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专报】2012年11月28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

　　议题二：中国经济2012年回顾与2013年展望讨论实录如下：

　　主持人：掌声有请主持嘉宾财经杂志主编何刚先生。

　　何刚：各位嘉宾大家好。就像芝加哥大学几位教授展望的，2013年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他们也充满了期待，也给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这节我们将集中讨论总结201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对2013年中国经济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今年面临的形式是外需明显不振，内需也存在是否能够真正崛起，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速明显有所下降；另外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如何持续保持增长，同时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是否要启动新一轮的货币政策，针对这些问题，各方面有很多的看法和分歧。但是接近年底，结合全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一些共识也在逐渐形成。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五位重要的嘉宾，他们分别来自于我们政府的决策部门，研究部门和金融机构的研究部门，他们分别是：

　　第一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陈东琪先生。

　　国务院参议室的姚景源先生。

　　中国银行地域学家曹远征先生。

　　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乔虹女士。

　　最后一位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哈继铭。

　　首先我们分别有请5位嘉宾，每位严格限定5分钟之内，核心阐述一下他们对2012年中国经济的总结，尤其对2013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我们会有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代问的，通过纸条或者其他方式告诉我。

　　首先我们有请陈东琪院长阐述他对中国今年经济的总结，和明年的展望。

　　陈东琪：今年不容易，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偏紧的情况下，应该会实现年初预期的7.5%，或者略高一点的增长速度。一、二、三季度是下降的，从各方面的指标来看，四季度可能略有回升，预计会在7.8左右。全年GDP增长比去年减速，但是能够达到7.6，7.7左右的水平。

　　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今年国内的消费保持在13、14的增长，也主要因为汽车进入家庭，住房方面的消费，旅游，医疗等，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我们的消费需求保持了增长。

　　另一方面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的增长，还是做出了贡献。当然最近的几个月出口有所复苏，在6月以前是下降的，7月以后触底回升，说明外部环境出现分化，欧、日是下降，对我们的出口影响很大。美国最近两个季度需求有所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有所增加。

　　所以总体来讲今年在全球的公共需求收缩，结构调整在加快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7.5%以上的增长，不容易，我感觉是不容易。

　　明年总体来讲还可以看上一点，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等外部环境，估计躲过财政悬崖以后预期还可以。欧洲，日本可能还会有连续的衰退，但是下半年预期会好一点，这是我们的外部环境虽然还是紧，但是会比今年前三季度要好一点。

　　主要是明年国内前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会产生滞后的积累效应。

　　第二，中西部地区发展还是比较大。

　　第三，消费推动投资增长，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好的预期，主要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农村还应该有两位数，城镇还会有9%左右。总体来讲预期还是不错。

　　所以明年的经济预期会比今年略好一点，但是存在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美国的财政悬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对经济影响的深化，以及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甚至低迷对我们的影响，明年可能会困难一点。所以对我们预期向好不能太乐观。

　　另一方面现在企业还比较困难，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了，这对我们劳动者收入预期，要保持今年的增长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这次经济触底，回稳更多靠市场调节，政府政策与08、09年相比，力度一定会减小，这当然会对复苏、回升，产生一定的延期影响，就是没那么快。所以明年的经济总体来讲谨慎、乐观或者偏乐观，但是有风险。全球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不能太乐观，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何刚：陈院长言简意赅，把今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情况做了很好的总结。尤其他提到消费的增长是在明显的上升，而且在明年消费增长带来的反推投资增长是预期的，但是提醒我们外部的风险和内部企业的裁员带给我们的麻烦和影响。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姚景源姚先生，进一步阐述对中国今年经济的总结和预期。有请姚先生。

　　姚景源：我完全赞成刚才陈东琪讲的对今年经济的判断和明年的预测。

　　中国经济，我们在去年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确定今年两大任务，一个是稳增长，一个是稳物价，稳增长定的目标是7.5%，稳物价我们把物价上涨定在4%，现在我们这一年即将过去，增长东琪对中国经济今年增长做了一个预期，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经济今年经济可以实现7.5%以上这样一个预期目标，7.5以上这个增长目标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一季度开始，我们连续7个季度下行，而外部环境，整个世界经济又是一个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5%以上的增长来之不易，这是第一。

　　第二，物价也是这样，我们这几年全社会普及率最高的词汇就是CPI，每个人都在关心CPI，我们把稳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我们物价上涨率控制在4%以内，这是毫无问题，这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就。

　　我们现在可以讲，说今年就是我们的两大任务，稳增长，稳物价我们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今年的问题，我们即使是实现了7.5以上的增长目标，但是应该讲我们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还亟待提高，因为我们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我们到10月份才刚刚由负转正，如果我们要盘查今年，7.5目标实现这是成绩，问题是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亟待提高，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还没有实质性的大的根本性的进步，我觉得这两条应该是大问题。

　　如果讲到明年经济，我也赞成陈东琪同志的意见，对于明年的经济，我们还是要在今年稳中求进的基础上，明年中国经济应该为改革能够留出更大的空间，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放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上。十八大之后，我们新一届政府，大家希望有更大更深层次的改革来推动，从这种状况看，我们要为改革留下空间，为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能够出现大的进步创造条件，为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奠定基础的话，我主张我们明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要过快。

　　大家知道，我们不少人对明年的中国经济有很多的预测，我觉得有的指标是过于乐观，明年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中国经济，我们还是面临着诸多的矛盾，诸多的挑战，诸多的深层次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把明年整个经济增长目标追求过高的速度。所以明年我们还是主张更多的应该为我们的改革留下更好的空间。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何刚：姚老师的数字首先从稳增长和稳物价两个数字上来阐述他的总结。显然他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质量和效益还是难提，另外改革要预留空间，速度确实不要过高，但是改什么，怎么改，接下来我们讨论当中还会继续深化。

　　第三我们有请中国银行的首席金融学家曹远征先生。

　　曹远征：谢谢，中国经济经过7个季度的下滑以后，我们认为会好转。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在7.7%左右。

　　从明年来看，明年情况会更好一点，大概速度能够在8%，稍微强一些。

　　之所以有这个判断，是基于短期宏观经济的。我说明一下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转折，连续7个季度的下滑，不仅仅是意味着宏观周期的波动，很可能是结构性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在发生变化，第一，世界经济在未来中间并不是很乐观的，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这种模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第二，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升，使过去低成本制造业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

　　第三，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投资驱动型经济也会走到尽头。

　　第四，资源的约束，环境的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也要求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正是由于结构性因素朝区域性因素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和过去30年相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中国经济这个转折在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阶段，转向较高速的，比如说8%这样的增长。

　　我们注意到，像城镇化尚为完成，如果要经济稳定增长，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大家都提到了，改革是很重要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经济增长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才不至于大起大落。

　　经济增长最大的风险，未来希望是靠消费带动，前景是光明的，问题是消费的发动机，发动还需要一段时间，出口的发动机正在减速，经济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问题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明年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是一个转折时期，经济不能从公关周期性波动来考虑问题，还有从结构转变的问题加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明显的认识。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

　　何刚：曹先生参与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决策咨询，所以他对中国经济目前的速度放缓做了更加有历史纵深的分析。

　　对接下来的经济增长，他提到了一个看法，他更强调稳投资，因为出口指望不上，消费不会大幅增加，只有保持7.5到8的速度，稳投资非常重要。待会儿我们话题会进一步讨论中国经济持续的动能。

　　接下来我们请第四位嘉宾乔虹做进一步的讨论。有请。

　　乔虹：谢谢大家。首先赞成一下陈总和姚总的观点，现在到了现在的水平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无论从政策面，还是从学界，以及我们商业机构，越来越关注的是中国从结构上是不是要面临经济潜在的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

　　因此我们再次反省，是不是要进行更多的再平衡。这个词是最近讲得最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可能也是最难的一点。我们看到今年特别是这样一个典型。

　　曹老师已经讲了2012年看到的难题，在改革和重新分配资源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很难达到既要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要进行资源再分配，重新再平衡的一个中间的制衡，我们看到似乎2012年实现并不是特别多的刺激消费，而是更大程度地投资，经济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

　　今年我们马上进入12月，进行一个整体的回顾和判断，今年既有出乎意料的部分，也有不出乎意料的部分。不出乎意料的部分，就是各位已经讲过的，从外需来看，今年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我觉得在去年同样的时间，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也反复强调，不要对于今年的外需，对于2012年的外需有太高的期望，恐怕欧洲事件仍未解决，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因素，今年果真如此。

　　另外就是投资，对于进一步投资的控制，政策缓慢的转向，都使得今年的投资增速不能快速上行的主要问题。

　　但是今年比较出乎意料的，最出乎意料的事件是存在于今年从政策的反应速度，以及程度上面，可能对于咱们年初制定的想法，在进行对比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是差于预期，尽没有想像的快，力度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大。

　　我们谈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在过去9个月的时候，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家反复不停地说，经济见底了，这样反复地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是见底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判断政策应该出手了，政策经济变得更强一些。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就联系到第二个出乎意料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今年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我们今年7.5%的增长目标，我们预测7.7左右的水平应该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7.7的水平是很艰难才达到的。但是有一个数字，我们今年提前完成任务，是就业，在9月份的时候，11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的目标已经完成，这1100万的工作机会在9月份完成，是在一个我们的增速一直是7、8个季度连续下滑的背景之下，我们完成了就业的目标。原来经济学家认为的经济增速下行，我们不但以8%的经济增长，如果掉到7或者6的话，一定会最就业有影响，政策制定者肯定会出台一些方案去救助，这些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从这样一个逻辑，08年再次印证的逻辑，看到在2012年实际上是我们的就业环节，就业环节并没有出现巨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广泛的裁员，没有出现广泛的问题，在服务业，在中部地区对就业还是有很强的需求。

　　这是我从宏观经济判断上，以及政策分析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总结，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已经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从劳动需求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将无法再用原来的逻辑再进行继续，如果经济增速降到8以下，政策一定要出台，否则我们就很难预期劳动力市场能够比较稳定，失业率会大幅提高，这样原来的一种逻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得到更大的挑战。

　　在2013年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逻辑，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短期之中，我们很难判断政策在短期之中要进行非常紧促地进行刺激，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增长稍微低一点，是不是政策制定者可以接受，现在来看似乎可以的。

　　在未来城镇化，政策的出台，可能会伴随一部分政策的放松，我们在短时间内认为政策连续性比较强，大家在6到12个月的范围内，看到政策稍做放松。

　　在2013年GDP的增长可能会恢复到8.2左右的水平，这个水平有人说是不是太乐观，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稳重的。这样一个谨慎的预测，主要是有以下来概括，一个有高有地之中，基数低，但是年同比稍高，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在2013年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验证。

　　第二，如果从内需和外需的角度来看，外需仍然比较低迷，但是内需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特别是投资会比去年要好一些。

　　在政策预期方面也是有高有低，预期比较低的一部分，就存在于我们认为在短期之内，不会有银贷一次性大规模进行政策的改变和刺激，在短期之内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太容易出现的。但是我们对于政策预期比较高的方面，就体现在我们对于结构改革中长期政策的改变，还是有较高的期望。我的发言基本到此为止，谢谢。

　　何刚：乔虹的分析有新意，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异常，政策明显滞后，但是就业形势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严峻，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是最乐观的数字，8.2%，这个数字我们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待会儿会有追问。她对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的一次性刺激也提出了看法。

　　我想接下来我们难题就交到哈博士这里，可能有些看法他是赞同的，但是有些分析的视角要换一下，阐述他对中国经济的总结和预期。有请哈博士。

　　哈继铭：我不知道会议主持得那么好，还有我的PPT，其实我只要用一两页就行。

　　首先谈一下短期对经济的判断，接着谈一下对中长期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判断。

　　短期来看，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U形复苏的轨道，2、3季度是U形的底部，一季度是U形的前半段，估计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能够在7.5到8%这么一个区间，两头高中间低的局势，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今年我们把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的话，还是显现出政府对于短期内稳定增长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在这么一个前提下，我相信明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年终以来出台的调整政策，尤其在财政方面立足的加大，以及项目审批力度的加大，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而且这个判断短期内也无需进一步推出反周期性的刺激政策。

　　这样的增长如果看得更远一点，是不是可持续，我相信过去中国分析经济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三架马车，消费，出口，投资，更严格的说应该是四驾马车，私人部门的消费，投资出口，这三架马车还是比较弱，增长最快是政府的投资和消费在推动眼前经济的上涨。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中长期的挑战和机遇。为什么改革开放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红利？过去30年，20年，平均能保持10%的经济增长，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人口红利，二是改革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这就对改革红利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果说过去的增长保持在10%是人口红利推动的话，但是过去的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的起落，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似乎不能用人口红利来解释，不然的应该是平的。

　　在92年到98年，潜在增速是下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波动？这跟改革开放很有关系。在90年代，92、93年的时候，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财政和货币的扩张，其结果导致了短期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带来的后遗症还是通胀，产能过剩。

　　到了97、98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第一，国企改革，提高的经济增长的效率。第二房地产改革。第三，01年的时候进入WTO，既打开了增长空间，也提高的增长效率，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行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放到国际上去竞争，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之后的十年，享受了这样一种改革红利，但是到了07年的时候，潜在增速见底，08、09年开始回升，那时候我们没有像90年代末，本世纪初更大的改革措施，我们有4万亿政策，但结果是先导致房价上升，再导致产能过剩。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我们对于改革开放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还是要寻找两大政策，一个是提高效率，另一类是促进增长。提高效率的政策大家都讲得很多，比如说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财税改革，同时劲敌政府部门的活动。要实现两个倍增，我们可能还需要收入分配的改革，使得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能够快于，至少和GDP增长的速度相符合。

　　另外一类政策，有点类似于98年房改的政策，如何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增长亮点，这里面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探索的，比如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率，尽管人口已经老化，但是和日本相比，我们的城镇化率还低很多，所以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注重提高城镇化率的质量，有户籍的占35%，但是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超过50%，我们当然要把50%更高推到60%，70%，但是怎么把35%做实，做成50%，所以需要社会福利的改革。

　　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是落后地区还是非常的落后，沿海地区已经相当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所以就显现出在区域间平衡发展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促进低收入地区更高速的增长。

　　另外就是发展服务业，未来解决就业的最大行业就是服务业，过去我们依赖于出口来拉动就业，当我们GDP排全球十几的时候，靠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当我们现在已经第二名，有可能是GDP更高水平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出口就很难再增长了，除非月球上的人会买我们的东西。将来我们必须要靠其他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来带动我们的发展，我们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中国服务业只占20%不到，美国是70%多。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亮点。谢谢大家。

　　何刚：感谢哈博士。我们五位嘉宾的独立阐述已经结束了，其实大家可以听到他们有很多的共识，哈博士的发言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经济增长7.5%不是问题，但是他强调下一轮改革红利要尽早推动和实现，尤其城镇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持续的动能。

　　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几位嘉宾。陈院长，刚才对今年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的时候，这一轮更多不是靠政策的刺激，而是逐渐转向靠市场的消化和推动。我的问题是，接下来如果我们看明年，是不是可以预期，不会有大的新的，类似于此前大家期待的重大刺激政策出现？明年政策的调整，可能重点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从发改委的角度给我们提前做一个预期？

　　陈东琪：我代表我自己，代表不了发改委。明年的政策进一步偏松，但是有限制。偏松的理由是明年有几个条件具备，一个是CPI，PPI，我个人预计明年上半年依然是低位徘徊，目前的CPI最近4个月是2以下，11、12月份可能会略有上升一点，不会上很多，明年还会是在这样一个低位。PPI虽然有一年负减少，但是还是负的。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需求，订单的增加个存货之间的对冲还是需求不够。这样就给我们货币政策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这个条件，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本质来说还是要稳定币制，但是它对稳定经济要做出贡献，但是要的是稳定币制。如果我们适当地让货币政策向上弹一弹是可以的，这是一个。

　　第二点，我感觉虽然今年我们前10个月的城镇就业增加了1600万，但是我想今后3个月和明年就业压力会比较大，每个月增加100万来讲是城镇，不是全国的，农村是在减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适当地创造工作岗位的政策引导，具体产业，服务业，制造业，其他领域。所以从这个必要性来讲，适当松一点是必要的。

　　第三，目前欧美日的政策是零利率，中国相对来讲高一些，这对我们的金融成本，以及我们的资金效益还是有影响。政策不是一定要和欧美日接轨，是收敛，但是这么大的差来讲，对我们还是有影响。

　　这三个方面，促使明年的货币政策可以适当地弹性一点，但是有限，这个政策还是不能像09年那样，而且情况也不是那样。我们不仅要保证明年的经济增长7.5%、8%左右，而且不要给以后几年带来通胀的后遗症，这是我们30多年宏观调控的经济教训，这次应该会比较好的吸收。

　　财政政策变量比较长，这一年做多少，怎么做，要考虑今后5年，10年，乃至于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调整，它的立足点，我个人想法在经济回升力度不是很强，动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治病的药还是要给它吃透，货币政策也是这样，不能经济没有走稳，甚至七上八下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以持续的话，一旦下来怎么办？这种情况我认为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今年下半年开始的微调，向上弹性的量程明年还要继续。

　　当然要防范对体制，对价格带来的负面影响。我的基本想法就是四个字，保持弹性，向上微调。谢谢。

　　何刚：谢谢。陈院长的预期比较明确，适当地继续放松，保持弹性，但是强调适度，不要对制度产生反作用。其他的几位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曹远征：今年做宏观经济，今年有两个超过预期，一个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7个月超过预期，按理说应该在一季度结束，很多指标也支持这一点，但都没有做到。比如说一季度以后环比应该上升，但是同比还是在下降，可能这个背后不仅仅是宏观波动的问题，可能有调整的因素。

　　第二，就业也发生很奇怪的变动。我们现在正在观察，目前就业出现很大的困难，可能要看看在明年春节后，是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工作找不到农民工，这可能是一个政策的考验。如果真是那时候是工作找不到农民工，还需要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出现变化，可能货币政策需要有一定的放松。

　　我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不是货币政策放松型，这几年中国货币的传导机制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外汇占款的主要来源，现在是外汇占款是在持续下降，这是对冲的，但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转向。可能在明年春节是考验政策的一个关键点。

　　何刚：曹老师谈到对政策调整是持一个更审慎的态度。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判断，对于数字的判断，我们要问一下姚先生，今年双稳，物价是稳定的，最近的通胀水平是最好的一年，明年货币政策和通胀水平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明年物价水平、通胀走势会怎么样？

　　姚景源：刚才陈东琪讲货币政策我也是赞成，我主张明年我们还是继续保持稳健。但是我有一点担忧，现在大家对货币政策期待值过高，我们看各个地方政府都大搞投资，动不动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这么干。我是讲我们明年的货币政策空间有限。

　　我们这十年，我们广义货币数量我们增长6倍，国内生产总值才增长1.5倍，但是货币发行6倍，我们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建国63年，到去年62年我们发放人民币贷款55万亿人民币，其中2008到11这四年就28万亿，一半。

　　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物价形式控制在4%以内，我们有很多原因，第一，欧债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上对我们的冲击减弱，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农业我们总量丰收，过去是没有的。我们都是五年一个周期，两年丰产，两年平产，一年欠产，现在我们连续9年丰收。当然你说到根本上，为什么粮食丰产？不是讲9个字，人努力，政策好，天帮忙，天帮忙那个因素很重要，这9年来中国没有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你能保证明年，后年天还这么帮忙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讲通胀的风险，一方面看货币发行量，看流动性，另外一方面看我们的稳物价的基础，我觉得都是不牢固，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物价的问题上，我主张还是要放松。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政策更多的不要放在货币政策里，更多还是放在财政政策里。比如我们企业，我们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企业办法就是减税，特别是中小企业，要解决他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短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阻力多大啊。快的就是减税，减税立刻见效，扩大消费也是这样，提高个人起征点。我主张明年我们应该更多地研究财政政策，更多地让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何刚：谢谢。姚先生提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看法，第一，他认为货币政策不要有过多的指望，第二，对于财政政策，尤其是大家比较期待的，结构性的减税，提出了明确的主张，通过减税来带动企业，包括个人收入的增长。

　　乔虹，你提到的中年政策有很多滞后，有一些该出来的政策没有及时出来，对于明年，你觉得什么样的政策，是不是减税，还是货币政策的适度弹性的放松，明年政策的预期是什么？

　　乔虹：对于明年的政策预期有高有低，对于短期的逆周期性的政策刺激来说，市场只能代表大部分看到的这些机构投资人，市场平均预期相对来说比较低，无论国外的投资人，还是最近做国内A股的投资人，对于在短期之内看到，无论是货币政策有一个明显的放松，比如说降息，降准，而且他们也扭转在过去4到6个月之内的原有的想法，为什么会降，为什么不可以做多一点，现在变得也许没有必要真的做多一些。

　　另外一方面从财政政策来讲，对于明年的预期，大家基本守住一个底限就是“营改增”，从市场来看，现在的预期都是比较低的。从短期来看，我们觉得陈总和姚总所说的这些事情，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将会为资本市场带来比较强烈的乐观情绪，现在短期来看，应该还是存在。

　　从未来两个星期之内，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可能对长期的结构调整，能够有更多的表述，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促进内需，推动城镇化。

　　何刚：哈博士，你谈到短期红利，我更关心的是长期结构调整里面，比如说您强调城镇化，强调服务业，其实你更希望强调服务拉动。在未来的增长动能这块您怎么看？

　　哈继铭：我们还是把问题分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刚才在座的回答的这些问题，还是明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先谈一下货币政策，明年降息降准的可能性都应该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把利率降下来的话，可能会担忧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因为我们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应该说有效工具并不多，如果一旦利率下来以后，我们可能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推动的目标，和房地产的抑制的目标有背离。

　　中国货币政策实际上就像停泊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他是钉在岸边的，在受到外币冲击的时候，只有铸起一道坝。什么时候可以拆除这个坝呢，要具备两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当中之一，第一，就是外部的潮水退潮，第二我们的小船变得更能自由活动。我们要使得我们的利率和汇率更加市场化，这是我们自身能够做的。另外至于潮水什么时候退，那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掌握的。

　　我们谈一下财政政策，中国需要减税，银改征对于服务业是最有利的，因为服务业减税的幅度是最大的，这也是中国发展服务业与财政政策的方向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总体税收的下降，我觉得我们还要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减税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减开支，如果开支减不下来，只减税的话，那么财政赤字会扩大，国家的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从而进一步挤出私人部门的发展空间。

　　如何降低财政支出，这是一个短期内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答案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需要观察一个现象，才能让自己相信财政支出能够减下来。我发现国外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大多数都去私人部门工作，或者当律师，当医生，搞科技，搞金融，中国大学生毕业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这个现象不改变的话，恐怕财政支出是很难减下来的。我就讲这些。

　　何刚：关于财政政策，尤其税收这块，大家提到的对这块的期待比较多，但是这个恰恰跟我们政府部门的开支持续的上升，赤字财政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财政政策，尤其税收这块，您有什么补充和预期？

　　陈东琪：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税收应该减少。因为政府的权利通常就是体现在税收上，经济改革方向很重要的就是经济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税收民主，税收民主是能够足够地运作成本和运作生产过程。目前的情况，整体相对于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讲是太快了，我自己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我们的一条红线，本身这也是可以和改革结合起来的。至于怎么弄，小打小闹也是可以做，治标的办法也可以做，小微企业的税，中小企业的税，降税率，总体税率下降。

　　但是从长远来讲，中国还是税制问题，不仅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责不对称”的税制结构要调整，更重要是“政府拿走的”和“企业留下来的”税制关系，当然还包括劳动者所得，我们明年如果说“营改增”也好，最后和今后长期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考虑5年，考虑10年，赋予03年减什么税，怎么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认为今后的改革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税收，怎么改，这是税务部门来调，应该是由第三方来决定你收税怎么收，我的想法是税率的改革。当然民间可以调，可以适当地在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做一些事情，具体怎么做当然这是税务部门。我的想法是，中国要把微观经济搞得有创新，有效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比较轻松的话，一定要调税收，应该是税制的制的问题，只要新一届政府这个十年，我想这是最大的课题。

　　何刚：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姚先生，您提到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需要推动五个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指什么？在明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后，可能会马上着手推进的一些，跟我们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有关的改革是什么？

　　姚景源：我更多讲应该关注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结构问题，货币政策对结构问题解决的作用有限，所以还要靠财政政策。

　　刚才乔虹讲得很对，我们过去30多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两个红利上，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改革红利，现在我们看人口红利极具减少，改革红利怎么增大？

　　你要减税，减税的前提是减少政府开支，你再往下推，怎么能够减少政府开支呢？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把政府干的，过去邓小平同志早就批评过的，管了那么多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把它交给市场，开支不就减少了。实际上我们在财政政策上做大文章才能推动改革，才能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

　　我们十八大讲，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这么多年不尽如人意，我认为就是政府过多干预，市场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把这些我们企业能够自己干的事交给企业，市场能够调节的事交给企业，政府一定要改革自身，政府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你开支不就减少了。

　　你一个县副县长10来个，乡镇还有四大班子，你说你是公仆，我们家里现在穷，我们不富裕，我们少请几个保姆不行吗？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财政政策，我认为财政政策是个突破口，往下推，一环一环我们推动改革，能够进一步保持和增加我们的改革红利，我就讲这么多。

　　何刚：谢谢，姚先生讲到我们的心里话，通过政府职能的改变。

　　今年我们都认为外部环境非常糟糕，我们过去三驾马车尤其是出口几乎不能指望，但是从目前将近11个月下来，似乎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请你阐述一下，外需这块，包括出口对中国经济明年是一个什么作用，甚至是负的，可能还有些意料之外的回报？

　　乔虹：今年我们判断至少是不到半个百分点，负0.4左右，明年可能会更多一些。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判断全球的对于2013年和14年的判断之中，主要观点是明年处于一个黎明期，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状况，这样确定我们明年对外需大势的判断可能是未必乐观的。很难想像我们国家在短期之中，突然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特别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比如说你可以用贬值的方法，这恐怕有一个不通的目标在这里，我们现在还升值呢。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通缩，如果我们看到更多就业上的危险，更多的企业在出现裁员，可能会看到有更多的失业大军在旁边等着，工资上涨的压力就会下降，甚至你会发现工资不涨还会降，这个恐怕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在短期内这两个是不容易实现的。

　　只有第三条路，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说现在是惟一一个可以使我们站在制高点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样一个方式，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来看，到现在为止很遗憾的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想提高要全要素生产效率，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做的，它是一个剩余的概念，我们解释不了的变量。如果是一个剩余，同时没能达到的一些共识，基本上属于，第一，看能不能用任何方式能够短期之内将我们的经济规模效益增长，规模效益是提高GMP的大家共识的一点，但是我们缺乏外需的支持，很难马上提高。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并不是几个月之内就能完成的。

　　另外一个方式，GMP的增长，就是一个把劳动力从较低的效率水平行业，提到较高的效率水平的行业，过去30年，我们做的都是从农业往工业转，下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转变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变是不能够避免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之中，到底是效率提高是还是降低了，取决于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效率的比，现在有些服务业的效率，由于没有放开，竞争性不高的行业的特质，恐怕还不如工业。

　　如果是这样再转的话，我们全员的效率是降低不是提高，短期之内这个我们也看不到。

　　最后一点就是技术的改造和技术升级，是惟一一个我们能看到的，在前面两个基础上，能够促进GMP提高的。

　　如果要是让人们的工资收入仍然以每年10%或者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必须要以GMP的增长做前提。

　　何刚：谢谢，乔虹谈到国际竞争力短期内迅速提高是非常困难的。

　　曹老师，明年稳投资是什么？是城镇化加速进程当中的基础设施，还是教育，医疗，还是其他的大的固定资产，或者是行业投资？

　　曹远征：我想两个意思，今年经济下滑尽管出口是直接原因，但是更核心地看到，中国的投资是出口导向，出口引领投资，由于出口下降，从而工业投资下降，导致经济下滑。

　　从这个意义来说，稳投资第一个概念，要转向，以内需为导向来进行稳定，否则的话波动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在经济未来增长的空间，将来是消费导向，现在出口在减弱，如果这两个衔接不好会出现波动，因此也需要稳定。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是在下降，要让它稳定增长，不要让它出现幅度过大，降速过快，启动结构调整。

　　在这个办法中间，当然最好是能吸引民间投资，吸引国外投资，但是如果还做不到的话，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只是叫宏观经济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为改革创造环境。

　　我们这个财政制度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做了14年以后，我们大大地成功了，恰恰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因此财政政策改革是必要的。

　　在07年本届政府成立的时候，温总理就说，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财税体制改革，后来被金融危机冲淡了。明年恐怕启动这个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何刚：谢谢。稳投资其实也是一个权宜之计。最后问一下哈博士，长期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还是要回到消费的刺激增长上？还是私人部门的投资，仍然有非常巨大的提升和刺激的空间？

　　哈继铭：长期的增长相信还是来自于改革结构性的调整，我在这里想就刚才发言再补充一下，这样的改革，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可能性更大一些。

　　过去我刚才说了，98年的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属于破旧立新，展望未来是立新破旧，在增量上寻求增量的发展，来降低改革的阻力。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我们将来可能有更多的领域开放给私人行业来投资，尤其是服务业。

　　如果一下子把一些低效的生产能力，或者生产形式开破，我发现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我们的投资增长还是会一定程度上在经济的增长当中起很大的作用。

　　不仅是因为出口增长速度短期还是会持平，但是我相信长期来看，出口增长速度是一定要下降的，因为我们长期GDP只能增长7%左右，按照我们倍增的目标来看，但是我们出口如果增长10%的话，那就意味着出口占GDP的不断上升，除非月球上买我们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其他的内需，投资和消费这两个方面，尤其是私人的消费，而不是政府部门来拉动经济。

　　像城镇化和区域间的更平衡发展，就是发展中国最落后地区，我相信这两项政策过程有利于推动投资，其结果有利于拉动消费。过程当然是你需要建更多的学校，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来推动城镇化，来发展落后地区。但是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之后，甚至在这个目标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农民工是住在老板给的宿舍里面，100个人可能就共享一台电视机，但是他们如果有自己的保障性住房可以住的话，我相信这100个家庭就会买100台电视机，100台洗衣机，这就是对消费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他们的孩子在城镇上学，他们的配偶也到城镇来工作，我们可能雇一个保姆的工资越来越高，常常工作热情也不是很高，这样的话我相信城镇化是和服务业的发展本身也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联系的，我觉得未来的投资增长这个过程，如果说有利于未来最终的消费增长，这样的投资当然还是很有必要的。

　　何刚：非常感谢。奔着消费而去的投资，是中国未来经济非常需要的。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不能继续讨论。今天五位嘉宾给我们贡献了各自的看法，对明年中国经济总体上有一个审慎乐观的预期，同时期待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在明年，在新一届政府的带领之下能够逐渐展开。再次感谢我们五位嘉宾，也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希望你们享用午餐，马上开始我们午餐的主旨演讲。谢谢。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精彩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