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伯牙北京报道

　　随着厦门、宁波等地抗议PX等重化工项目的事件越来越多，中国不仅进入了环境危机的多发期，也进入了人们生存代价急剧提升的时期，任何一个小危机都可能演变为大事件。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在消耗大量环境成本的基础上换来的，各地抗议事件的不断，实际上反映出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之中，环境危机还将持续，尤其是随着城镇人口的聚集、工业的扩张，供水与水处理压力将越来越大，水污染以及城镇缺水问题，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

　　由缺水带来的将是更多的蓄水、调水工程，但是这样耗费大量成本所做的只是缺水问题的转嫁，而非有效治理，再说其引发的生态影响到底多大还存在争议。缺水引发大规模地下水超采，这又导致地下形成漏斗区，也是近年来地质沉降事故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水污染造成的后果同样恶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越发严重，而水污染造成另一个后果就是可用水的减少，这在南方等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引发了相对的缺水问题。而极端天气的出现，也使得南方水资源丰富地区也不得不面对干旱缺水的危机。

　　可以说，“有水皆干，有河皆污”已经成为全国的普遍写照，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还关系到整个生存环境、生态系统，水危机将引发更多的生态危机。

　　在城镇、工业扩张带来的供水需求增加和污水排放量加大的背景下，随着这些水问题的加剧，如果不做出应对，我们将进入水危机多发期。这对政治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是冲击性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失效与失控。而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十年的发展中，解决发展与水问题的矛盾是一个重要方向。

　　城镇化无法绕过缺水的坎

　　十八大后，中央高层提出的城镇化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城镇化被视为拉动内需乃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各地政府已经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在西部省份甘肃，刚结束的全省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明年城镇化率提高2%的目标要求。因为根据测算，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至少可以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和1万元的消费需求。

　　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则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坎，甚至会成为限制城镇化发展的阻力。作为环境承载力的一个要素，水资源承载力决定了一个地区所能承受的人口、工业规模上限。一旦超出承载力范围，缺水、水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地下水超采、地质沉降、饮水安全等问题将逐一爆发。

　　在北方，城市缺水成为普遍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北京、天津这样特大城市。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认为，北京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是1200万人口，而北京市人口早就超出了2000万人，这比规划的2020年人口达到2000万人提前了10年。

　　人口增加了，用水的刚性需求增加，但水资源不可能随之增加，相反北京的水资源是不断减少的，就连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都已经干涸断流，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城市缺水危机。

　　永定河的断流以及北京周边众多河流、湖泊的消失，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周边城市及城镇的人口增加、工业扩张。曾经调查走访过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山西朔州的神头电厂仅一天的耗水量就是5万方，山西、河北、北京上下游各地都在抢夺水资源。

　　可以预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供水压力加大，各个流域内上中下游对水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现在放眼任何一条稍大一点的河流，从上到下无不布满各种水利工程，而各个地方为了争夺水资源，纷纷兴修水库截断河流，造成很多河流丧失生态功能，甚至扰乱了整个生态系统。而调水工程也仅仅是将本地区的缺水问题转嫁出去，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在新一轮城镇化中还有一个机遇，即建设节水型城镇。虽然节水概念已经提出几十年，但是依然没有见到大的成效，这在于以往提倡的主要是生活节水，而这恰恰是水资源需求中最具刚性的需求。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在供水管网、供水设施的建设中融入节水概念，这比已有城市的节水改造成本要小得多，再加上工农业节水，从而可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资源节约理念，大幅降低水的消耗强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要实现这些目标，难度、成本都很大，需要更多的国家投入，这也是过去经济高速发

　　展所欠下的账，如果旧账不补新账不还，新型城镇化仍旧是走老路，而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未来还将在新的城镇化过程中再次爆发。

　　水污染治理需要协调各方利益

　　这几年，人们关注PM2.5问题，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抬头就能看到城市空气污染的状况，每天都要呼吸着这样的空气生活，而水污染则显得有些遥远。

　　但是，一旦水污染事件爆发足以引起大范围的恐慌，七年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导致哈尔滨市切断从松花江供水，全市抢购饮用水，而今年又发生广西龙江镉污染、江苏镇江水污染等事件，无一例外都引起了饮水恐慌。

　　在这个“有水皆污”的时代，流域治理纷纷被提上日程。在水问题上，中国还是走上了“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

　　与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人们的环境意识已经觉醒，对环境污染的承受能力下降或者说对生存环境要求更高，在移动互联时代，一处小小的水污染事件可以迅速传遍全国，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使得水污染防治不得不加快步伐，而且各个地方也需要探索新的工业发展道路。

　　人们对水污染的容忍度降低，也提醒政府转变发展的思路，以往靠重化工大项目刺激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阻力越来越大，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大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这意味着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科技创新所创造的价值，而非靠牺牲环境成本来掠夺价值。

　　此外，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产业的集中，污水的排放也将加大。这一方面使得污水处理得以集中起来，节约投入成本；另一方面，集中排放处理要求也更高，地方政府需要改变以往治理乡村的思路，增加对污水处理的投入。

　　目前，很多流域水污染治理一个最大的难题正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很多地方县城和大的乡镇都建有污水处理厂，但真正运转的并不多。而关停高污染的小企业有时候也不符合地方利益。陕西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西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周孝德曾告诉记者，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如果有几家造纸厂，就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污染问题，地方政府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污水都排到下游去了。

　　这其实也反映了流域治理中的另一个问题，即上下游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利益博弈问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兰州分院原院长程国栋认为，流域的治理需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虽然在全国七大流域都设立了流域管理委员会，但是在流域治理上仍是各个地方各自为战，流域管理委员会属于水利系统，无法协调统一各个地方的利益，因为要涉及到地方政府，而不仅仅是地方水务、水利部门。

　　要破解这些问题，其实更多地需要制度上的变革，在供水、排水、水污染治理等方面引入市场的力量，目前这方面也有所推进，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水权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有许多水权交易的案例，但水权仍属于国家，因此有专家认为上下游、左右岸要进行水权交易从理论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授权或将水权下放。

　　虽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都还存在争议或者尚无答案，但下一个十年，随着水问题的加剧，争议之外需要探索，寻找水问题的中国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