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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遭遇缺水难题:有水皆干有河皆污

2013年01月04日 00:59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李伯牙北京报道

  随着厦门、宁波等地抗议PX等重化工项目的事件越来越多,中国不仅进入了环境危机的多发期,也进入了人们生存代价急剧提升的时期,任何一个小危机都可能演变为大事件。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在消耗大量环境成本的基础上换来的,各地抗议事件的不断,实际上反映出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之中,环境危机还将持续,尤其是随着城镇人口的聚集、工业的扩张,供水与水处理压力将越来越大,水污染以及城镇缺水问题,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

  由缺水带来的将是更多的蓄水、调水工程,但是这样耗费大量成本所做的只是缺水问题的转嫁,而非有效治理,再说其引发的生态影响到底多大还存在争议。缺水引发大规模地下水超采,这又导致地下形成漏斗区,也是近年来地质沉降事故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水污染造成的后果同样恶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越发严重,而水污染造成另一个后果就是可用水的减少,这在南方等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引发了相对的缺水问题。而极端天气的出现,也使得南方水资源丰富地区也不得不面对干旱缺水的危机。

  可以说,“有水皆干,有河皆污”已经成为全国的普遍写照,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还关系到整个生存环境、生态系统,水危机将引发更多的生态危机。

  在城镇、工业扩张带来的供水需求增加和污水排放量加大的背景下,随着这些水问题的加剧,如果不做出应对,我们将进入水危机多发期。这对政治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是冲击性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失效与失控。而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十年的发展中,解决发展与水问题的矛盾是一个重要方向。

  城镇化无法绕过缺水的坎

  十八大后,中央高层提出的城镇化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城镇化被视为拉动内需乃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各地政府已经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在西部省份甘肃,刚结束的全省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明年城镇化率提高2%的目标要求。因为根据测算,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至少可以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和1万元的消费需求。

  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则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坎,甚至会成为限制城镇化发展的阻力。作为环境承载力的一个要素,水资源承载力决定了一个地区所能承受的人口、工业规模上限。一旦超出承载力范围,缺水、水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地下水超采、地质沉降、饮水安全等问题将逐一爆发。

  在北方,城市缺水成为普遍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北京、天津这样特大城市。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认为,北京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是1200万人口,而北京市人口早就超出了2000万人,这比规划的2020年人口达到2000万人提前了10年。

  人口增加了,用水的刚性需求增加,但水资源不可能随之增加,相反北京的水资源是不断减少的,就连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都已经干涸断流,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城市缺水危机。

  永定河的断流以及北京周边众多河流、湖泊的消失,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周边城市及城镇的人口增加、工业扩张。曾经调查走访过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山西朔州的神头电厂仅一天的耗水量就是5万方,山西、河北、北京上下游各地都在抢夺水资源。

  可以预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供水压力加大,各个流域内上中下游对水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现在放眼任何一条稍大一点的河流,从上到下无不布满各种水利工程,而各个地方为了争夺水资源,纷纷兴修水库截断河流,造成很多河流丧失生态功能,甚至扰乱了整个生态系统。而调水工程也仅仅是将本地区的缺水问题转嫁出去,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在新一轮城镇化中还有一个机遇,即建设节水型城镇。虽然节水概念已经提出几十年,但是依然没有见到大的成效,这在于以往提倡的主要是生活节水,而这恰恰是水资源需求中最具刚性的需求。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在供水管网、供水设施的建设中融入节水概念,这比已有城市的节水改造成本要小得多,再加上工农业节水,从而可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资源节约理念,大幅降低水的消耗强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要实现这些目标,难度、成本都很大,需要更多的国家投入,这也是过去经济高速发

  展所欠下的账,如果旧账不补新账不还,新型城镇化仍旧是走老路,而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未来还将在新的城镇化过程中再次爆发。

  水污染治理需要协调各方利益

  这几年,人们关注PM2.5问题,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抬头就能看到城市空气污染的状况,每天都要呼吸着这样的空气生活,而水污染则显得有些遥远。

  但是,一旦水污染事件爆发足以引起大范围的恐慌,七年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导致哈尔滨市切断从松花江供水,全市抢购饮用水,而今年又发生广西龙江镉污染、江苏镇江水污染等事件,无一例外都引起了饮水恐慌。

  在这个“有水皆污”的时代,流域治理纷纷被提上日程。在水问题上,中国还是走上了“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

  与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人们的环境意识已经觉醒,对环境污染的承受能力下降或者说对生存环境要求更高,在移动互联时代,一处小小的水污染事件可以迅速传遍全国,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使得水污染防治不得不加快步伐,而且各个地方也需要探索新的工业发展道路。

  人们对水污染的容忍度降低,也提醒政府转变发展的思路,以往靠重化工大项目刺激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阻力越来越大,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大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这意味着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科技创新所创造的价值,而非靠牺牲环境成本来掠夺价值。

  此外,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产业的集中,污水的排放也将加大。这一方面使得污水处理得以集中起来,节约投入成本;另一方面,集中排放处理要求也更高,地方政府需要改变以往治理乡村的思路,增加对污水处理的投入。

  目前,很多流域水污染治理一个最大的难题正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很多地方县城和大的乡镇都建有污水处理厂,但真正运转的并不多。而关停高污染的小企业有时候也不符合地方利益。陕西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西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周孝德曾告诉记者,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如果有几家造纸厂,就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污染问题,地方政府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污水都排到下游去了。

  这其实也反映了流域治理中的另一个问题,即上下游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利益博弈问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兰州分院原院长程国栋认为,流域的治理需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虽然在全国七大流域都设立了流域管理委员会,但是在流域治理上仍是各个地方各自为战,流域管理委员会属于水利系统,无法协调统一各个地方的利益,因为要涉及到地方政府,而不仅仅是地方水务、水利部门。

  要破解这些问题,其实更多地需要制度上的变革,在供水、排水、水污染治理等方面引入市场的力量,目前这方面也有所推进,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水权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有许多水权交易的案例,但水权仍属于国家,因此有专家认为上下游、左右岸要进行水权交易从理论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授权或将水权下放。

  虽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都还存在争议或者尚无答案,但下一个十年,随着水问题的加剧,争议之外需要探索,寻找水问题的中国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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