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变成了“国家的人”。他们需要在奥运赛场上展现国家形象，体现国家精神，甚至需要去“激励一代人”，这些难以承受之重，夹杂着那些“挟国家之名”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让原本单纯的竞赛变得复杂且沉重

　　刘俏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又是四年一度奥运时。鲜花、奖牌、欢笑、眼泪点缀着这个季节。人们的注意力暂时从欧债危机、经济衰退、叙利亚局势和南海问题转向伦敦。奥运盛会，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社会事件，被背景立场迥异的群体(运动员、观众、政府、商业团体、媒体等)以不同的方式消费着。消费主义时代的这一盛景，大概是现代奥运的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运荣耀被赋予了一种特殊地位， 与国际地位、民族自豪感等联系在一起。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尝试着用经济变量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奥运荣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Andrew Bernard 和Meghan Busse于2004年在著名的《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Bernard和Busse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届奥运会各参与国所获奖牌数与一系列经济变量的关系。他们发现人均收入在诸多变量中最具解释能力。奥运荣耀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一结果显然与人们的直观理解非常吻合。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花费在体育上，实现“更快、更高、更强”。

　　我们国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点数分别为28和32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挟东道主之利，更是高居第一，获得51枚金牌。在人均收入仍居全球中下游之时，我们在奥运会奖牌数上已经实现飞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奥运大国。再做一个跨省比较，辽宁传统上就是中国的一个奥运大省，为我们国家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但辽宁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并非位居前列。有鉴于此，国内有学者修正Bernard和Busse的模型，加入政府的人均体育开支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在我们国家，省际的政府人均体育投资能够解释该省在奥运会上的成功，而省际人均收入毫无解释能力。奥运荣耀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反而与政府对体育的投资更为密切相关。这一实证发现为奥运举国体制提供了支持证据。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获取奥运荣耀的方式——自下而上的以个人和市场为主的方式和自上向下的举国体制。在举国体制下，政府主导竞技体育的发展，集中调度有限资源，把它们配置在少数有可能带来奥运荣耀的项目和运动员上，实现他们在竞争能力上的超越。正因此，在我国政府人均体育投资只有5元的情况下(2005年的官方数据)，我们实现了无比辉煌的奥运成就。

　　这两种方式的优劣比较，显然是见仁见智。如果仅仅是以成败论英雄，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话，举国体制显示出极大的竞争优势。但是金牌数量的超越是否必然反映奥运精神的弘扬呢？举国体制下，少数人集中使用了有限的体育资源，更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变成了置身事外的看客，这与“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是否一定协调呢？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变成了“国家的人”。他们需要在奥运赛场上展现国家形象，体现国家精神，甚至需要去“激励一代人”，这些难以承受之重，夹杂着那些“挟国家之名”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让原本单纯的竞赛变得复杂且沉重。

　　2012伦敦奥运会各个场馆的背景音乐用的是英国在1981年拍摄的奥运电影《烈火战车》的主题音乐。电影取材于真实故事，其中一个主人公Eric Liddel出身于一个传教士家庭，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最有可能获得1924年巴黎奥运会百米赛跑金牌的选手。可当他发现百米预赛被安排在周日上午进行，与例行礼拜冲突时，他果断选择放弃。为此，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英国奥运代表团团长，也是后来的英国国王亲自说服他，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他的回答是：“每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赛跑，我赛跑的动力来自我的内心，上帝不希望我背叛自己的内心。”他最终放弃了百米比赛。在后来获得四百米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后，他追寻父母的足迹，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办学、传教。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李爱锐。李爱锐后来一直在中国办学，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他们的内心，寻找赛跑的快乐。他于1945年死于日本在华的集中营。

　　在各种利益纠缠使得奥运赛场不再单纯之际，在“假球”、“假跑”、“消极比赛”、“有意或无意错判”甚嚣尘上之时，我常常想起李爱锐在海边练跑的场景，想起他跑步时脸上洋溢的干净的微笑，想起他常说的“我喜欢赛跑，我只是想完成一次单纯的比赛”，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