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非公”代表观察

　　过去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非公”经济剧烈变革的10年。如果说在十六大之前，非公企业更多以“经济贡献”来显示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存在；那么如今，对社会责任的倡导已经成为非公企业的一种潮流。用陈峰的话讲，就是“历史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正如海南航空[微博]董事长、三届全国党代会代表陈峰所言，用“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负责人”来称呼他们这个群体，要比民营企业家更准确，更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标准语境。

　　尽管对出现在中共十八大上的“非公”代表兴趣浓厚，但舆论对于这个人群的归类和统计仍然边界模糊。

　　比如天津的双街村党委书记、双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春海，一般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而公示材料说其是以“生产和服务业一线工人、农民、基层管理人员和乡村、街道、社区、各级党政机关非领导干部党员”身份当选十八大代表。

　　在各省对当选代表的公示中，并未对“非公”代表作专门分类，而各路媒体通过检索代表简历集成的十八大“非公”代表名单，多则30余人，少则20余人，差异显著却仍有遗漏。

　　比如，成都彩虹电器董事长刘荣富、江西绿环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冬新、新余市蒙山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友生等，在此前媒体为“非公”代表拉出的大名单中就鲜有见到。

　　再如，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虽然曾是国有企业，但大股东一度转为外资，后又变为民营资本。南京新百总经理朱爱华的“非公”身份同样被多家媒体忽略。

　　有媒体干脆将来自国企和非公经济的企业家们，统一冠以“红色企业家”之名。

　　这种模糊境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认识状况，也反映出这个群体的活跃多元。

　　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1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多的“非公”企业家出现在最高层级的代表大会上。

　　“全国党代会更具有决策性质。”十八大代表、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邢诒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更能体现“非公”人士参与重大决策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们是一代特殊的“非公”企业家，不少人带有转轨时代的深刻烙印。如邢诒川本人，曾是海南一个地级市党校的副校长，下海后成为企业家。

　　受惠于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这个群体对执政党的价值观和执政地位抱有深刻的认同感。他们在企业内部建立党支部，在企业管理中引入组织方法，他们向员工宣讲，腐败并非主流。

　　“非公”企业家们因独有的特质，在会上引人瞩目。

　　比如，“非公”代表在表示拥护十八大报告并强烈赞赏其中对“非公”经济给力支持的同时，仍坦率地以“落实不够”来表达诉求。

　　不过终究，“这是很好的时代”。十八大代表、天津天地伟业数码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林如此评价。

　　11月14日，十八大闭幕。而这些近20年间新崛起阶层的代表们迈下人民大会堂台阶之时，每个人都怀着继续生长的渴望。

　　红旗下的一代

　　虽然一些媒体用“闻所未闻”来形容出现在十八大上的“非公”企业负责人，但对于熟悉“两新”党建的党务工作者来说，很多“非公”代表都曾作为榜样和范例被广泛宣传过。

　　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已连任两届全国党代会代表。除了全国非公企业“双强百佳党组织”等专门面向“两新”群体的表彰，红豆集团在2011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党务系统内这几乎是最高级的集体荣誉。作为全国先例，红豆集团还在柬埔寨的分公司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崔荣华的企业，陕西荣华集团，是陕西最早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的。“我原来在国有企业就是党员，深刻感到组织对人的凝聚力。”她对本刊记者说。

　　邢诒川是另一个例子：他曾任文昌市委党校副校长，后到国有企业工作，转制后进入“非公”领域。作为一位前理论界人士，他还向海南团来自生产一线的代表详细解释了“三个代表”等理论。

　　他提到的一个故事是，企业改制后由于上级挂靠单位---省工业厅被撤销，有几年时间没有上级党组织，“我们自己开会、组织学习，企业党组织的活动没有间断”。

　　邢诒川认为党组织在企业的存在具有现实作用：共产党“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和理论体系植入企业文化，从而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外，形成了一个保持企业内部稳定和凝聚力的网络。

　　邢诒川的现代科技集团主要业务是包装产品和房地产，后者受近年的调控政策影响颇深。

　　周海江也持有类似看法：企业党组织可以解决企业“决策不准、人才缺乏、人心不齐、信念动摇、短期行为”等方面的弱点。

　　他对本刊说，这也是红豆集团持续多年来保持二成以上增幅、名列中国民企第44位的重要原因。“面对一些质疑，我们不但不会放弃党建，更要理直气壮地抓党建。”

　　在红豆集团的公开资料中，周海江的头衔是：红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而大多数企业家的头衔中，排序第一的是总裁或董事长，然后是党委书记。

　　一般情况下，这些党建先进企业的负责人都兼任党委书记，从而确保党组织及其活动在企业内部的权威性。

　　“民企的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不会干预企业具体的经营实践。”周海江说。

　　他的父亲曾是村党支部书记，接管了濒临破产的村针织厂，这就是“红豆”的前身。再往前，周海江的祖父在1957年成为合作社里第一名入党的农民。

　　十八大代表、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林，当过大学教师，妻子是党务工作者，家里也有几位长辈是离退休干部。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种家庭背景对自己产生了极大影响。

　　戴林还是天津“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的典型，劳模般的业绩，也是很多“非公”人士当选十八大代表的因素。

　　天地伟业是一家安防产品制造商，企业规模十几亿元。成为十八大代表让戴林有意外和振奋之感，“我想应该选几百亿的公司的负责人，但是我也来了。”

　　陈峰曾是民航总局干部，东方路桥集团董事长丁新民曾是鄂尔多斯市公路工程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长城汽车[微博]董事长魏建军是营级转业干部，山西沁新集团董事长孙宏原当过沁源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与其他更为基层的一些代表相比，许多“非公”代表显得更熟悉党的理论体系和表达话语。

　　“非公”代表如何当选

　　从十八大前各省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看，对代表类别的划分并不统一，“非公”企业家所在的类别也不尽相同。除重庆等少数地方外，他们并不会被专门注释为“非公”。

　　比如天津的候选人初步名单划为5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党员，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领导干部党员，公检法司安及律师党员，教科文卫体界及公益性事业单位党员，生产和服务业一线工人、农民、基层管理人员和乡村、街道、社区、各级党政机关非领导干部党员。

　　共有58人进入初步名单，最终48人当选。戴林所在的“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领导干部党员”5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而大多数初步名单只有两类：党员领导干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非公”企业负责人多属后者。

　　根据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代表比例的要求，一是全面，二是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名额。

　　推荐提名是选举产生代表的基础环节。推荐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按中央分配的代表名额适当扩大比例后分配到各推荐单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按分配名额推荐提名。比如中央分配给重庆的代表名额为41名，全市划分为42个推荐提名单位。

　　另一种是按中央分配的代表名额，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全额推荐提名，即可跨地域、跨行业推荐代表人选。有11个省市区采取了这种方式。

　　根据《通知》，代表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如四川，对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采取全额推荐提名，全省基层党支部(党总支)共推荐人选49028名，“经过反复酝酿、逐级遴选”，最终向省委上报306人，省委从中遴选出36人作为差额考察对象，在比较择优的基础上确定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四川省的初步名单上最终有33名基层代表候选人，其中包括刘荣富和四川科创药业集团董事长何俊明两名“非公”企业家。

　　初步名单经过公示，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建议，对金融机构、企业等方面的代表人选，还须听取行政执法、行业监管等有关部门的意见。随后就是比例为13.4%的差额考察。最后，由省级党代会投票选举产生全国党代会代表。

　　在重庆，原本出现在重庆候选名单中的“非公”人士、力帆集团党委书记谭冲落选；何俊明也从四川代表团落选；在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裁姚欣落选；广东则没有一名“非公”企业家进入初步名单。

　　最终，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代表团都没有“非公”企业家的身影。而东部地区“非公”企业家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数量与西部地区大体相当， 比如浙江有一人，与贵州、辽宁等地一样。而江苏和山东则是“非公”企业家相对较多的代表团。

　　他们并不特立独行

　　“我是来学习党的精神的。”一位“非公”代表、十亿元级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也有人愿意以“探讨”的方式“谈谈看法”。

　　开幕会结束后，开始分组讨论十八大报告。到9日下午，38个代表团中的34个轮流到人民大会堂面对媒体进行公开讨论。

　　一般情况下，每个代表团中率先发言的都是作为团长、副团长的省委书记、省长。在湖南团，三一重工[微博]董事长梁稳根的发言，排在长沙市委书记、湖南老省委书记等之后。

　　梁稳根、周海江等都坐在非领导代表席的第一排，也有一些代表团的座位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50多名中央企业负责人当选十八大代表，并专门组成一个代表团。更多的地方国企负责人当选代表也出席了十八大。

　　天津代表团中，有5位代表公示为“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领导干部党员”，其中戴林一人来自“非公”企业。

　　戴林说：“我觉得该参与的就参与，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党代表，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也会提出自己的诉求，我们也按照规章制度做。”

　　“非公”代表们并不特立独行，邢诒川说，自己和代表团的大多数人都算熟悉，就是对基层代表陌生一点。

　　同样，戴林也认识代表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午饭时，他和天津市领导围坐在一张圆桌上。他不到50岁但两鬓斑白，“书记给我一个方子，要吃黑米、花生，市长帮我写了下来，告诉我，小戴，你要争取以后把头发变黑。”

　　在遍布会场的深色西装中，陈峰的中式服装非常惹眼。公开讨论这天，邢诒川虽然也穿了一套西装，但是颜色红紫，要显眼一些。

　　代表团公开讨论时多会专设记者提问时间。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等概念，前几个向省领导提出的问题多与此有关，另外一些问题集中在民生、经济领域，境外媒体也会提出关于人事变动的问题。

　　在公开提问环节，专门针对“非公”代表的问题不算多。香港《大公报》记者曾向梁稳根提问，三一集团是否会进军海洋工程。他答复说，已经在珠海进行了尝试，并得到地方领导的高度关注。一出会场，梁稳根立刻被媒体竞逐，“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国”，他的强力表达即刻在网络和报刊上传开。

　　大多数参加十八大的地方组织部长都谈到了“两新”党建问题，特别是“非公”企业党建，往往在今后的工作重点中排到第一位。

　　表达引热议

　　10日开始，所有代表团都进入闭门讨论阶段。这天下午，大会主席团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这是整个大会中引人关注的一部分。其后几天里，代表们主要对名单进行酝酿、差额预选⋯⋯到大会第六天下午，代表们会看到正式候选人名单。

　　“大的方面、有把握的，我们敢说实话，比如竞争不平等问题。但是有的问题在一个局部发生，是不是代表社会主流？把握不准我也不会讲。”邢诒川说，共产党有党章、有对党员的要求，“严肃一些，发表的意见相对集中，我认为是应该的。”

　　梁稳根和戴林参加了在梅地亚中心举行的集体采访，主题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转型发展步伐”。

　　和他们一起接受提问的是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周济以及两位国企负责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马兴瑞，国家电网[微博]的刘振亚。他们和梁稳根显然是主角，只有一个问题提给戴林。

　　梁稳根会后还对本刊记者等谈到了不从政、不移民的问题。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的官司备受关注。除此之外，他在会议期间没有接受其他采访，加上公开讨论时10分钟的发言，这位颇受追捧的“非公”代表像以往一样表达有限，但却在媒体上掀起热议，成为十八大代表中受关注度较高者之一。

　　梁稳根在发言中多次提到“自豪”：过去10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10年之一，科学发展观是伟大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为此感到自豪”；另一个“自豪”是中国有伟大而光明的前景。

　　作为“微观成就”，他列举了10年来三一集团的增长情况。然后有大约4分钟，他都在解释三一集团是健康发展的。

　　“这次一些代表都问我怎么样，有困难吗。”对此他解释说，外界质疑是“国内国际别有用心的策划”。

　　梁稳根最后感谢各级领导对三一集团的支持，“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个党代表由衷地感到自豪！”

　　一般情况下，代表对大会报告的讨论发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对报告意义和内容的理解。第二是过去5年、10年来本地区、本单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所取得的成绩。

　　第三是针对报告提出的建议，相比之下，基层代表和“非公”代表的建议内容更多，而“非公”代表的发言更为直白。

　　崔荣华在发言前先站起来深鞠一躬：“我感恩改革开放的时代，感恩党的培养，感恩所有人的支持。”

　　发言这天她穿了黑色西服套装，不像大会开幕当天的白色上衣那样打眼。

　　荣华集团是一家以房地产为主的地方企业，规模不算巨大，但近年拿到了一些政府代建项目。崔荣华身兼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临行前省工商联专门为她开了一个座谈会，寄予厚重期待。

　　“支持民营企业既要有政策精神，也要有更加细化、明确的政策措施。”她举例说，对于民营资本投资，既要有开放的投资领域，还要有明确的参与投资的渠道。

　　在建议部分，她的发言相当直接。“我来之前，大家还谈到，希望推进依法治国。”崔荣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周海江则表示有三个期待：通过十八大产生一个“好班子”；有一个更加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加强民主、保障民生的好政策；党能够建成一个与时俱进的“好政党”。

　　“无论政党建设、推进党内民主还是加强纯洁性建设，我们都期望这次会议有更好的举措，这不仅仅是党代表，也是所有党员对这次党代会乃至未来的共同期望。”周海江说。

　　邢诒川在发言中说，希望落实公平的经济环境。

　　自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在中国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和确认。正如“非公”人士所期望的，十八大报告中不仅再次对此加以阐述，还指向具体经济运行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过去是原则，这次针对具体问题。”戴林说。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报告和党章修订等内容曾向代表征求意见。“我提的关于公平环境这些都写进报告了，感到心满意足。”他说，讨论发言时自己并未提出新建议。

　　相比之下，陈峰的发言建议色彩较淡。

　　邢诒川说，这样的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既可以直观理解党的精神、方针，从而考虑企业的发展方向，也可以和高层领导直接沟通。

　　“红色企业家”如何可持续

　　邢诒川说，对于自己企业内的党组织，女婿和一些高管也有过不同意见。“女婿是‘海归’，在一个企业年薪100多万元。”

　　通过他的“教育”，这些年女婿也开始参加统战部、工商联组织的“非公”企业活动。

　　绝大多数“红色非公企业”都在管理层保持了很高比例的党员，有的达到80%以上。戴林的企业招聘大学生比较多，员工中党员比例也很高。受家庭影响，他的儿子在大学一年级就入了党。

　　“非公”代表们对自己企业的高管今后仍然保持“先进的方向”充满信心。也有代表认为，这些年轻的高管们能否持续怀抱理想信念和对执政党的高度认同，还需要不断关注并强化。

　　自中共十六大起，用了10年时间，“非公”企业家已成为全国党代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

　　过去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非公”经济剧烈变革的10年。如果说在十六大之前，非公企业更多以“经济贡献”来显示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存在；那么如今，对社会责任的倡导已经成为非公企业的一种潮流。用陈峰的话讲，就是“历史的责任”。

　　在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之上，“非公”企业家是否应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热烈，而他们自己也在思索、在期待。

　　十八大报告对非公经济的阐述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