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Z4版

　　怎么增？会翻番吗？实现难吗？

　　中日收入倍增计划“同”与“不同”

　　收入倍增全解读

　　更多精彩见《新财经周刊》

    本报记者 黄艳丽

　　什么是小康？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理解。“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有房、有车、有资产、无负债、无负担、无压力”？

　　十八大报告中，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无疑给了“小康”一个量化指标。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一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近来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收入倍增的内涵是什么？是否去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实现“十年翻一番”这一目标，有哪些高效路径？又有哪些需要逾越的障碍和亟待突破的阻力？

　　针对上述问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内多位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通过他们不同角度的阐述，或许，展现在您面前的这幅收入倍增计划蓝图会更加清晰。

　　到底怎么增？

　　解读：是实际收入的倍增，而非名义收入的倍增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下，涨工资的曙光似乎已近在咫尺，大家的关注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收入涨幅能否跑赢物价涨幅。“10年前，我月收入不到2000元，当时花20万元能在市区不错的地段买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现在，我月收入近6000元，是10年前的3倍，但如果拿60万元在同样地段买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几乎不太可能。”2002年大学毕业后，李淑在长春找了一份工作，目前已是单位中干，虽然收入已涨不止一倍，但她总感觉“钱不抗花。”

　　“如果再过10年，我月收入能达到1.2万元，但物价什么的都在涨，到时1.2万还买不了现在6000元就能买到的东西，那岂不是跟没涨一样吗？”有这种担忧的，并非李淑一人。

　　来自权威专家的解读认为，此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十年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昊说，该倍增目标是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收入的倍增，而非名义收入的倍增。虽然无法判断未来几年的物价涨幅情况，也很难确定届时的绝对数额，但它的实际购买力可以获得保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李长安同样表示，倍增目标实际上是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并非名义上的、实际却被物价涨幅吞噬掉的倍增。

　　收入会翻番吗？

　　解读：别把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两个问题混为一谈

　　20岁的张逸轩，5年前初中毕业后在长春一家发廊做小工，经过培训后在上海找了一份月入1500元的美发助理工作。但今年“十一”前，张逸轩回到河南老家，找了一份月入1000元的歌厅收银员的工作。因为1500元在上海生活得太辛苦。对收入倍增计划，张逸轩同样抱有很大的好奇和疑惑。“总不会是下个文件，让歌厅老板每年必须给我们涨多少工资吧？国家怎么帮助像我这样的打工者实现收入倍增？”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不等于2020年每个人都能实现收入翻倍，在这个过程当中，势必有人的收入增加要比一倍更多，有人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李长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绝不是每个人的工资都会增加一倍。人均收入倍增也意味着总量增加，但具体到每个人能多分多少，怎样分配更合理？更多的还是靠个人的争取和努力，以及收入分配等制度体系的完善。

　　吴昊提醒，在考虑问题时，不应该把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前者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并非直接针对人民生活，虽然两者关系密切，但又不完全等同。实现了收入倍增的整体目标，并不代表收入分配更合理。这里面可能会存在多增、少增的问题。

　　实现计划难吗？

　　解读：仅从速度上来看，实现10年双倍增并不难

　　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表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则比较弱。目前出口面临国际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投资拉动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方向发展，寄希望于消费主导就必须增加国民收入。这个历史阶段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逢其时，有利于投资出口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还没有结束，很多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依然存在，仅从速度上来看，实现10年双倍增并不难。”吴昊表示，要实现双倍增的目标，在未来的8年中，GDP年均增速达到7.5%~7.8%就能实现；另外按照“72法则”，如果10年实现收入倍增，则平均每年收入的增长幅度约为7.2%。他认为，能保障预期目标实现的条件有很多，包括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基础，制度上的保障，工业化进程处于中期向后期迈进的过程当中，很多新兴产业的崛起、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李长安表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10年中，都是提前实现了10年国民收入倍增。

　　不过，李长安同时强调，现在条件跟过去30年不一样，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包括宏观经济是否还会持续过去一样的增速，居民收入分配怎样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等。

　　日本“收入倍增”路径图

　　1957年 发端于美英两国的经济危机使日本出口雪上加霜，而国内消费又低迷，产品积压严重，失业率剧增，劳资关系紧张。整个日本社会处于敏感期和不稳定状态。

　　1960年 日本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在日本制定的政策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核心，为了鼓励企业进行生产投资，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资本自我积累。在减税方面，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后，在提高个人收入调节税累计税率的同时，为中低收入民众以及中小企业减税，规模高达1000亿元，此外还积极培育和发展债券市场以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1967年 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 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该计划被视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中日收入倍增计划“同”与“不同”

　　相似之处

　　经济背景相似

　　日本 1960年 人均GDP差不多是美国的17%

　　中国 2011年 人均GDP是美国的11%左右

　　政策出台原因相似

　　和中国一样，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肩负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不同之处

　　第一 起步时间不同

　　日本在1960年开始实施促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人口红利尚未来临(即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持续增长)

　　中国现在的人口红利即将过去，有测算显示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会达到高峰，这意味着未来的劳动者身上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因为退休保障等负担，其实很大部分也是要由劳动人口来负担的

　　第二 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

　　1960年开始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当时的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国际货币体系是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使得日本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发展自己的工业

　　相反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较差的国际经济环境，全球经济都面临增长乏力的现象，贸易保护主义也在各国抬头，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仍然较大，使得中国难以利用外需进一步带动增长

　　第三 城镇化水平不同

　　中国现有的城镇化水平(51%)

　　还低于日本1960年65%的水平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证券报》等

　　■专家建言

　　咋实现收入倍增？

　　王文章：实现收入倍增 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个庞大的经济发展规划，涉及整个经济的转型，政府职能的转变，分配体系的完善等等，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口号或者指令性计划。”王文章认为，实现收入倍增计划，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倍增不能凭空而来，必须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也就是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增加国民收入；其二，解决贫富差距大的问题，包括人均、地区及行业三方面的差距，进行分配体制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倍增；其三，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问题。政府必须得改革，从一个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毕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富的创造是要靠市场，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市场服务，制定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送的作用。

　　张曙光：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根本性制度改革

　　“就收入分配讨论收入分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恐怕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前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已相当严重，改革势在必行。关键是从根本上解决垄断部门的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和国有部门的行为约束，以及减少、规范灰色收入和整治官员寻租腐败问题。张曙光认为，初次分配中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企业收入增长较快，工资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一个是企业高管的收入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李长安：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

　　“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仅仅是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引子’。”李长安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具有全面性和诱发性，牵一发动全身。要尽快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性改革，从根源上消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不合理因素，并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新体制。更重要的是，要借助收入分配改革，推动全面的改革。李长安表示，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应该进一步理顺。政府收入应该下降，让利于民，居民收入比重应该上升，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国民收入结构；应该采取多方面措施，改革最大的关键就是控制政府部门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收入。政府在社会保障房、社会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应更有作为。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和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两个同步”增长，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

　　易鹏：收入倍增要避免“被倍增”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财经评论员易鹏认为，收入倍增目标的提出是正确而有价值的选项，可以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内需动力。但收入倍增要避免“被倍增”，而是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快，从而拉高了平均增速，掩盖了部分群体收入增长乏力甚至持平的局面。也就是必须考虑到收入倍增的结构优化问题。当前高收入阶层获取收入的资源和机会都比较多，其收入增长有非常大的保障，尤其在财产性收入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而低收入阶层受制的要素较多，保持长时间收入增长的压力较大。为此，如果只看总量很有可能出现收入倍增目标可以完成，但看结构可能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必须要大力培育中产阶层，构筑橄榄型社会。那么必须立足于共同富裕，立足于缩小贫富差距。

　　■观察

　　日本经验可否“复制”？

　　通往美好未来的路有许多条，而学习他人曾经的成功经验，无疑是一条高效的路，也能避免走一些弯路。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也曾有类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过。那么，日本经验可否复制？

　　对此，王文章表示，从日本经验来看，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当时在推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日本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政府只是扮演一个指导的角色，具体还是靠市场来实现。“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配套措施的跟进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不过，在面临的具体问题上，肯定是有不同的，日本经验不能完全拿来复制。比如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垄断不受制约，造成国企高管收入过高，而且很多国企利润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拿去投资挤占了民企的发展空间，反而带来了社会效率的低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国企在倍增计划中怎样更多地发挥作用，把国企创造的巨大利润作为倍增计划的财源。”王文章表示。

　　也有一种评论认为，日本倍增计划实现是因为搭了经济腾飞的便车。对此，吴昊的观点是，当年日本在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大规模进行技术引进和创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扶持国内大企业的发展，同时出台一些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这些都是可取之处。

　　吴昊认为，我们可以从日本出现的一些问题当中吸取前车之鉴。比如，日本国民收入大增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坏严重、房价上涨过快、两极分化等一些负效应。结合十八大报告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是有大的方向的。不过，现在很多具体的制度、体制仍与建设生态文明不相符，比如GDP至上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模式等，这些都亟待解决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