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行时

　　中央要求提出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提到的这句话引发了社会普遍关注。此外，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如外界预期公布明年GDP增长目标，而是更多强调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这与过去三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稳增长”有所不同。这一重大改变也反映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对此，我们今天采访到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李扬，他认为，今后中国在发展策略上恐怕要和“快”、“大”这样的字眼说再见了，取而代之的将是对效益和效率的强调与追求。

　　上个月召开的十八大就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更加明确阐述了“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义和内涵，就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称，像快、大这种词(未来)可能会出的比较少了，很明显的我们过去多年一直在做偏稳较快，这个词没出现，取而代之效益、然后质量、压水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表明我们确实是至少从指导思想上，从那种这个粗放的、快速的那种模式上，转变到比较稳定的，然后比较讲究他内涵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径上来。

　　李扬认为，所谓“无水分增长”，首先要在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也是在效率上做文章。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称，它是有效率的城镇化。过去从来没提过，从来没提过说有效率，还是把效率提到了这个第一位。说有质量的城镇化，就是要摆脱那种运动式的搞经济工作的这种旧的这么一个模式。

　　外媒多角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也让境外媒体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因此，今年的会议受到的关注特别多，西方有媒体甚至用“全球最重要经济会议”形容本次会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中，中国政府誓言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此类政策已经实行两年，其宗旨是遏制房价快速上涨。政府还将加快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建设，鼓励加快面向数亿农民的城镇化进程。自今年早些时候出现价格回落和建筑活动减少之后，中国楼市似乎已在最近几个月出现反弹。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则说，北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说，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获得的收入远比在家乡多，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中国政府目前讨论通过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土地被地方政府征收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农民将获得更高的补偿。这类补偿将使农民更容易转移到城市。

　　美联社称，中国当前需要彻底反思基于出口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为中国带来了30年的快速增长，但似乎已走到尽头。

　　法新社评论认为，由于美国和欧洲这些大经济体面临困难，中国现在希望达到更加平衡的增长，需要利用本国消费者的潜力来实现。

　　北京大兴：农民拆迁住上楼房  政府分红人人有份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再一次明确了新型城镇化这一发展方向。北京作为中国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数据显示，北京的城镇化比率已经达到了85%左右。那么北京的农民在身份转变为市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和就业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李绍堂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位居民，一家三口居住在一套2009年建成的90多平米的两居室里，这套房子不仅南北通透，而且配备了集中供暖，我们去的当天，尽管外面雨雪交加，但屋里却是暖意融融。李绍堂告诉我们，除了这套他还有一套大小差不多的房子，都是宅基地拆迁时政府补偿的。

　　北京大兴区城镇居民李绍堂称，我分了两套房子  一个80多  一个90多  然后20几万块钱  装修化了十万  还剩下十几万

　　因为身体不好，李师傅的老伴没有外出工作，女儿还在上学，家里只有李师傅一个人在物业公司工作，月收入2500元，但靠着另一套房子的租金和镇上集体资产的分红，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比起之前还是改善了很多。

　　北京大兴区城镇居民李绍堂称，每年分红4000元  我们三个人一共就是12000元。

　　李绍堂所在的天河众兴物业公司，是镇政府为了解决失地农民就业而专门开办的，目前已经安置了300多名像李绍堂这样的回迁居民。

　　北京大兴区城镇居民李绍堂称，最开始也觉得不喜欢 有些面子上的问题  但是逐渐就没什么了  这份工作也不错  收入不错

　　除了在物业工作，周边的超市、地铁站和企业也有很多的就业机会。而且随着近几年黄村镇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附近不仅盖起了大型的商品房小区，就已就学等配套设施也已经非常成熟。

　　天河众兴物业管理公司项目经理段涛称，要是上幼儿园 我们周围很近就有大兴第七幼儿园  还有小学  中学 

　　附近都有   就医的话大兴去医院  中医院都不远  很方便

　　城镇化：农民进城不仅要进得来 还要住得下

　　城镇化对于农民而言，除了要给他们一个市民的身份，还要能够让他们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各种福利和待遇。这才是新兴城镇化的应有之意。

　　不过现实是，在很多大城市里，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即使打拼了很多年，却仍然被排斥在各种市民待遇之外，陷入了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的尴尬之中。在上海，就有这么一位闯荡了近10年的80后农民工，就正在为这样一种尴尬而纠结。

　　28岁的胡敬忠从安徽老家到上海快10年了，大城市的生活已慢慢褪去了他身上的乡土气息，不过像其他从外地前来闯上海的打工者一样，缺乏归属的漂泊感却丝毫没法改变。特别是成家以后，住房、看病和孩子上学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安徽务工人员胡敬忠称，(孩子)上学这个问题也是我最担忧的，读书这个问题，因为外地人

　　我们是外地人 对吧 在上海读书有很多门槛 要想读书的话也很困难

　　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养家，通过老乡介绍，几年前胡敬忠到浙江的一家矿山找了份工作。由于做事认真卖力，很快就进入公司的管理层，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只是不得不与妻儿分居两地，忙的时候一两个月也难得见上一面。加上没有固定缴纳的社保，至今还不能在上海买房，只能跟父母一起租房子住。

　　聊天中胡敬忠告诉记者，当年一起从老家出来的同乡，大多数都回去了，自己之所以还坚持留在上海，主要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真正享受到和上海当地人一样的待遇，另外，也为自己的下一代争取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安徽务工人员胡敬忠称，  我的这些朋友以前同学基本上现在都回去了

　　回到县城里面做点小买卖 开个小店。我家里面70%的亲戚都在上海 基本上都落户上海了

　　我也想在这个地方 回去了也比较孤独了 现在如果回到老家 肯定也不适应老家的环境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人口增量中，89.5%来自外省市流入，每5个上海常住人口中就有2个是来自外省市的。在外省市来沪人口中，20岁到34岁的青年人有422.03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将在上海陆续成家立业、扎根上海，成为“新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