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薇 于华杰

　　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与路径

　　《21世纪》：您如何解读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收入倍增目标与收入分配改革路径？

　　李实：收入倍增目标和收入分配没有直接的关系。收入增长关注平均收入的增长，而收入分配考虑的是在一定增长水平下，不同人群的收入增长快慢。如果每年增长速度保持在7%，到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翻一番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我们除了要关注收入增长，也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同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比较严重，我们希望在增长过程当中缩小收入差距，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应该有更快的增长。不然，如果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快，而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即使收入翻番的目标实现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白重恩：十八大特别强调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收入分配改革中许多问题与此相关。如果能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增加，不仅可以促进消费，也可以改善效率。我非常支持居民可支配收入列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收入分配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分配，即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这方面的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垄断和权力寻租等问题不仅仅造成了收入的不公，拉大贫富差距，也会影响效率；其次，种种其它历史原因造成的起点不同也会造成收入不均。

　　收入分配的另一个方面是宏观分配，即收入分配格局，包括要素分配和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要素分配基本由市场决定，政策影响的空间不大。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也主要是市场的结果。据我们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最主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从劳动者报酬占比较高的农业向占比较低的非农业转型。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降低，劳动者报酬占比自然降低。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不应干预。未来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劳动者报酬占比又会上升，因为服务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比高于制造业。

　　其次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总的来说，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要高于非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降低，劳动者报酬占比也会下降。然而，国企改革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所以我们也不应干预。

　　第三是垄断程度提高。垄断企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因为尽管垄断企业中员工的收入相比非垄断企业较高，但其利润高得更多。如果垄断势力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也会下降。这是我们应该去改变的。

　　以改革促进收入增长

　　《21世纪》：怎么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前提下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呢？

　　李实：收入增长的方式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方式。收入增长可能是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增长，即“包容性增长”，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增长模式。所以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得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能够从增长当中分享更多的成果。

　　为此我们要在增长过程中不断地改革，以改革促进增长，以增长带动改革。劳动报酬的决定机制往往在初次分配，要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就需要解决包括要素市场扭曲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有效、完善、竞争性的生产要素市场。

　　首先，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割、歧视问题，特别是身份、户籍歧视，消除这些分割和歧视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其次，资本市场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一些大型金融企业垄断金融资源，这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以，怎么消除资本市场的垄断及其他制度障碍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此外，应该建立产权更加清晰、有竞争性的土地交易市场，让农民能够从土地交易中真正获益。最后，我们应该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经济增长一定要能带动就业，因为就业是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最基本保障。

　　白重恩：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一是要增加居民的资本收入，二是要在再分配中减轻居民的社保缴费负担，三是要调整产业结构。

　　居民的资本收入是居民获得的银行利息、股票分红等资本性收入。中国的存款利率比较低，中国的企业分红比例相对其他国家也比较低，这两者共同导致居民在资本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少。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平均分红率约为18%，而其它50多个重要经济体的上市公司分红率约为27%。提高居民在资本收入中的占比有利于提高其可支配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减轻居民的所得税负担来提高可支配收入，但我不倾向于此。因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于收入低于起征点的人群是无利的，减税并不能带来最优的分配效果。相比之下，减轻社保缴费负担既能增加可支配收入，也能改善收入分配。社保缴费对居民来说负担很重，拉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且它有一定累退性，会拉大收入差距。“五险”虽有部分是企业缴纳，但实际上仍是员工承担，“五险”缴费率大概是基本工资的40%，负担相当高，而且这对低收入人群影响特别大。

　　此外，服务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较制造业高，所以服务业的发展会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同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新推行的“营改增”税制改革应该会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会增加居民收入占比。

　　突破阻力推进改革

　　《21世纪》：收入分配涉及各方利益，面临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如何突破阻力？

　　李实：我们期待十八大以后新政府在这方面会更有作为。大家都意识到收入分配的根本问题可能是利益集团，如果不冲破利益集团的阻力，收入分配改革就很难推进。解决垄断和利益集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高层领导要有政治决心和长远的发展理念。

　　要打破垄断和利益集团的阻力，主要是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收入分配问题与体制问题密切联系。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不改革，就很难破除大银行垄断局面；如果财政体制不改革，就难以保证更多的财政资源倾向于民生；很多利益集团都与权力有密切联系，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等。所以，只有做出相应的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白重恩：如何处理多方利益关系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难点。存款利率市场化触动了金融机构的利益，企业的分红的使用方式也会涉及各方利益。很多企业的股东不仅是老百姓，还有其他企业或国资委。国企的分红除了部分给了老百姓和其他企业，主要流到国资委，如果国资委又拿去投资，钱还是在企业部门内部循环，起不到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如果用其来支持社保，对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帮助，但这需要国资部门、社保部门、财政部门的协调，有一定难度，决策者要下很大决心才能做到。

　　存款利率市场化、提高分红率、减少垄断都会触及各方利益，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如何突破阻力？我觉得首先大家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于收入分配及经济效率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形成统一认识，改革推动起来就会相对容易。所以要加强全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此外还需要政治家下决心推进改革。

　　《21世纪》：除了以上提到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还需要哪些方面的配合？

　　李实：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全局性的、系统的、复杂的工程，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改革的难度很大。即使没有利益集团阻碍，完成这样一个工程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非常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谨慎、瞻前顾后，这完全是能够理解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方面，还有必要实行政府官员的收入和财产公布制度。虽然现在有申报制度，但往往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有效遏制腐败和灰色收入的作用。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官员的财产和收入公布制度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另外，需要完善税收监管制度。现在个人所得税很大程度上是工薪阶层在交纳，很多富人有各种逃税漏税的空间和机会，实际交税很少。

　　白重恩：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农民工子弟的投入，使农民工子弟和农村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基础教育，这对长期收入分配的改善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改善农民工子弟教育，要突破一些制度上的障碍，如异地高考。如果不开放异地高考，即便允许他们在城市接受基础教育，他们最终还得回到原居住地参加高考，这就影响他们在城市里受教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