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毕马威中国税务主管合伙人何坤明

　　文/《中国外汇》记者 刘丽娟

　　过去的30年里，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世界工厂”的名片与跨国公司休戚相关。随着“廉价中国”时代的终结，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为了更好地了解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的关系的演化，毕马威中国深入到十几家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级管理人员中进行调研，最近发布了其调研报告《跨国公司——未来的“中国之路”》。带着对同样问题的思考，《中国外汇》采访了毕马威中国税务主管合伙人何坤明。

　　C=《中国外汇》  H=何坤明

　　C：毕马威中国发布的报告凝聚了十几家跨国公司高管对中国市场的分析，涉及不同的行业，规模有大有小。综合来讲，您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总体情况如何判断？

　　H：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全球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今后几年们仍将会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很多跨国公司都看到了中国具有的巨大竞争优势：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从长远看，跨国公司以中国市场为目标，在中国全面建立和发展业务，无限的商机。跨国公司之所以仍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市场规模大是重要原因，变革的速度也是关键因素，新兴市场几乎崛起于一夜之间。

　　过去20年里，中国和跨国公司都从大幅增长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中获益：据联合国(微博)贸易和发展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4% 上升到如今的14% ，而跨国公司的总份额则达到了惊人的25% ，其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更是增加到32万亿美元。然而，大家也一致认为，未来5年将比过去10年更加艰难。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出现一些调整。一方面，中国正在全面反思其对外商的开放政策，如是否要引入新的许可制度或技术转让新条例；另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也不再将中国视为它们唯一的增长来源地，它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尽管其规模较小，但却显现出同样旺盛的经济活力。一些跨国公司也在担忧它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因此，“中国 +1 (往往更多)” 战略或 “邻近采购”成为跨国公司普遍谈论的话题，即跨国公司正在寻求更接近本国市场、交货周期更短的制造地以降低成本。例如，北非备受青睐，因为它邻近欧洲、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且大多数国家与欧洲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C：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吸引着全球顶尖的跨国公司落户，留下在中国市场拓展的足迹。然而，中国市场的竞争也愈益激烈。为适应这种变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哪些新的趋势与变化？

　　H：与10年前不同的是，现如今跨国公司在加速扩张步伐，而不是简单的进入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范围、投资模式趋于更加复杂。

　　首先，跨国公司的投资将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此前，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领域，中国因此也成为跨国公司的“世界工厂”。但是现在，不少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人力资源中心等提供共享服务的部门搬到了中国。中国商务部有望明年出台一个行业规划，包括面对世界其他主要共享服务中心，如印度和菲律宾，中国将如何自我定位。这将有可能吸引跨国公司将更多的后台业务迁往中国。

　　其次，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开拓向三四线城市转移。跨国公司开始把中国一个省份的重要性提高到与新兴经济体相同的高度。毕竟，中国的内陆省份在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口基数上，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或拉丁美洲等其他新兴地区相当。所以，在外国人眼里，我们所谓的三四线城市可能相当于一些规模较小的欧洲国家。

　　再次，跨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均再次表示出对建立合资公司的巨大愿望。这也是我们在报告中特别强调的一个正面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跨国公司希望在本土企业的帮助下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希望寻求帮助进行海外扩张，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经济局势。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与地方企业合作比收购或有机增长更有助于拓展市场；从本土企业的角度来看，合资企业不仅是现金池，更是其获得战略优势的源泉。由合资到独资再到合资的变化趋势，体现的是跨国公司投资从最初的政策主导到现在市场主导的变化趋势。

　　最后，跨国公司也将参与国内的整合与并购。小型跨国公司受实力所限，无法承受开拓新兴市场的前期成本，只能固守沿海城市的已有市场，或难以为继。咨询行业初露端倪，员工只有30人至50人的小公司举步维艰，它们迫于压力已经开始处置资产或退出中国。

　　C：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策略虽然已是市场主导，但政策调整的指导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的背景下，哪些公司在加大对华投资，哪些公司在逐渐退出中国？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跨国公司如何结合自身情况，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

　　H：从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更加注重质量，而不是此前的数量，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现在，政府比较鼓励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跨国公司投资开始从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转移。这是跨国公司对政府规划的回应，也恰恰与中国“走向价值链上端”的方针相吻合。而一些传统的低成本、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加工行业在投资力度方面会减小，跨国公司会把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加工工序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比如越南或一些东欧国家。

　　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在服务业的投资大多局限于物流和金融行业。如果中国放开更多服务类行业，允许外资参与，跨国公司必将积极响应。我们也看到，新一代企业高管精英正活跃在中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恢复平衡增长并强调本土消费，创新发展和清洁能源、高科技与服务行业等将会越来越成为市场重点关注的领域。在此次调研中，物流运输的联邦快递、马士基航运，消费领域的捷成洋行、乐购，从事专业咨询服务的仲量联行、美迈斯律师事务所，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微软(微博)、甲骨文(微博)，都在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与投资。

　　中国政府鼓励在三个关键领域做出重大投资——共享服务与外包、支付和云计算。“十二五”规划同样鼓励此类创新，以促进中国虚拟化技术的发展。这为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尤其是那些瞄准不断增长和高度复杂的中国高科技消费市场的企业。中国政府已确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5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将惠及众多消费者及跨国公司。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如微软和惠普(微博)，正在中国建立世界级的云计算中心。

　　C：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我国正在逐步告别“廉价时代”。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存在哪些机遇，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H：许多跨国公司发现，在华的经营环境日益艰难。它们普遍有一个看法：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廉价的产品制造和服务外包的国家了。调研中几乎所有受访的跨国公司都认为，在中国营商环境不断转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是最大的问题。消费品行业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严峻，因为中国以往劳工成本低廉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成本优势，但随着中国人口老化，这种成本结构出现了彻底变化。少一些中国制造，多一些中国销售，将为跨国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随着“廉价中国”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中国”，跨国公司逐渐将中国视为消费市场，而不只是一个采购基地。中国城市收入统计数据显示，按人均年收入5000美元计算 (以美元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人数规模为2.75亿人，以10000美元为标准，则降至只有1亿人。能向数以亿计消费者出售汽车或房屋装修商品，令不少商业机构垂涎不止。

　　问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曾遇到重重障碍，以中产阶级为销售对象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举例来说，消费模式可能在一夜间完全改变，并产生新的市场。因此，企业需要在新的业务领域灵活投资，或迅速应对市场变化。市场突然出现变化的最大问题是，你无法从最初的统计数据分辨出成功与否。捷成洋行集团董事总经理海宁在调研中认为，应对这种多变市场的代价，就是承担过度投资的风险。并且，通胀压力持续升高和经济增长放缓都可能引致中产阶级的衰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遭遇雪崩，造成无数中产阶级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瞄准中产阶层市场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应对通货膨胀及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至关重要。

　　C：从公司经营的微观层面看，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应如何应对？

　　H：首先，跨国公司向中国三四线城市进军时，面临着地区差异带来的困扰。跨国公司很自然地会注意到，广东和河南的市场差异，就如同法国和德国市场，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和俄亥俄州市场之间的差异。它们在中国投资发展的策略要根据投资区域的改变而有所调整，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进行增加适应性的调整。如今，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普遍采用多层次的经营策略，以适应沿海和内地、不同等级城市及南部珠江三角洲、中部长江三角洲和北部环渤海地区的地域特点。

　　此外，中国消费市场已经不再向跨国公司一边倒了，跨国公司也面临越来越强的内资企业的竞争。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增强，内资企业提供的的产品、服务水平在不断提升，它们也进行自己的研发，也借鉴外国的经验来改进管理模式，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热衷于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却在谈判桌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除非拥有奔驰或通用汽车这样吸引力强大的品牌，否则，它们很难说服本土企业与之合作。

　　最后，从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处于高端的现代服务业，跨国公司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保持本地高端人才的持续供给。在制造领域，跨国公司看重的是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但是，当跨国公司转向现代服务业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就不断提高。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不但有硬性专业知识的要求，在文化素养、语言能力、社交礼仪以及经验技能等方面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当高端人才的需求量很大时，只能走本地化培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