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需要，为了保持社会的健康，良性的发展，需要倡导社会责任，进行价值共享。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责任与价值共享是调整市场经济缺陷，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的市场机制中，不对称性信息，不完善的市场规则，使得个人与组织的利益不能自动的与社会利益保持一致。所以，社会责任与价值共享，也对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为。从企业和机构的运营看，承担社会责任，进行价值共享是基业常青的必由之路，在完善的经济环境中，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改善自身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企业也往往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和经济价值。所以，企业和社会机构进行价值共享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增值的过程。

　　结合国情实际，改革实践和理论新发展，我们要在发展理念提升，社会组织成长和制度环境完善等方面将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理念融入到改革和发展之中。首先，是经营理念和发展的提升，我们首先应该在超越公益奉献的手段上谈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问题。一个企业或者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它与它所处的环境的健康程度是密切相连的，一个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好的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就业创造财富。一个好的社会组织更需要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公共资源和经营环境。社会责任与价值共享，不再是与社会分享自己的创造价值，而是在每项经营活动中，不以自身的收益成本为目标，而是以成本收益的分析指导行为，在提升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发现新的价值点和发展机遇。

　　其次，是市场机构使社会组织的成长成熟。一是要重新界定产品，服务和利益共享者巨大的社会需求。比如环境保护，住房改善，医疗保障，同时也是市场机遇。通过创新的发展之路，这些社会需求完全可以成为市场中的蓝海，为各类机构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要重新树立价值链，安全的生产流程，物流价值共享，资源应用效率等等，各个环节完全可以在不增加总成本的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来改变，从而使组织的成本在长远和整体上得到节省。三是重新评估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任何一个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以及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都需要相互支撑，一个组织需要更好的与他人合作，分担成本，才能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价值。

　　第三、是一个良好的制度建设和环境营造。对政府而言，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企业创造共享的价值，而不是只专注短期的盈利，资助的实际决定了社会责任的价值共享理念能否真正实现，制度法规的制定需要把握好适度的原则，既要建立通用的绩效披露的体系，又要避免考虑行业的特征和产业的周期。对社会组织而言，比如学校、科研机构等需要从多个层面深入研究，探讨我们实践社会责任的价值共享，夯实你的基础，促进文化积淀，在全世界范围营造创造社会价值的氛围。

　　应该看到，以上三个方面是倡导社会责任，价值共享的理想之道，要达到理想的彼岸，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有大量的、长期的基础工作要做。尤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将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设定为改革开放的集中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要让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这里我想说一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十八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出，各方面当然也还有各自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我们全面谈论价值观的问题，核心是两个，一个是责任，一个是诚信。其实整个社会的每个人对社会，包括对价值，对他人都有责任，但是，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或者，他所感受到的责任是局部的责任。而责任的核心在哪里？我认为责任的核心在诚信。现在我们有一种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国人买东西都想到国外买？吃东西不知道吃什么好？找保姆非常的不放心，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很多方面缺乏相互的信任和诚信。所以，我们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本来是一直讲言必行，行比果，但是现在我们有一种情况，很多事情说的很好，做的很差。包括我们一些政府，包括我们一些机构，包括我们一些企业。

　　所以，现在我接触了很多，比方说今天我们有从事房产业的老总，比如这个住房，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都是信誓旦旦的，但是，住了房子以后，会遇到很多问题。我有一个熟人，买了一栋比较高端的房子，就是他家漏水的问题，整整两年，到现在没解决，地板泡了几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非常之多，相互推诿。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问题依靠机构，依靠社会组织，甚至依靠政府解决不了，靠什么？靠熟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是找人，而不是首先想到找政府，找组织，找人最简单。打官司也要找人，考学也要找人，招工也要找人，生孩子还得找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消费诚信的缺失。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使每个人都能树立起一种责任心。我们现在有一些小孩儿，刚刚上幼儿园的，上小学的都要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我正想，一代一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是什么结果？所以，我觉得要让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我认为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如何增强责任心，一个如何增强我们社会的诚信。而且要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成为我国公认的符合国人的一种共识。现在很多人两种倾向，一种就是感到我为人人，人人不是为我，谁都欠了我，什么事儿都感到很吃亏。另外一种就是人人都应该是为我的，我不应该为他人的。所以，这两种倾向，我觉得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不科学的讲，特别是在一些年轻人当中，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比较突出的。

　　这次光华新年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助于大家增进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认识，并通过各界人士的深入探讨，寻找具体的实践方法，我相信北京大学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就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研究和探讨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活力，最后预祝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福大家在丰盈社会的同时，幸福人生，谢谢大家！

　　于鸿君：谢谢李金华先生，刚才李金华先生在分析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特征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企业三个纬度分析了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特殊重要性，并且提出相应的破题之道。比如企业应该深化、提升它的经营理念，另外应该建设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环境，他还讲到责任的核心在于诚信，最后他用很多实例强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我想这些对我们来讲深受教育，同时对我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谐社会的进一步营造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家可能知道，李金华先生曾担任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长，那个时候他提出了国家审计署就是我们国家的“看门狗”，深深感动了国人，因为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担当。从哪儿以后，我们看到媒体上不时披露出有关的部门，还有一些机构违规违纪，审计出很多问题，其实这种责任担当，正是我们当前的从政府部门到相应的企事业单位，特别应该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李先生表示感谢！

　　接下来有请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孟复先生致词，大家欢迎！

　　黄孟复：尊敬的厉以宁老师，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很高兴能够参加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新年论坛，今年论坛的主题，刚才李金华副主席已经做了很好的演讲，后面还有两个主讲嘉宾，也将对这个主题进行深入的阐述。所以，我就讲讲“擦边球”的话题。我们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现在进入了一个创造财富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潜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入。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社会的财富，个人的财富，国家的财富，企业的财富是大幅度增加，这种财富的增加极大的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城市的面貌，我们社会的面貌和我们家庭的面貌。但是，随着财富的巨大的增长，出现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所以基尼系数已经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财富这个词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理解。那么，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我的看法。

　　财富对一般人来讲那都是作为生活或者是养老，或者是消费。财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讲，或者是对于企业家来讲，它就不是钱的事情。很多企业家说，你们讲钱多少，我没有感觉到我的钱有多少，实际上他可能已经有几百亿了，但是没有感觉到钱多少，我还感觉到资金不够。那么，钱在这些人的手里不是财富，也不是消费品，它是什么？它是生产要素，就是我们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一种重要的要素。所以，财富在这些人的手中它就创造了GDP，它就创造了税收，它也创造了就业。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正确的树立一种财富观，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财富分配的巨大的不公所带来的社会的不满，同时我们应该正确的支持把那些财富用于生产，用于增加就业的。这样的一种财富的积累，应该给予支持。

　　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工商总局有一个统计，现在私营企业已经超过1000万家，私营企业家超过1500万。但是，我算了一下，平均每一个私营企业家的注册资金也不过就200多万。如果我们想把这200多万拿去买一套房子，或者拿去消费，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民营经济，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税收和就业。所以，这个财富集聚在这样一批人手中，和财富聚集在它不能够成为生产力的手中，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1000多万人把钱存到银行，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应该鼓励那些能够把财富变成生产力的这样的一种企业家。当然，现在我感觉到很多企业家比较迷盲，它说普通老百姓老是说我的财富有几十亿，几百亿，实际上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享受这些财富对我带来的好处。反倒是因为我的企业越做越大，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员工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而社会上却说是我首富，二富什么。所以，这样对待财富的这种观念我认为我们社会上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我们讲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每一个人的，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到没有，十八大提出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什么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人的一个庞大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全世界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做好准备了吗？我认为社会上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大家都认为能够实现，但是每个人，每个组织能为这个目标自己尽多大的力量，大家都希望改善生活条件，都希望涨工资，都希望活的更愉快一些，更轻松一些，如果我们丢掉中国人的勤劳，勤俭，团结，诚信，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我们2020年能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吗？我是打问号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可能跟社会责任的主题不完全沾边，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一个贫穷的社会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责任。当它没有吃，没有穿，那不是社会责任，而是社会次序都没有了，所以只有在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我们的社会责任才能逐步的加强，价值共享的理念应该通过共同的劳动来获得，而不是靠别人来提高价值，创造财富，每一个人都要为创造财富，都要为尽一份社会责任做努力。我就讲这一点意见，我祝愿北大光华的新年论坛越办越好，谢谢！

　　于鸿君：谢谢黄孟复先生，刚才黄先生从社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财富角度分析了我们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分析了价值共享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他有一些重要的观点我觉得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比如钱的生产资料的属性，只有把钱能够更多的用于生产资料的这方面的投入，才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也就是说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税收。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企业家应该用自己的财富，自己财富的增长来提升他人财富的增长，用自己财富的增长提升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所以，这里边我觉得道理非常深刻。同时，他也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是人人应该有责任担当，人人应该努力实现社会财富的不断的增长，这些其实也是给我们在校的青年学子提出一种很好的期望。黄先生长期在全国工商联工作，他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方面的建设也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黄先生表示感谢！

　　接下来进入主题演讲阶段，首先，有请德高望重的老院长，现在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为我们演讲，他的题目是“信誉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大家欢迎！

　　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信誉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演讲稿大家都拿到了，今天我不按照稿子讲。我们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三种资本概念，第一种是传统的资本概念，就是物质资本，就是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投入了厂房、机器、设备，这叫物质资本。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第二种资本概念，就是人力资本，企业人身上的技术、知识、经验、智慧这就构成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出现以后，大家普遍认为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的财富，而这两个相比，人力资本更重要。为什么人力资本更重要呢？因为当时60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年左右，大家看到德国，德国被炸了，可是很快经济起来了，物质资本损坏了，但是人力资本还在，德国靠人力资本，德国经济复兴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了第三种资本概念，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什么意思？不是我们现在报纸上所用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我们现在报纸上到处在用，用什么呢？就是指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叫社会资本。但是，在经济学里面，社会资本有它特定的含义，社会资本是无形资本。从什么说呢？从人际关系，有人际关系了，就有社会资本了。广东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它有充足的社会资本，有那么多的华人、华侨、港澳同胞，所以它社会资本充足了。浙江为什么发展那么快？浙江有它的社会资本，因为它的同乡关系，同家族关系，都是社会资本。现在人们渐渐认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所以到处有校友会，同学会，还有同乡会，因为知道要寻找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发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是，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誉，就是刚才讲的诚信。如果你有诚信，哪儿都可以碰到你的同乡，或者同学，碰到你的熟人拉你扶你一把，这样很快它经济就起来了。没有诚信，实际上是没有社会资本，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讲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一点。

　　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表现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说它表明了经济活动、社会活动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你有信誉，别人会拉你一把，如果你没有信誉，你朋友再多也不成为朋友了，因为人家都不相信你了。所以，西方有一句重要的话叫你骗了所有的人，最后你发现你被所有人骗了。如果一个官员，一个领导人只听那些假话就高兴了，全都跟你讲假话，你不是被所有人骗了吗？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讲社会责任，应该牢牢记住，它是两条底线，一条底线法律底线，任何人不能违背，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第二个底线道德底线，一定要仅守道德准则，如果道德底线破了，没有人跟你来往了。所以，这是对我们讲社会资本问题的重要性。

　　另外，我们经常谈社会责任的时候，要记住这样一点，社会责任跟宗教有关系，或者跟信念有关系。宗教主要就是讲人的天职，天职责任感解释一个什么问题？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16、17世纪的时候，在荷兰跟英国兴起，各种解释有它的一套解释，这种解释也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时宗教革命叫清教，不是到教堂里念圣经，唱赞美诗，它也不是说让你进修道院，也不是说你把钱捐给了政府，都不是，人的责任在哪里？天职在那里？勤奋劳动，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你只有拼命的干活，这样积累的财富就是你的天职，这样就产生一种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清教徒生活是很刻苦的。所以，社会责任问题一定要有信念，宗教有宗教的信念，每一个政党有政党的信念，一个民族有民族的信念，有这种信念它就有社会责任。

　　以我们国家来说，本来是有的，从解放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全国上下受帝国主义侵略100年了，100年忍辱过来了。东北、西北、西藏，50、60年代初期都这样讲，但是渐渐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人的信念没了，中国现在的危机是信念危机，这种情况下，信念从哪里来？一种颓废主义的思想就出来了，就妨碍了中国的前进，也是每个人没有社会责任感。所以，社会责任感在今天来说需要有新的信念的成立来指导大家，就是能把我们国家建设的更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的更幸福，使每个人都能在这当中发挥自主作用。这样我相信社会责任感的问题会成为今后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谢谢大家！

　　于鸿君：谢谢厉以宁老师，刚才厉以宁老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方面进行了阐述。

　　厉老师指出互助组织以诚信为基础，信誉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同时他说公民的社会责任在于把握两条底线，就是法律和道德底线。他也分析了一个人和组织建立社会诚信的重要性，他指出失去社会信任人和组织，最终将被社会所抛弃。这些具有很深的思想性，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事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厉以宁老师这些年除了在教学科研，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推动民营经济进步发展，他做了大量的调研，最终推动了36条出台。同时，他也率领了光华管理学院和社会各界对于贵州的扶贫一直在持之以恒的努力。那么，近几年对于扶贫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研和研究，应该说非常令我们感动。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厉以宁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先生进行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易纲：尊敬的厉以宁老师，黄主席，吴校长，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厉以宁老师是我的老师，我的现代经济学就是在厉以宁老师的课堂里受到启蒙的。厉以宁老师教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我只是这成千上万学生之一。那么，后来我也变成了老师，我也开始教学生，我为什么教学生，因为我从厉以宁老师和其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经济学，学到了国际分析的框架，学到了价值观，学到了社会责任。那么，我希望通过课堂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生。

　　那么，刚才几位重量级的讲演者讲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缺乏诚信，比如说干什么事儿都得托人等等。那么，我在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能够通过教学，通过写文章，通过讲演把这些社会责任，把做人的价值观，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传授给社会，因为在北京大学这样神圣的讲台上讲课，学生是世界一流的，那么，通过学生再到社会能有一个有效的传导，这样就可以使得中国慢慢的建立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价值观等等。但是，应该坦率的说，实际上我经过多少年的教学以后，我比较失望，因为好像我的学生他比较快的掌握了我交给他们的经济学知识，金融理论，市场理论，这些他们掌握的非常好。但是，唯独社会责任，价值观他们掌握的不好。什么原因呢？我曾经在想，后来我也和许多人在谈，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说，易老师，您讲这些，您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现在刚毕业，我在社会上，我不管是在银行，还是在券商，还是在其他的企业打拼，我们必须要首先奋斗成功。那么，我说你在奋斗的过程中，你要讲究社会责任，你要有道德底线，你不能够不择手段，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伤天害理的事儿。有些人还是听劝的，还是做到了，但是有些还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讨论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和治理之道，它实际上对于一个人也好，对于一个社会也好，对于一个国家也好，它是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定义。最近有一个大片叫《1942》，当人饿到不能生存的时候，他可能只能管他自己，或者把他自己卖了，然后给他的直系亲属几斗米，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社会责任，他的价值观会非常的局限，就是眼前我怎么能够活下去。当一个农村的穷苦孩子，经过考试考进名牌大学，进入神圣的课堂，他学到的知识，他出去以后要找工作，要奋斗，要成功，他首先想到是他成功。也许有不少朋友在他成功以后开始比较注重社会责任，他开始讲道德底线，他开始择手段，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不择手段，但是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一个社会呢？一个国家呢？我想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困惑我的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把我的这些价值观，这些做人的理念，遵守的道德底线立刻的传授给我的学生，我的听众，我的社会读者。因为每个人城市的、农村的、东部的、西部的，他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他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有一个我们今天谈论这个问题的负责性。那么，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责任的，不管大国，小国，我们提倡国与国一律平等。但是，实际上在国际事务中，在世界格局中，国与国发挥的作用和它的位置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也在讲社会责任，国际责任，价值观。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你讲责任，发达国家也讲责任，发展中国家也讲责任，第三世界也讲责任，那么，责任意味着什么呢？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责任的定义和含义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说价值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是谁的价值观更接近普世的价值观？过去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一看，放眼看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这些国家看看它的人民，看看它的大众，认同于，或者是基本认同于哪种价值观？哪种文化？我们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像刚才有讲演嘉宾说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太有限了，这也包括价值观方面和文化方面。

　　换一个角度讲，中国有多少朋友，在世界上有多少铁杆盟国，美国有多少盟国，不管是什么事务，不管联合国[微博]投票，还是什么事务，有多少铁杆的盟国，通过什么决议，这反映什么呢？这反映责任，反映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这也反映治理之道。那么，现在世界的治理之道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有联合国，大家知道有G20，中国在G20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有世界银行[微博]，有WTO，实际贸易组织，这些都是管经济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主要靠这些治理机构来管，这就是治理之道。在治理的过程中，它必然要充分的宣传所谓责任和价值观，它如果要治理，它必须有共同的遵守的原则和共识才能够治理。我们知道现在大多数世界治理的框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比如说联合国，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是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是常任理事国。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的代表团1944年的时候我们从开始就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世界银行，当时贸易叫关贸总协议，现在叫WTO，中国所有的这些都参加。但是，我们对这些治理机制的贡献有多大呢？我们这些贡献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实际上在社会责任，在价值观，价值共享和治理之道全世界有着相同之处，并且它有着区别。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责任，价值观和治理之道也是竞争的。那么，如果中国要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参与这个竞争，并且我们要通过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样的地方培养出更多的，能够参与竞争的一流的国际人才，我们在这方面太缺乏了。现在我们说规则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那么，现在我在人民银行分管国际事务，从头就开始参加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议和WTO这些谈判。那么，现在的潮流是许多专业的小组这些组织非常希望中国人牵头，人家反复的向我们发邀请。比如很多技术小组，像资本充足率，像会计准则，像怎么算公允价值，像怎么管制杠杆率，今天我本来要讲的国际收支平衡，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小组在国际上要制定规则，要大家逐步的形成共识，然后大家共同去遵守。那么，我们中国人能不能牵头这个小组呢？我可以坦率的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现在很难派出人来牵头这个小组，在体制内是官本位的，参加这些小组要有很强的国际主义精神，你真的是在白天黑夜的用E-mail跟人家牵头，你牵头这个，等于你请客，把人家请到家里，跟人家商量，好好对待人家，最后由你主导，或者由于你的影响比较大形成这个规则。那么，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我们这样的人很少。

　　所以，我们要强调社会责任，我们要尊重和为我们自己中华文明所形成的价值观而骄傲，致力于宣传推广中国的价值观。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参加到全世界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我治理之道。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一些更深刻的思考，同时需要大批的人才。今天是北大的讲坛，北大的讲坛从来有一个传统是允许商榷和争论的。那么，最后我政府的作用讲几句和吴志攀校长商榷。吴校长是我的同学，他在法律系，我在经济系，我们俩人一同上了好几门课，我们可以说是老同学，老朋友了。但是，在政府的作用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应当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政府。政府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四项，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中国的政府更应该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到现在这个程度，空气污染到现在这个程度，交通拥堵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事儿。如果说大政府，中国传统上确实有大政府，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确实有大政府。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是计划经济30年的政府，那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府，它把人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管起来了，从上学到就业，到生老病死都是政府管的。但是，怎么样呢？中国人民经受了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所以，我们在这儿，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强调政府的边界和有限政府，政府依法执政这样的一个理念。从老百姓，人民，公民的角度讲，你考不上好学校，首先怪你自己，你找不着好工作，首先怪你自己，你投资失败，首先怪你自己，不能够说上学也怪政府，就业也找政府，我投资失败了我也去游行，去找政府。那么，这样一个互动，这样一个宣传，我们对公民，我们对学生之间要人人自立。吴校长讲的很对，我们首先应该问，我们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这样才是一个我对政府定位的一个认知。

　　最后总结这句话就是说，社会责任、价值共享和治理之道肯定是有争论的，大家对这几个词的内涵和观察的角度都是不同的。我觉得应该允许争论，允许讨论，使得我们对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将来有更深刻的认知，使得中国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谢谢大家！

　　于鸿君：谢谢易纲先生，他刚才介绍了不同现实条件下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应该施加的更广泛的影响提出了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见解。他提出中国应该更广泛，更积极，更主动，更深入的参与国际社会各项事务，在国际组织中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么，同时他也探讨了政府的作用的问题，提出政府的边界应该相对比较清晰，政府的作用相对应该有限。我想这些都会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他谈到关于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在人类普世价值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的问题。其实当我们谈到普世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传统的思想，有我们非常好的一些价值观，应该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广泛的推广，赢得他们的尊重。比如说我们讲的和为贵，比如我们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我们经常谈论的道家的有关道法享有的一些思想。其实在全人类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各国家，各民族更广泛的一种尊重，这也是我们今后在文化，在价值观建设方面应该作出的更进一步的努力。

　　当然，这也是北京大学我们师生一起需要共同探讨的一些重要话题，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一些重要方面。易纲教授没有讲国际收支问题，与原来报的题目稍微有一点出入。但是，国际收支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在价值创造和国际社会价值共享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经常讲要贸易顺差，顺差是当期产出的价值被输送到国外，我们拿到外汇，实际上是企图在未来从国外取得进口，也就是把工人的价值再转移过来，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已。出口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未来的进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实际上这里边既反映了我们国家对国际社会所承担的经济责任。易纲教授的主题演讲内容思想非常深刻，让我们进一步去领会，进一步去思考，进一步去研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易纲教授表示感谢！

　　各位来宾，各位网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从事商科的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院，这些年为国家工商企业和各类管理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很好的贡献，我这里不是自卖自夸，的确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在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中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光华人这些年在厉以宁老师和学院历届领导的带领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了很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在研究方面，研究方面紧扣我们国家重大的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深入去研究。厉以宁老师我记得那时候告诫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一定要讲真话，你甚至可以不讲话，但是不能乱说。另外有一位教授和我们一起申请项目的时候，对方也提出你最后的结论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1、2、3，这位教授讲，如果你提前给我设定了研究的结论，我的研究将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宁肯我不做这样的项目研究，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学者应该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

　　另外，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光华管理学院的校友在国家、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教学科研之余，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新疆大学支高的时候，当时光华管理学院几十位老师积极主动的报名，利用假期开设30多门课程，对新疆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在其他大学对口资源方面包括西藏大学也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身影，还有我们那些校友，自己吃饱了，穿暖了，自己有一些事业上发展的时候，积累一些资金，然后他们积极投身到扶贫、救灾、支持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有很多其实很感人。

　　当然了，商学院在大学里边它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于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负面的一些评价，说商学院你们和企业家们整天接触，想的都是钱，对学校的整体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因为任何一种存在都会引致一些争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最近编制了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我大体翻了一下这个报告，这里面谈了许多光华管理学院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我看里面有很多还没有写进去，今后再进一步去丰富，进一步去完善。今天我们论坛上还有一项安排，在高峰圆桌会议之前，就是发布这份报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立彦、姜万军、张俊妮和学院的党委书记冒大卫来共同发布这份北大光华·社会价值报告，大家鼓掌欢迎！

　　(发布报告)

　　于鸿君：谢谢冒书记、王立彦教授、姜万军教授和张俊妮教授，谢谢以你们为代表的研究小组的辛勤的工作。下面特别邀请王立彦教授作为项目组的组长说几句话，王立彦教授是光华管理学院创办时候的老人，这些面他在学院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各个方面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得到全院广大师生的非常好的评价。特别是这几年他特别热衷于学院里边对学生社会责任的培养和教育。这个让我也非常感动，光华管理学院的同事们聊起来以后，大家一致对他表示非常的尊敬，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他讲话。

　　王立彦：谢谢于书记，也向各位在座的佳味和同学老师，我受项目组的委托，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汇报。编制一个社会责任价值报告是今年学院成立一个责任价值中心以后交给我们的几项任务之一。这个任务我们自己也是头一次做，所以现在很忐忑的把它拿出来算是一个汇报。我简要的把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几个要点向各位做一个汇报。

　　讲什么呢？我和几位同事也做了一个商量，五个要点，一个是背景，一个是标杆，一个是架构，一个是实践，最后一个是目标。讲到背景，这可能不用太多的说了，因为商学院、管理学院看起来是一个商界教育的机构，但是社会责任、道德伦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教育在世界上的商学院最近一些年已经是非常的受到注重的。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所谓负责任的上学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学教育呢？这个项目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框架，有很多领先的商学院加入到这件事件里面，项目组研讨的时候，也对这些相关的国际的规范做一个研究，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背景。

　　做背景应该看到一个标杆，我这里提到几点，北大当然要看最好的，我这里提到几个问题和提到几家学校。在财务透明度，大学的财务报告，财务报表的公布，我这里提到的四个学校，斯坦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我们在阅读了他们的这些报告，看到了我们在财务信息透明度上对投资人等负责任的一个事情。加州大学的职责报告，哈佛大学的2011年度的责任报告，这两个区别比较大，一个是公立大学，一个是私立大学，但是他们都在强调自己的一个所谓责任报告。具体到学院层面，我们看到哈佛商学院2011年度的报告，这里面讲到他们商学院的理念，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怎么样让所有的教师、同学都参加到自己的社会服务中来，都有很好的表述，这是我们在项目研讨中间的几个主要的标杆的参考。

　　第三点报告的架构，会提到要尽可能的高标准一些，所以在秉承了这么几项，一个国际性的标准，对组织责任领导的界定，一个是PRME和ASPEN，这都是全球专门对商学院、管理学院在社会责任伦理道德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教学方面都建立了很好的一个架构，另外GRI-G3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当然我们还要落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自身的运转上，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在这些研讨的基础上，动起手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在实践上其实我们还是刚刚在起跑线上，因为做这样一个报告是要履行自己的一个公民行为，是要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以后也会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接受社会监督，自己首先是要有这样一个认识的。

　　现在这个报告很具体的拿出来，昨天才印出来，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它里面的问题、毛病还很多，所以最后一个要点就是目标。目标简单说就是要持续改进和不断提升。虽然看起来，印出来像模像样，但是我们自己还是很忐忑。

　　最后分享一个个人的感受，我自己以前因为经常在批评别人，因为报告是我们研究了一个外界的信息来源之一，有几次我记的很深刻，2010年我给世博会上的社会年度报告做点评，在798给英国啤酒的年报做总评等，说起来都是跨国大公司了，他们在中国推出中文版的报告点评，我都给人家没说太多的好话，因为就在给人家批评，这一点不对，那一点不对，但是其实当自己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发现的确不容易，的确刚拿出来的这几版还在一个起点上，我们几位还会好好的总结不足之处，争取让它是一个起点，但是能成为一个以后做的更好的一个起点，争取明年，后年，以后拿出一个更好的报告，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校友给予批评和建议，谢谢！

　　于鸿君：谢谢王立彦教授，其实北京大学始终积极倡导为国家，为民族作出它自己应有的贡献。国外一位大学的校长他评价北京大学，说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一样与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从建校到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北京大学在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包括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30年代，40年代，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师生也有很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个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那么，后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北大同样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80年代大家知道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从北京大学的师生中发起，另外在35周年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北大打出“小平您好”，全国人民发自心底声音的横幅。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积极推动国家实施了985工程，迎来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又一轮的快速的发展。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北大的一个学院，它的确在北京大学始终倡导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这样一种理念下做了很多的事情。不只是光华，其他学院的一些师生，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光华管理学院的全体师生，对北京大学其他的相关学院，对北京大学各位校友在社会责任，公益事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接下来我要介绍刚才我们在这个内容进行过程中后到的两位重要的嘉宾，也是我们紧接着举行圆桌高峰对话的重要的嘉宾，他们是：

　　首创集团总经理，本次论坛高峰对话嘉宾刘晓光[微博]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也本次论坛高峰对话嘉宾胡舒立

　　下一个环节由我们著名的杰出的校友曲向东先生主持，曲向东先生是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北京大学的杰出校友。大家可能过去在电视上看到，他曾经主持一个非常有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叫《对话》。紧接着他又在探索我们中国广袤土地上旅游资源作出了重要的努力，组织一批学者、专家、企业家，还有学生到中国的西部去履行，探讨我们的旅游资源，曾经主持叫“玄奘之路”非常有影响。接下来请曲向东先生主持下一阶段论坛的内容。

　　曲向东：谢谢于教授，我觉得刚才于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来宾，但是其实他本人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主宾，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也是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感谢于教授给我们做了前半场非常精彩也带有观点的这样一个主持，接下来我将会进行今天的后半场的主持，就是高峰论坛。我比于教授幸福一点，因为我可以坐在这儿主持。首先，有请参加高峰论坛的几位嘉宾，他们是：

　　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先生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先生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

　　今天的东道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先生，有请。

　　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参与我们的高峰论坛，我本科研究生都是在北大度过，我对北大非常有感情，而且我是光华的老学生了，光华新年论坛，几乎每一届我都参与了，也是看着它的题目一年一年在改变，这个题目的变化非常有意思，可能在光华新年论坛开出的时候，我们主要的目光是集中在财富的创造，中间这个阶段我们主要的目光会集中在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社会责任，价值共享与治理之道。其实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题目我以前也探讨过，但是今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第三条治理之道，因为在今天我们在价值共享方面有一些共同的追求，但是如何让这些共同的追求落实下来，成为一个可治理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方案？我想其核心的东西都在治理之道上。而光华管理学院作为一个管理学院，我们更重要的价值就在探讨这种治理之道，治理的方式，我们今天请来几位嘉宾也是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治理之道上的感受和想法。我们希望浓缩的获得各位的精彩观点，先请各位嘉宾用简短的时间先表述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随后进入到讨论环节，对各位的观点展开讨论。同时，我特别主张一点，刚才易纲先生演讲的时候提到北大精神，就是刚才其实吴校长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吴校长讲的时候，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易纲先生上来鲜明的亮出自己反对的观点，我想这可能是给台上几位嘉宾立的一个北大模式探讨的范儿，给你们每人5-10分钟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的观点不鲜明，那你的观点就失败了。掌声欢迎几位嘉宾的精彩观点。

　　刘晓光：这个题目是讲价值观，讲社会责任。我想很重要的应该是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我觉得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讲，理解价值观，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价值观应该是一种体系，很重要的我想可能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探讨价值观，一方面来讲针对中国的国情来讲我们的企业家价值观。我在这几年研究发现，东西方的企业家价值观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的观点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发扬中国的企业家的一些价值观，优秀的价值观，一方面可能也要把西方的企业价值观来学习、借鉴、结合。这样才能形成我们一个比较全面的价值观系统。

　　我想强调，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追求两个价值观，一个是社会的价值观，一个是金钱的价值观，这个就是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讲中国的企业的价值观，我想可能主要是包含了过去我们探讨的内容，包含的创新，包含的责任，包含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价值观的一些内容。我们体会这个东西的时候，在实践中来讲，我结合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讲，讲讲我们的阿拉善。我们最早结合了中国100个比较优秀的企业家做了这样一个NGO组织，这个组织真正的含义在于把中国的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整体进入到一个环保领域，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家也开始复苏。怎么能够更多的更好的体验他的社会价值，我们建立这么一个组织，八年来我们在阿拉善治理沙尘暴，我们企业带头在自己的企业进行环保治理，带头发展环保的产业，带头动员社会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环保领域中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企业家价值观当中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我想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我们呼唤着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投入到环保公益领域中去，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家社会价值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曲向东：谢谢刘晓光先生，您说的观点浓缩起来就是两块金牌，但是您今天重点强调社会价值的金牌。其实关于阿拉善基金会我相信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当然可能接下来探讨的阶段，我觉得大家会有更多的观点分享，包括任志强先生也是这个基金会的理事。发表观点的阶段按顺序来，何老师。

　　何怀宏：我可能要做一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能前一段时间我在广州讲了一次——新三纲五常。三纲五常今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贬义词，但是我是这样的，就是它千万年磨灭不得，一定要有。所以，今天我觉得讨论这个题目，就是社会责任，义务，价值共享，治理之道，就是说我试图确实从去年开始一直讲这个话题，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虽然我们这些年有很多利益，创意，但是基本上不成体系，某些方面不成体统，像买官卖官。像这样一些事情，在古代其实有一套办法，这个我们不多说了。去年是共和100年，进入新的100年的开始，这其实又是一个旧话题。从上个世纪初，就希望有新伦理，但是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所以，它也不是旧的，也不是完全新的，这百年其实一直在改这个话题。像孟德斯鸠所说的，其实对共和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德性，君主立宪最重要的可能是一种荣誉和责任，而君主专制是恐惧、赏罚。那么，共和社会它是一个需要全民建立一个德性的社会，首先是制度的德性。其实信任、信誉要靠信念，还有一种信任，还有一个证明及就是说某种入手的途径，和行动的纲领。五常伦，就是人要面对和处理的五种最重要的关系，古代是君臣、夫妻等，新的最重要是天人，就是人和自然的结合管理，族群和族群的关系，还有人和社会，人和政府的关系，还有人我的关系，最后是亲友关系。

　　那么，新的纲常，我觉得其实也是从传统过来的，过去尤其是明清时代，我们看老的乡村，一般都有这个牌位，一个是祖先，还有天地君亲师，当然君主制没有之后，很多民间改成了天地国亲师，我觉得这仍然可以传承。最后一个证明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夫夫子子，我觉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说官官民民，人人物物，但是人的物欲必须有所节制，这是大概的思路。

　　曲向东：谢谢何怀宏老师，接下来有请任志强先生。

　　曲向东：谢谢何怀宏老师，接下来有请任志强先生。

　　任志强：什么是社会责任？谁能给我一个明确定义吗？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能单独的因为分工而独立，所以你必须承担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的社会责任。比如胡耀邦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企业，除了干企业活儿之外，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儿，本来是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社会责任。我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他们鼓动所有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面前的墙推倒。

　　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的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刚刚吴校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大政府，讲到我们的五千年历史，在我们的宋朝、清朝，都曾经是世界上大国之一，当然可能没有罗马帝国更大，但是那个时候是皇权与皇权的竞争，在同一种制度之下显出我们的强大。我们面对的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的民主制度去对抗？在这样一种竞争之下，我们面对的首先是制度问题。刚才李金华副主席给我们讲到他的一番感慨，如果他这样的官员都只能感慨，说明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如果这么一个高官都没有能力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任何问题，那么它将说明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办法监督我们政府的权利，决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它关进笼子。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恰恰是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去奢求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所以，老把这个社会责任推给别人，说你替我承担一点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比如前几期我参加光华的年会，因为张维迎当院长，但我跟他签的合同好像还没有完全履行。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用不同的思想，用多元化的一种方式来寻求我们想建立的社会。如果你想这个社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你要为共产主义去努力奋斗，如果你想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你要为民主社会努力奋斗。当然，你也可以设想，这个社会，必须像何教授讲的是一个三纲五常的社会，你就为此尽责任。总之，如果你梦想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你要为此承担你所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谢谢！

　　曲向东：谢谢，炮火刚才一下子越过胡舒立女士，直接奔向蔡院长。接下来胡舒立女士和蔡洪滨院长谁先讲？还是胡舒立女士。

　　胡舒立：我说一下媒体行业，因为媒体是天然的应当把公共命运至于首位决定它要遵循的这种价值和它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为新闻专业主义。当然，在新闻界大家可能比较知道，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我需要重新讲一下这个基本的价值，就是新闻不是宣传。我刚才听到易纲行长提到宣传两个字，我急的要命，当然他并不是指的新闻，而是指他想说的那个东西的宣传。但是，我想说首先新闻不是宣传，也绝不能是宣传，新闻必须有专业的机制和操守，它有它的基本的界定，也就是说，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有争议，但是它有一些基本内涵不可否认，第一个就是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再一个媒体必须报道事实。第三个就是媒体作为信息流通的渠道，它要采纳一定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在中国社会分化比较严重，我觉得可以采用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第四点就是必须服从事实这个最高权威。第五、必须受制于专业规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样的职业人能够尽你的社会责任，应该坚持的基本的操守和基本的价值。那么，所谓的专业规范，它有比较多的内容，我就不一一讲。

　　但是，我就讲，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大家也能听明白，并且现在中国做不到。一个是不迎合原则，就是人对信息的需求，其实每个人的欲望有很多层次，我不是提供你欲望当中最低的层次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提供你应该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不迎合。第二个就是现场原则。就是说，在路透社和汤姆森合并之后，路透社发现他们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到现场的机会在比例上变少，于是修改了他们的宪章，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必须在现场，就是只有用记者代表公众的眼睛看这个事件的发生。第三个就是防火墙原则，媒体不能被收买，必须有一个对新闻内部的防火墙，就是编辑部和经营部必须是完全隔离的，它这个是不可逾越的，就是经营不能变成任何干预。我觉得我们当前中国的媒体，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还没有真正的脱离宣传的传统，在没有脱离宣传的传统和宣传的习惯的同时，就不幸的陷入被收买的境地，我们遇到的压力可能不仅仅是管制方面的压力，还有经济方面的压力，我们不但看到了有偿新闻，还看到了有偿沉默，我想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悲哀。

　　因此，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比较关键的，不再展开谈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必须得有一个专业主义的成长，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由新闻记者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用专业、客观、公正的手法报道事实，让公众去判断，然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时间陷入了在事实不完整，甚至事实不清晰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是远远不够。因此，中国需要通过整体的努力，利用新媒体的机会，构建起适应现代国家民主转型和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一批稳定的、开放的、包容的、理性的平台，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清晰的体现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我们的价值，谢谢大家！

　　曲向东：谢谢胡舒立女士，我们都知道胡舒立女士所领导的媒体一直是一个精确指导武器。她刚才讲了，其实对做媒体的，以及企业家媒体这些朋友，我想有很好的价值，像一个精确指导武器的构造图，或者产品使用说明书。下面有请蔡洪滨院长。

　　蔡洪滨：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一下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然后对任总的炮火做一点回应。首先，从经济学理解价值和道德体系的作用。这几天北京比较堵，有人说是新的交通规则，黄灯扣6分。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红绿灯的制度，尤其是黄灯，它的设立本意上是为了红灯和绿灯之间有一个缓冲，要司机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该过的，能过的快点过，不能过的快点停。这个黄绿灯的制度实际上是100年时间，其他国家都实行的很好，但是中国有一点问题，因为很多司机没有把黄灯做成一个缓冲器。所以，交管部门开始下重手，把闯黄灯的处罚变成闯红灯的出发。这个说明什么？再好的制度设计运行的好坏，取决于文化的因素，习俗的因素，人的规范和人的道德水准。其实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制度，无论是法制也好，政府行为也好，但是制度学派的学者看来，制度是分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制度，一种是非正式的制度。所谓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就是文化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在一个社会里对人民行为的规范和影响。

　　在中国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当然也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当然要强调法制建设，当然要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但是，另外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新的道德体系。那么，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正式的制度，市场也好，政府也好，法制也好有很大的缺陷，所以需要在文化建设上面，在非正式制度建设上面更加的着力。

　　另外一点，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除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以外，其实反映的可能是非正式制度的缺陷，有就是价值体系的混乱和文化价值的滞后。比如我们过去30几年经济发展的成就，我觉得完全不亚于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经济起飞早期的成就。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情绪，我们的大众心态没有他们那个时候那种乐观和自信。原因在于说，我们非正式的制度建设可能是滞后了。那么，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性在于刚才何老师说的，我们建立这样一套适合现代市场制度，同时又符合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这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原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三纲五常也好，或者现在新做的新三纲五常也好，跟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有一些观念和理念可能冲突，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讲究人人平等，每个人有责任的公平，成果的共担，责任的共享，那么怎么在这个冲突中间寻找一种合适的平衡，引导中国的经济向更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探讨价值体系，探讨社会责任体系从经济发展角度讲它的一个重要意义。这是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对这个题目的一点理解。

　　那么，对于任总刚才的问题间接的一个回应是什么？我认为要在我们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责任共担的责任体系，也就是说政府要完成政府的责任，企业要完成企业的责任。但是，在整个社会共担的责任体系中间，我认为这种优势阶层，精英阶层，他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黄灯这个问题里头，一方面我们批评政府的监管的失当，另一方面有些人就会说，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差，你到国外去，任何一个灯前面，还自然早早的停下来，中国就愿意抢。另外一个跟这个类似的观点，就是比如说刚才任总讲的，我们需要实现民主，但是实现民主的这个讨论里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民主不能太急，因为老百姓的素质太差。去年年初的时候，好象韩寒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就把这个观点重新说了一遍，引起很多的反响，就是所谓民主的这种素质，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如果没有基本的素质，没有足够的信息，无法作出判断，重要的社会权利交给这些人，怎么保证他们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合理的约定？

　　但是，所有这些人民的民主的素质论，我觉得反映是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他们的一种傲慢和偏见。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其实想想，坚持所谓民主素质论的人其实忽略一些最基本的事实，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说你说美国的民主好，但是美国的民主不是二战以后才开始的，美国的民主是200多年前开始的。200多年前，难道你说美国人民，他的这种信息，他的教育水平，他的素质比我们中国现在老百姓较高吗？你反过来再看说，俄国一般按任何国际标准来讲，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他的素质都很高，但是，俄国的民主没有看到它出色到那儿去。所以，这个民主的素质决定论，如果我们说民主取决于素质的话，那更大的取决于应该是领袖和精英阶层的素质，他们的责任感。我觉得这可能是决定一个真正民族好坏的根本。刚才任总讲到台湾的话题，我非常认同。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文化重建，价值体系的重整，道德的重整之间，精英阶层，知识阶层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新年论坛开了十四届，每届都持续的邀请嘉宾，任总为光华管理学院持续的作贡献，我们也非常感谢。另一方面北大和光华是一个多元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不同多元的声音。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是有幸要请任总，未来不管任总有没有时间，我们每年都发邀请函，只要任总有时间，我们绝对欢迎。任总说的不是说他说的每一个观点我都赞同，但是，我确实非常佩服他这种直言的勇气。“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没有这种勇气，但是我很佩服。关于跟光华签的这个协议，我们一直在梳理光华以前所有合作的各种各样的协议，我们没有看到过跟华远的任何协议或者合同，所以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我们没有完成。另外，张维迎院长也没有交代，说我们到底原来有过什么样的协议，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哪一天我们把张维迎叫上，我们三个一起坐坐，把协议的具体内容再说清楚，哪方面我们没有实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刚刚做过社会责任报告，未来的社会责任报告，专门提一点，我们完成了协议所有的义务。我的具体回应到这里，谢谢！

　　胡舒立：一种看法说知识阶层问题单说，精英阶层，什么叫精英，其实精英有一个定义，一个定义就是只有在考虑能够用他的知识，用他的能力去考虑，超过个人和短期利益之外的社会公众长远利益的人才可以算为精英。所以，这个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这样考虑，就不是精英，或者没有精英意识，这是一种看法。

　　任志强：谢谢。有几个东西我没太听懂，第一个没有听懂，如果光华学院没有和我们协议，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给你的财产都收回去？那我就发大财了。如果你们在内部交接的时候没有和交接好，那不是我的责任，和我没有关系，我手里有协议。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懂的就是说，我说我们的社会责任应该是所有人共同起来为你想建立的社会去努力，这里头没有精英和不精英之分。我们的教授提出来说，有人说或者精英们说，我们现在要求民主不够资格，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没有水平。那么，用何教授的话说，是不是一百年以前，我们就不应该共和？如果一百年以前，我们就有资格共和，今天为什么没有权利进行民主呢？我们的老百姓资格一百年以前就具备了。何教授说，可能我们现在用一些非正规渠道的一些特殊教育来提高人民的觉悟，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民主。我可能搞糊涂了，只有制度才能绝对非制度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何教授说，八荣八耻，八荣八耻一出来我们就应该反对它，为什么是爱国家，而不是爱祖国，如果一个外国人入籍了，怎么办？为什么是爱人民，不是爱公民，我没有搞懂。所以，我认为八荣八耻一条都不符合现代的价值。

　　之所以有这样一些争论，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人民一个发言权，像胡舒立女士说的，我们的媒体也不敢发言，都得说八荣八耻多好，没有人敢说八荣八耻不够好，这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悲哀，原因是制度问题，由于制度问题，最后导致人民的思想混乱，就不可能拥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比如国外有宗教，没有人把宗教打倒，不管遇到什么苦难和问题的时候，宗教都能发生作用。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稳定国家的四大支柱之一就是宗教。何教授刚才提到我们有三纲五常，历史上有过，它在几千面都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作用。但是，后来我们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制度上不允许了，不管五四运动，北大是先锋，又是新文化运动，把爷爷奶奶，祖祖辈辈的东西都推翻了，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了。我们本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结果没了，是制度原因把它弄没了。

　　所以，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去建立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你说什么它都会有人反对，比如有人说把你写的稿子篡改了，都会发生，传播出来的东西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在社会中，民众中一定是混乱的，怎么提高社会责任感。有一本书叫《从贪婪到慈善》，可能讲的就是我们蔡院长想讲的社会责任问题，这本书是一位记者主要针对的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征求了47位专家对他们两人对话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不会有慈善。比尔盖茨想用慈善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我在上市的时候打出一个牌子，我这个企业是为了广泛的实施社会责任，不是为了赢利，有股民买你的股票吗？我们要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之后才能说，哪些事情是我们额外要做的，是为了挽救我们这个社会不够完整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慈善。这两者的关系之间如果混为一谈，认为慈善是一个法定责任，这个国家可能就没救了。所有人就像易纲说的，没有考上大学，没有住上房子都怪政府，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法要了。所以，先要确定你的本身的责任是什么，完了以后才能谈额外你要承担什么和社会相关的责任。大量的公益事业，是不是能改变我们的企业地位，改变不了。在上市公司里头，我们有一篇叫做企业社会责任篇，每年登一大堆，但是有人看吗？它只是看你和报表相关，和赢利相关的一部分，社会责任是证监会要求必须写的，写完了没有人看，因为所有人问我问题的时候都说你没有尽社会责任，错了，我们尽的社会责任多了去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人们并不关心社会责任，只倾向于他们所关心的内容。

　　这可能就是我们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一个基础。如果最终我们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我们的社会公益永远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公益要低很多很多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制度很悲哀？拼命强调的社会责任，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拼命强调，他们的公共捐助远远比我们大的多的多的多。可以看看，美国有多少社会捐助，除了巴菲特以后，居民最出名的是一个住在一个租用的小房间穿着破衣服的人捐了100亿美元。所以，我们不解决社会制度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共识的问题，很难谈到你用社会责任的办法，或者说用潜意识的办法教会人们提高觉悟，几乎是不可能的。李金华说我们开发商不人道，买一个房子质量不合适，在日本从来不是开发商管质量，是生产单位管质量，只有中国把建筑商生产的质量推给开发商，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出了毛病。责任都应该是建筑施工队负，怎么让我们开发商负？要避免这个问题，我推行了一条叫质量担保，这是在建设部挂号的，到目前为止有十几个单位执行了，我们的首都机场都执行了，但是开发商没有执行。既然我执行了质量担保，你凭什么管我要质量问题，全世界都在执行质量担保，为什么中国不执行质量担保的政策。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制度的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因为它要保护农民工，这就是他们不敢发质量担保制度的一个根本。

　　胡舒立：这个不能实现保护农民工的问题，保护农民工可以用其他方法，不能用这个方法。

　　任志强：我们现在农民工没了，找不着根了，制度是根本。

　　曲向东：下面回到何教授这儿。

　　何怀宏：其实我也是任总的粉丝，我很喜欢读他的微博。而且我也赞同他所说的制度至少是优先的，是根本。我一直认为，有些人经常讲的中国人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觉得人性差不了太多，在中国，在西方，甚至在古时候，在现在，但是制度现在世界上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杠杆。所以，制度是优先要考虑的。

　　何怀宏：其实我也是任总的粉丝，我很喜欢读他的微博。而且我也赞同他所说的制度至少是优先的，是根本。我一直认为，有些人经常讲的中国人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觉得人性差不了太多，在中国，在西方，甚至在古时候，在现在，但是制度现在世界上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杠杆。所以，制度是优先要考虑的。我说的三纲五常其实首先是对权利的约束，比如名为正纲也好，或者其他也好，是讲首先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也觉得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和人总是处在一个互动，制度需要靠人去建立，去维持，去巩固，如果没有适当训练，而不是说天生好人，坏人，而是要有训练和组织。所以，我为什么最近强调结社自由比言论自由更优先，更迫切。因为结社它可以通过公民组织和各种组织来训练人们的公民素质，公民德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我确实也是深深感觉到，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有一些，首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一段时间，革命，暴力，现在很多制度也不健全，现在很成问题，已经造成这样的这样的结果，还是不仅要考虑制度，也要考虑人。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必然走向一个共和的社会，真正共和的社会。中国也必然走向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再没有什么比一个从维权向民主转型的社会更需要公民社会，公民组织的训练和反制，中国也必然走向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再没有什么比一个自由的社会更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对规则的共识以及个人的自律。中国也必然走向一个价值追求多元，已经在走向这样的一个社会。但是，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多元的社会更需要共识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要反省，我不是说要建设一个三纲五常的社会，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其实我们已经很多人在这方面做的很好了，但是还有一些做的不好，尤其是涉及到权利，或者权钱交易等等做的不好。而且谈到纲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省，就是反省我们有些见解是不是从一生下来，或者说从继承那个，这两个，谈到对纲常的认识，我觉得有两点我们可能受到影响。第一个近百年来的有色眼镜，就是从达到孔家店，一直到三座大山，用梁启超的话说，尊严已经被亵渎了，第二个就是世界性的，就是相对主义，价值多元盛行，我们基本上不太相信有天经地义的东西，但是真正没有吗？最基本的比如不杀害无辜，不欺诈他人等等，难道没有吗？我觉得是有的。其次纲常的要领就是讲这些天经地义的东西，谢谢！

　　曲向东：刘晓光先生，刚才一直拿着话筒。

　　刘晓光：实际上把社会责任主要讲到民主和制度上来了。乔布斯讲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如果从更深的角度讲是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好的一个问号，就是中国的改革之路？我们为改革而担忧，为改革而呐喊，为改革而出谋划策，这可能是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社会责任方面我前一段写了一段叫“中国梦”，习近平讲到大的民族复兴，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也应该是把中国梦将来聚集到里面。所以，我提出三个层次，一个叫做民族复兴，一个层次叫做中国梦的物质化的聚集，包括美国过去的一个汽车，或者火机，我觉得还需要有具体的构成中国梦的价值观的东西，这些我觉得都构成了社会责任的内容。

　　曲向东：刚才蔡院长提到了黄灯的事儿，我特想加一段我的感受。各位是不是知道，因为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他说之所以把黄灯变成红灯来用，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闯了黄灯之后，在倒口当中撞了横向的车，产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我这儿如果前面是黄灯，就意味着横向车道应该是红灯，倒口里的车呢？这时候撞了车，是因为横向车闯了红灯，还是因为我闯了黄灯？

　　蔡洪滨：对面的路口已经堆了一堆原来闯红灯没有闯过去，这时候就撞上了。

　　曲向东：但是，我一直在想，如果红灯过，闯红灯的话，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你闯了黄灯，就是你过了黄灯之后，有车在倒口上，那时候它是闯是黄灯过去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当你发现被撞了，于是按照制度，要保护被撞的人，所以要废掉黄灯的制度。

　　蔡洪滨：现在大部分人都不遵纪守法，从刚才的例子来讲，我觉得还是说明制度再什么设计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所以，我刚才说的非正式的制度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回应一下刚才任总的说法，说制度是最基础的，我也同意中国的体制问题非常多，那么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没法前进。但是，反过来，这不是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责任，刚才说什么叫精英，什么叫精英责任。我们制度上最大的问题是说言论的自由，诸如此类等等发言权的问题，这里头有很多制度的障碍需要突破。但是，反过来也有相当多的，至少从我观察的角度讲，也有相当多的媒体行为是自己不受约束的，真正的按照胡舒立刚才讲的媒体的责任，怎么把这个事实真正的表现给需要人们理解的，给人们足够多的信息。

　　你再进一步讲到中国的企业上市，这些都是我所说的你自己可以选择做这件事情，还是不做这件事情，这种选择我认为掌握话语权，掌握影响力的精英阶层，除了我批判体制的问题以外，他们应该起到自己做的责任。刚才刘总还有任总他们做的阿拉善也好，其他的一些基金，我觉得是在我能做的范围之内，我对这个社会的进步起了一点推动，能够带动其他人继续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影响我觉得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个体制的问题也好，政府的问题也好，当然我们需要去批评，需要去推动。但是，给我另外一种感觉构造如果我们把所有批评的焦点都关注在这段话，其实背后隐含的意思还是希望有一个完美的政府，完美的体系将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背后还是政府依赖的感觉。小孩儿上学要找政府，上大学，看病要找政府，其实本质上这两种理念上有一点共同之处。个人的这样胡舒立说什么叫精英的责任，我看一些企业家的传记，我一个感悟就是说，比如乔布斯回到苹果的时候，要求一美元的工资，比如麦肯锡的创始人叫做鲍尔(音译)，他中间有很多次企业私有化占大的股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些企业家他是放弃了把自己个人财富最大化的机会，他们才早就这种伟大的企业。

　　所以，企业家的责任感，他的这种价值观对企业文化，对企业未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就是这是我说的精英阶层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价值体系的重建中间要承担更多责任的问题。其实我们所说的具体说怎么定义精英阶层，当然可能需要从各种层面考虑。但是，在我们过去经济30年的发展中间，你有幸利用这种机会，推开这扇大门，这些都可以定义为精英阶层。但是，这些精英阶层，不应该自己推开了大门，随手关上，还对着后来者说，你们活该，精英阶层应该做的是自己推开了经济的大门，自己应该把这个门的缝拉的再大一点，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未来希望的所在。

　　胡舒立：其实现在我觉得刘晓光讲的刚才是对的，如果现在谈社会责任，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如果我们再重新讲精英意识和精英身份，精英意识其实还是应该思考中国的改革和为推进改革的共识而努力。因为中国现在并不是说已经走上了一条清晰的、健康的发展道路，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对大的方向有太多的担忧，可以想相对小一点的问题。因为，还是要有对重大问题的感知性和对重大问题表达的坚持性。我同意刘晓光刚才讲的，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如果讲社会责任，最大的问题还是现在大家都希望改革，一个是改革方面缺乏共识，相反有很多暴利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尽快的推动改革共识的重建，我觉得这是当前在知识界，或者是有精英意识的人，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键。

　　那么，什么是改革的共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分化程度比较大，特别是既得利益阶层，在过去这些年成长起来本身利益不同的各种极端利益，它并不是简单的反对改革，主要是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改革，寻求能够增加机会的改革。所以，改革这个概念也被弄的不清，本身打着改革的名义，寻求这种做法，一个是公众一方面憎恨口头改革说个没完，不履行改革，对政府的公信力怀疑。另一方面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改革不能为公众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带来扶持，最主要是为既得利益，特别是增加机会，所以公众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混乱。我觉得寻求改革的我们讲最大公约数可能比较重要，现在看来真正能够建立改革共识的基本点实际上就是宪法，就是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依宪治国。我觉得还是应该伪冒怎么样落实《宪法》，实施《宪法》，有通过《宪法》，上实现《宪法》这一块有更多的思考，然后推动它。因为它经济体制改革是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目标，应该就是在依宪治国的框架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社会宪政的目标，然后在这个里头，应该是这一块在推动这个。比方咱们说民主的问题。刚才任志强说民主，我是非常认同。微博是不是民主？微博是一种大民主，不是一种程序民主。

　　因此，中国其实还是应该在《宪法》的基础上尽快的落实《宪法》，当然《宪法》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应该尽快落实《宪法》所有的条，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当前最大的共识，这个思考应该是我们谈到知识界、精英界的社会责任应该思考的事情。

　　任志强：我第一个说黄灯，中国过去的法律规定就是红绿灯，没有黄灯，是中国的法律规定黄灯可以作为通行，然后又把规改为不行，这是我们制度问题。如果前头就规定就红绿灯，大家明确就有一见了，是你在法上先写一个，没有把这个法修改黄灯是一个新工作，当然大家有意见。第二我们也认为媒体经常干一些坏事儿，原因是什么？原因还是制度问题。如果我们的媒体不是用现在这种审批方式去靠你，你才能成立，而是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办成媒体，它媒体敢敲诈别人？那么，就是随便都可以办，你就死了，是因为有特权审批了，你才有权利，所以你用特权威胁别人说，敲诈，勒索，没有特权，怎么能敲诈勒索呢？还是制度问题。我看问题认为应该看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什么？这个现象背后就是制度问题。你这个媒体要敲诈我，我就可以收拾你，现在收拾不了你，因为你可以办媒体，我办不成，于是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第三个是民主制度，包括微博，民主制度是捍卫我们权利的基础，如果产权不能得到保护，个人人生的行动权利也不能得到保护，比如我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都不能解决，从根上我们不会成为发达国家。包括我们现在城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土地的自由交易和产权制度保护，可能我们也发展不起来。全世界来看，大概经过四个过程形成城镇化，第一个农村向城市转移，第二个是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第三个大中城市，市中心向外转移，但是我们国家没有第三个，没有第三个，就不会有第四个形成城市群。所以，财富只能停留在市中心，而出不去，经济土地没法盖，出去没有财富，MBA那么贵的钱，也没有人去，所以一定是财富向边缘转移之后才形成城市群，但是我们土地制度告诉你不行，不能盖这个，不能盖那个。国外买一个庄园，买一个小村，然后变成了镇，镇变成了市。而我们是根据中央政府说的，你是市就是市，你是县就是县。西北地区，我们有的县只有5万人左右，一个县的编制，土地很大，5万人左右，配四套班子，配完以后，没剩几个人了。所以，用制度解决问题是根本解决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老从表面现象解决问题，我们根上的病永远治不了，谢谢！

　　曲向东：谢谢，我相信蔡院长还是有话讲，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我可能就得到这儿打住了。我不是不让蔡院长讲，何老师。

　　何怀宏：我讲几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共鸣，就是跟任总，胡舒立，我也是她刊物的忠实读者，还有刘总，蔡院长，主持人。我觉得好多是共同的。当然，个人所理解的用力的方向不一样。我作为一个可能哲学的，或者伦理学。制度是首要的关键，甚至是目前这个中国几千年官本位不是说现在在有，官本位是唯一中国的几千年的，就是没有变的，君主制什么都变了，唯一官本位，或者权利本位没有变，这是一个几前年的弊端。我觉得出路就在权、钱、名分流，我是希望能够从北大做起，以后不请高官来，就是不能既想当官，又要发财。当然可以稳健的进行，但是一点是大势所趋，你要是让一个人，普通人公布财产，那是侵犯他的隐私，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官员是绝对有必要的。所以，这些是必须的。学者就好好做学者，能发声就发声，当然媒体还是要发声，白说也要说，其实有一些政治家，包括我认识的，也是相当的高官，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清廉的。所以，我是觉得他有它的政治里面和抱负，所以这个就是他不一定想发财，但是他有他的政治理念，要实现。所以，最好这个社会能够权、钱、名分流，这可能是比较理想。但是，这要靠制度，靠法律的统治，然后优先落实宪政，最后走向民主，也落实民主的法制，谢谢！

　　曲向东：今天这个论坛是我主持过的论坛当中很少有的基本上我插不进话去，因为每次我想提一个小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人把话筒抢走了，大家能够感受到不观点之间的强烈的不同，这种不一样，其实角度和立场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是，我想这就是北大的论坛，北大的光华新年论坛应该有的模式，就是每个人在这里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追求每一个论有自己的结论。假如我们在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我们的新的制度的诞生，新的文化的诞生就会太容易了。我们希望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场争论，在光华经常有这样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是最好的诞生思想的地方。同样，刚才几位嘉宾都表达了，我们更多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这样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观点，这样我们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符合最多数人利益的社会责任，还有我们共享的价值，自然就会浮现而出。非常感谢台上几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观点，谢谢！接下来把话筒交给于鸿君教授。

　　于鸿君：谢谢曲向东，谢谢参与圆桌高峰对话的五位嘉宾，他们精彩的主持，精彩的对话，让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我刚才在后边一直坐着在聆听我们精彩的发言。今天上午的内容就进行完了，下午是四个平行进行的分论坛，但是我这儿还要说一下，今天上午我们围绕社会责任，价值共享和治理之道来展开研讨，我做主持人，我也要尽我想应的责任。我做最后一个总结，算得上，算不上再说。

　　通过上午嘉宾致辞、主题演讲和圆桌高峰对话，我们似乎有一些共识，或者说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谈到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信誉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也是政府企业，各类组织，乃至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良好的信誉可以大大节省经济运行和交易成本，推动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第二、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都应该担当一定的责任，国家、企业、各类组织，个人其实都是如此。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价值共享，在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责任体系的建立，建设。推动国家社会价值共享。

　　第三、为推进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和价值共享，企业应该升华自己的经营理念，政府应该强化，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和环境氛围的营造，媒体应该强化自己的专业精神，各类组织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价值追求，人人应该以尽力为背景。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拥有浓厚的责任追求和价值共享。我们应该努力挖掘，大力弘扬。

　　另外，我在想，今天我们探讨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我在想，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社会责任，其实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我们曾经在媒体上恶炒的，也有我们评出来最可爱的，最美的乡村教师，还有人从高楼坠落下来的时候，把人接住，我都是小人物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吴志攀教授曾经有一种“撑腰体”，见到危机的情况一定要出手，如果被讹诈，北大给你撑腰，我想这也是一种责任担当。另外，在家庭里面可能更多有一种责任意识，需要我们这个社会和谐的发展。过去我有一个学生，他结婚了，后来和我一起吃饭，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他说美极了。我说能不能具体说一说？他讲他的夫人每天无论他多晚回来，夫人要等这，然后端一盆洗脚水，床头放着叠着整整齐齐明天换洗的衣服，我说你是不是这样？他说我要早回来也是这样。我说这样你夫人太辛苦了，他说我夫人不辛苦。他说干一件事情，干一件我喜欢的事情，干了以后我感到幸福，为什么不干呢？另外，他讲，我的老公，我不伺候，难道让别的女人伺候吗？我想这也是一种责任。

　　另外，我们要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实现价值共享，什么意思？在光华管理学院，我给EMBA同学上课的时候，我给他们讲我说你们能不能每年少吃一两次大餐，能不能每年少坐一两次头等舱，然后把钱赞助给边远地区的贫困失学儿童，这个钱对你来讲，效用不怎么大，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意味着未来的非常具有价值的希望。当然，光华管理学院的同学们做的很好，现在很多校友还在做这样的事情。

　　另外，我在想，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其实在里面就是要充分实现价值合理共享，责任合理担当。你是大人物，你就得担当大一点的责任，我是小人物，我就担当小一点的责任，你是强势者，你就是注重自己的行为，担负起具有强势者的责任，你是弱视者，也要努力的尽心的工作，承担自己哪怕是微薄的责任。今天探讨的话题非常广泛，也非常深刻，和所有的论坛一样，进行了观点的交锋，智慧的碰撞，思想的交流，然后促进了进一步的思考，进一步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升华，我想都是每一个论坛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今天的论坛很好的实现了这样的目标，特别是刚才五位在曲向东的主持下进行的观点的交锋，思想上的交流，迸发出了很多的火花，我自己也受益很大。但是，所有的论坛也都会留下相应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所有的问题方面达成一致。比如说任总讲的开发商对房子的质量不该负责，应该由建筑商负责。正好上次我和一个朋友交谈，他是搞房地产的，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基本认同任总的观点，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讲到，当前就是这么个体制，当前就是这么一种管理模式，当前就是这么一种法律体系的状况。那我作为开发商，我不承担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因为最后卖房子的票子最后流到我们的腰包里，我就得承担这个责任，未来的制度建设好了，那是另一码事，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经济、社会一个重大的转型期，很多制度的协同，很多制度功能的发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比如说，关于制度。在制度经济学里边有一句话，叫“制度最重要”，这正好是刚才嘉宾们探讨的一个话题。与此同时，制度最重要，制度不是万能的，体制、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我们13亿人，全世界70亿人，去钻制度的空子，那制度的空子还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不仅要守住法律的底线，这是制度的要求，还要守住大的的底线，这道德的底线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制度的时候，不仅要遵守，即使没有制度，我们也要表现出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企业，作为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责任。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探讨，当然我们不是讲制度并不重要，我首先强调制度最最重要，但是不能包打天下，不能包医百病。

　　我们今天探讨，涉及到的治理之道，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治理之道。我自己认为进行了探讨，也比较深入，但是关于治理之道相对来讲还不够广泛，这也是留给我们下一次论坛，或者未来的其他的一些论坛去认真研究解决的事情，其实也给我们的老师、学生、校友们，在座各位企业家们，还有各界人士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当然了，我不应该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还要用一系列的感谢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论坛。一个特别感谢致辞的嘉宾，特别感谢两位主题演讲的嘉宾，特别感谢我们对话的五位嘉宾，当然也特别感谢曲向东卓有成效的这种主持，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也特别感谢在线网友们的积极的参与支持。我还要感谢光华管理学院筹办这样一个论坛实属不易，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个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们，还有咱们的MBA联合会以及其他校友们，还有北京大学的相关部门都为论坛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感谢的。还要最后感谢大讲堂的管理人员，提供服务的人员，这个地方是北京大学召开最重要论坛的一个比较大的，也是拥有比较悠久历史的一个地方，这个很好。他们的辛勤劳动也使得我们这个论坛能够顺利的进行。总归一句话，感谢所有的为各位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作出贡献的各方人士，谢谢大家！今天上午到此结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