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微博]近日表示，城镇化只有均衡才能健康可持续。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实现“四化同步”和做好“五防”。

　　近日，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开发运营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辜胜阻在论坛上表示，城镇化是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增长动力。他认为，推进城镇化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人往哪儿去？二是钱从哪儿来？健康的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在发展大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做大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以“四化同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点。此前的党代会基本都提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建设内容，但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的观点，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

　　辜胜阻解释道，所谓“四化同步”，首先是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报告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我国内涵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其次，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解特大城市的人口膨胀，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要通过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引导农民工回归，鼓励“农海归”(由沿海回归流出地创业就业的农民)，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引导和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就业，而且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有数以千万人的农民工失业，外国人都感到很震惊，但是我们是如何解决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呢？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带动就业。

　　再次，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能搞“空城计”和农民“被上楼”。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实现产城融合。

　　最后，要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规模经营满足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让更多的农民进城的同时，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辜胜阻表示，城镇化还需要注意很多问题，他归纳为“五防”。

　　一是防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脱离产业基础的“过度城镇化”。2000年，巴西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超过了80%，但是过度的城镇化也带了很多问题，里约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人，贫民窟里枪支毒品泛滥，时常缺水断电，所谓的厕所更是天方夜谭。巴西申办奥运会最大难题是治理贫民窟。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化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现象。比如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但同时也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街上的清洁工人都比行人多。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运动。无数的农民正在“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但农民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城镇化；农民上楼了，但农民的鸡、狗、羊等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等，“被上楼”的农民宁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楼房里。这些都是城镇化严重失衡的表现。

　　二是防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近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促使农民“上楼”，征用农地，使得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这种对待农村城镇化“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而不达。何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应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应是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应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而应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推进；不应是工业化被动牵引下的人口“候鸟式”的迁移，而应是家庭式移民和农民工回归推动工业产业布局的重构；不应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应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三是防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当前我国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转变，是一种“半城镇化”。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这意味着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四是防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体制不合理，体制上大量事权下移，但财权上移，导致地方财力与事权严重不匹配，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土地红利”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一方面形成了城市“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模式，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加剧房地产泡沫化，透支居民消费能力，制约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目前，我国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凸显，农村流动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带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困扰。未来缓解“大城市病”的关键是走均衡城镇化发展道路。

　　辜胜阻强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在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通过做大县城实施农村城镇化，实现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并重。他认为，健康的城镇化需要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治理“大城市病”不能用堵、用限制的办法，只能通过建好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来疏导大城市的人口膨胀。辜胜阻说，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县把县城发展为30-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以下人口的小县则要把县城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