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三的养老院生活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未来十年中国老龄化已成定势。

　　北京在2010年推出“9064”养老计划。即指90%的老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养老、6%的老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养老、4%的老人机构养老。

　　上海在十一五期间推出“9073”养老计划——90%的老人为家庭养老，7%的老人从社区接受养老服务，3%的老人为机构养老。现在上海准备在“十二五”末，将“3%”上升为4%。

　　广东则准备在2015年启动“9073”计划。

　　中国三大直辖市的养老规划，基本上可以代表地方政府养老模式的未来。“居家养老”既是政府力推的模式，也是传统中国观念的延续。对于即将承担未来养老重负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的“独一代”们来说，难题正在显现。

　　但我们现在关注和聚集的，则是这一计划中最为少数的百分之三。谁可以进入养老院，如何进入养老院，养老院面临哪些难题？那些在数据中占百分之三的人们，是如何度过他们的晚年？

　　最少的人群，或者正可以为最大人群的养老提供参考借鉴。

　　广州：挤不进去的养老院

　　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却未必想出来。广州有120万需要养老的人，但包括公立、私营的170家养老院仅有两万多床位。除去部分居家养老的老人外，还有近百万人被挡在了养老院门外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广东报道

　　2012年7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一场“延迟退休年龄”的大讨论引起了全民关注，有分析认为，延迟退休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已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时代，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8亿，每年还在以500万至800万的数量不断增加。

　　家家都有老，人人都会老，我们老了怎么办？选择养老院渐成趋势，这既是一种理念变化，更是一种现实选择。面对日益急增的老年人口，养老院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排队入院、高昂费用成了老人们艰难的等待——但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居家难养老

　　传统中国老人喜欢在家养老，去老人院会被人认为是被儿女遗弃。

　　但个性独立、思想前卫的范颖(化名)却不这样想，在退休之前范颖一直在广交会工作，她很早就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2003年，范颖悄悄开始考察适合自己的养老院。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在越秀公园里散步，和几个老人聊起了广州老人院。听大家一介绍，觉得不错，后来她又亲自跑去实地考察了几次，最后决定选择广州市老人院。

　　“老人院都是同龄人，没有代沟还有共同语言，这个大家庭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能找到一个安乐窝，会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好。”为了争取到进入养老院的名额，范颖甚至展现了她的绝招——能歌善舞。这一优势使得她一年后被特批入院，范颖现在成了广州老人院舞蹈队的队长。

　　选择老人院的原因，范颖说，“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开了几十年，机器零件都有磨损。你总要生病，生病的老人对孩子们是一种拖累，还不如在老人院由专业人士照看。”

　　想儿孙们的时候，范颖会自己在老人院门外乘坐公共汽车回到市区。“现在腿脚还灵便，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就回到市区的家了。”范颖说。

　　“政府提倡家庭为主，社区辅助，政府办的养老机构作为示范点，中国人还是多数愿意在家养老。”广州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居家养老模式越来越难适应时代的需求了。“中国的老人占全世界老人的四分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将占三分之一，养老问题是政府亟须解决的难题。”洪佩贤说，“养儿防老的观念对于现在成年的独生子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四个甚至六个老人的赡养任务将令他们不堪重负。”

　　进入养老院，既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老龄社会的猝然来临，则使这种选择成为了一种竞争。

　　高伯三迁“养老院”

　　在进入广州老人院之前，79岁的高志奇一直在为自己寻觅养老之处。

　　1993年，高志奇从广州海珠区信访局退休。最初的退休生活跟身边的老朋友们大多相似，一日三餐，照顾儿孙成了他们夫妇俩生活的全部内容。

　　但三年后，因为老伴身体渐差，平淡的日子变得煎熬起来。“不仅没法照顾儿孙，反而成了家庭负担。”高志奇逐渐萌发了寻找养老院安度晚年的想法。1998年，他和老伴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养老院。

　　最开始，高志奇选了番禺区大石镇的一家民营敬老院。这里环境很差，服务也不是很好。但是为回家方便，也为了孩子们可以经常过来看望，高志奇还是和老伴在这里坚持住了两年。

　　2000年，再也忍受不了这里的服务，高志奇重新找到了海珠区的一家敬老院，这里位于广州大道南，离家也不算远。但是前一家养老院所吃的苦头，让高志奇有了经验，他发现这里的敬老院多数是单体楼，整个敬老院的活动空间就在一栋楼房里。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憋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对身体更是一种伤害。

　　这令高志奇感到十分失望。

　　一年之后，单位以前的同事向高志奇推荐了广州市老人院。2001年6月，高志奇夫妇进行了实地考察。空旷、绿树成荫的老人院，让两位老人第一次来就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找的地方，于是很快就报名排队等待入院。在等待了一年之后，老两口最终搬进了广州市老人院，安了家。

　　高志奇夫妇的“家”，是在颐养园的一栋三层的小别墅里，他们夫妇俩住在二楼，整个“家”只有二十个平方，但看起来却很整齐。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小厕所，厅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两张床之间有一张茶几，是高伯喝茶读报的地方。

　　在他家的小阳台里，高志奇种满了菊花、水仙等花草，窗台上还养着两只鹦鹉，不时向人打招呼“你好”，“恭喜发财”，两只鹦鹉分别叫老咯和小咯，小咯还不太会说话，是接老咯班的。因为老咯十岁了，鹦鹉的寿命一般就是十岁左右。

　　前年是高志奇夫妇的金婚纪念日，儿孙们一起来到老人院，租用了院里的一个大厅，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家庭聚会，在儿女们的“怂恿”下，高志奇夫妇拍了一组婚纱照片，选了最酷的一张放大后挂到卧室的墙壁上。孩子们还精选了12张给他们做了一本台历。

　　高伯在处级干部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现在每个月有接近四千元的退休金，老伴也有两千多。两人交纳老人院的费用2700元之后，还剩余不少，“足够开销”。他们有两儿一女，现在都还在市区工作。

　　“每逢重要节日，儿孙们都会一起来看我们。”高志奇说，“下个月就是80岁生日，儿孙们又要过来，到时一个屋子都挤得满满的。”

　　居家养老无门，老人院成了许多老人养老的新选择。但让很多老人无奈的是，如今老人院的“门票”已经“一票难求”了。不少老人都有类似高志奇的经历，为了寻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吃尽苦头。

　　这是一座新的养老“围城”，城外的人拼命想挤进去，城里的人却未必想挤出来。

　　“1200个床位全部住满了，现在只能是去世一个老人才进一个了，每年通常只有100来个。” 广州市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小康》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了解到，广州市现有的公立和民营老人院一共170多家，包括民营老人院在内只有2万多床位。对于广州120万老人来说，目前的养老院床位几乎就是杯水车薪，除去部分居家养老的老人外，还有近100万被挡在老人院之外，“求院无门”。

　　养老院长的“心结”

　　洪佩贤已经在广州老人院工作超过30年。

　　1980年7月1日，她从海南来到了养老院工作。当时这里只有八栋破烂瓦房，200个老人，全院一个卫生间都没有。

　　洪佩贤通过开办福利餐厅、与日本商人合办了吉泽皮革厂、与港商合办耆福集装箱运输公司、与省石油公司合办加油站，筹集到了部分资金，同时成功地争取到市财政和各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和社会贤达相助，逐步改善了老人院的环境。现在的广州老人院，有13家设有轮椅通道、遮复式走廊、扶手和有生活、卫生设施的别墅式养老楼；有宽敞明亮的老人食堂；有多功能老人康乐大楼；有医疗楼、康复楼、益寿公园等。这里鸟鸣树幽，环境宜人，已经从一个救济型、封闭型，单纯供养型的老人院转变成了开放型、福利型、供养康复型的新型老人院。

　　“现在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区孤寡老人，‘三无’老人，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无法定供养人，靠政府救济的，首选这部分老人，政府现在收一个就一个月给900块，剩下就是家庭托养的，床位500～1000一个人，服务费按服务难度分成两个等级。”洪佩贤说，广州市老人院是公立养老院，政府对需要救济的老人有责任，所以政府的投入会比较大，所以即使是家庭托养收费也算是比较低。

　　据调查，目前广州市的民营老人院只有70多家，大多数只收生活能自理的自费养老老人。因为政府投入少，民营老人院要自负盈亏，自力更生。

　　在一些民营老人院，老人一进去就收5～10万高额的赞助费，每月的养老费也从一两千到五六千不等。“他们赚了很多的钱。”洪佩贤解释说，某些民营养老院收的赞助费，老人去世这些钱就归他们了，这样蛋糕越做越大。

　　缺少政府的扶持，又负担着越来越重的养老重任，大部分民营养老院是在夹缝中生存，难与公立老人院形成互补。曾任两届广州市政协委员的洪佩贤在广州市两会期间多次提出养老提案，都没引起重视。面对如何解决老人院供需矛盾的问题，洪佩贤认为，政府应该多支持公立老人院的建设，公立老人院要再发展，民营老人院也要鼓励。“鼓励民营办多一点，政府压力少一点，两条腿走路来解决巨大的供需矛盾。”

　　广州市今年首度提高对民办养老院的财政补助额度，对非营利性的养老院，补助标准幅度分别增加了2倍和1.5倍。在广州市“十二五”规划中，老人院床位将发展到五万多张，在2015年将实现每1000人40个床位的目标。并开始引进三类新型养老模式：度假型养老院、贵族式养老院以及居家和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院。

　　这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也让许多养老无门的老人看到了希望。

　　巨大的市场潜力，本该是民办养老机构蓬勃发展的良机。但一个个待解的结，却束缚着它们前行。诸多民办养老院，进亦难退亦难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实习记者 傅旦妮

　　2012年夏天，王岩由衷觉得欢喜。

　　这个北京嘉德老年公寓的院长，脸上掩不住笑。

　　“用电的优惠政策办下来了。每个月能省1万块左右。”王岩接着算，“按1万元/月，倘若6年便是72万。再根据居民用电0.48元/度的标准，72万可以买150万度电！”

　　只是，王岩的笑，迟了近10年。

　　2005年，民政部出台《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意见中提及，社会办福利机构将享受用水、用电、电信业务的优惠政策。其中，用电按照居民用电收费标准收取。

　　但政策与现实却成了巨大矛盾体。

　　据北京市政协社法委调研报告显示，尽管此前各个层面出台了包括税收、水电、燃气等多个面向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因涉及多部门利益，除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得比较好以外，水、电、燃气等方面未能落实。

　　如嘉德老年公寓，之前电费一直按非居民用电价格缴纳，去年就交了40多万元。

　　今年2月初，北京市发改委发布通知，4月1日，市社会福利机构将享受和居民相同优惠的水电气价格。

　　如今，面对本该早已享受的优惠，王岩说：“一点阳光照到身上，也觉得温暖。”

　　“绿地”之谜

　　但同为民办养老院当家人的北京隆华敬老院院长杜洛伊，在北京7月热辣辣的阳光下，却略感寒凉。

　　隆华的电价仍没有降下来。

　　“我们旁边的果园属于企业。而我们两家是一个电压器。”杜洛伊说，没有人愿意给隆华开一个“福利机构”的证明。

　　最普通的水、电问题，已经让资金拮据的杜洛伊，预感到“恶性循环”的可能。

　　有一次，收住的一位老人突然头晕。中医出身的杜洛伊拿了血压计往老人住处跑。一量，高压40，低压25。杜洛伊紧急处理。老人终于缓过来。这样的事情之后又发生了一次，都是冬天。

　　“因为隆华在昌平山区，一到冬天就特别冷，老人容易出心脑血管问题。但暖气贵，生了又停不下。”杜洛伊担心老人身体，于是想了个办法：每年11月到下一年4月中旬，隆华敬老院休业不收人。“老人们冬季回去雇保姆照顾或住到别家养老院。但有些春季就没再回来，流失了不少人。” 杜洛伊说，但有的老人还会打电话来说，“杜老师，盖了楼、装有暖气没有？盖了，我还回去。”

　　老人们喜欢隆华，或许在于，天气好时他们可以在小院浇花浇树，或是去菜地松土施肥。空气中，荡漾着一股生命的味道。

　　“隆华收的钱也少，连吃住带保健980元/人，而且吃的菜和水果都是自己种的绿色食品。” 杜洛伊说。

　　但隆华毕竟要生存。而从最初，钱就是困扰隆华的所在。

　　1973年，年轻中医杜洛伊从外地回京，开始帮朋友照顾孤寡老人，“5个老人，我平时上班，也就每个星期天跑一家。”而自从发生有老人在家晕倒三天无人知晓的事情后，杜洛伊琢磨找个地方把几个老人集中安顿。直到1987年，杜洛伊陆陆续续又照顾了几位老人，于是萌生“开养老院”的想法。她和老师朋友凑了39万元，经过几年选址考察，1996年终于在昌平兴寿乡桃林一个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敲定了隆华敬老院的位置。

　　但十几年来，隆华一直是负债状态。“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全部投在里面。几个朋友都是自己的退休费往里捐，还有几个是背着自己的丈夫捐钱。我们院长、副院长十几年没拿过工资。第一期的钱现在都没有还清。”之前，杜洛伊城里一处房子拆迁给了30万拆迁款，杜洛伊用它给老人房间装了独立卫生间。

　　一年半前，杜洛伊又打起了自己房子的主意——她卖掉城里一套房，200多万，准备给隆华盖楼。

　　但自己的房子卖了，隆华的房子却没建起来——这个办了十几年的养老院，其所在地忽然成了规划中的绿地。

　　此后，杜洛伊辗转多个机构跑手续。“一年半，跑了63趟。这个绿地还是没有改过来，还在协商。”杜洛伊偶尔会想起隆华初建时，同样的辗转。“我从中医药大学骑自行车到德胜门，从德胜门坐345路到昌平。每次带一个馒头、一点咸菜和水。盖完一个章在人家楼后阴凉的地方坐着，等下午另一个单位上班再去办。”

　　但十几年的光阴流转，杜洛伊已是69岁老人。

　　从1997年起，每年春节杜洛伊都会留在只有她一个人的养老院。“整个大山都是黑的，我拿着手电筒巡逻。我们这儿没什么可偷的，但是被破坏了，也让人受不了。”

　　杜洛伊说，如果修个保险些的围墙要几百万，“我们没有这个钱。”

　　作为中医专家的杜洛伊之前常被人请去出诊，“补贴隆华开销”。但如今，她但凡有空，都会为绿地这个事情奔走。“领导干部是不是可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给养老机构开点绿灯？” 杜洛伊每到一处，都会这样说。“我的初衷就是照顾一些孤寡老人，没想赚钱，要赚钱，我早就到美国外甥女那儿开诊所了。” 杜洛伊有时想不通，一些保龄泳池齐全如五星级宾馆、会员费十几万的养老院，“是给平民百姓养老？还是只供有钱人玩儿？”

　　搬迁之争

　　杜洛伊并非是第一次被土地问题困扰。

　　2001年，刚刚起步的隆华就因土地问题惹上官司，一打几年。“我们土地报批时一次不能超过10亩，于是分两次报，但之后却说前后两次报批的地没有连在一起，‘中间地带’也就是老人2号院、3号院，因此要被拆掉。”杜洛伊没钱请律师，她找到规划时的总设计图据理力争。

　　“不了了之”的结果是，2号院、3号院如今仍在。但很多问题却未解。这也成了隆华和所在乡镇暗藏的矛盾隐患——而这，又为杜洛伊冬夜巡逻提供了某种注解。

　　相比杜洛伊面对的土地问题，2005年成立的嘉德老年公寓搬迁之波，当年曾引起多家媒体关注。2005年，王岩夫妻在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投资创办了嘉德老年公寓。投资最初计划300万，后来追加到800万。夫妻俩不仅将当时经营的酒楼、服装店全部转手，还将木樨地一套3居室卖掉。

　　2007年，半壁店村以“欠款违约”为由，试图中止与嘉德的租地合同，这个与村委会签署的合同有效期本是20年。按照当年媒体报道，“停电、停水、砸玻璃，不明身份人的骚扰，不时威胁着这家民办养老院。”

　　2005年初建时，嘉德的东侧还是大片的厂房仓库，2007年时已拆成一片空地。距老年公寓较远的西侧，一片仿古建筑那时已经竣工，该处土地租金也涨了四五倍。因此当年有声音称，是地价的上涨使得有人不愿履行2005年签订的养老院租地20年合同。

　　最终，嘉德迁到了高碑店西店村两座铁路桥交汇处。嘉德专职医生郭俊指着远处仿古建筑云集的商业地带对记者说：“那边在建的很高的大楼，嘉德原址就在那里。”

　　寸土寸金的北京，养老院规划往往要让位于具有商业价值的开发。嘉德遭遇的土地问题，或许也是别家民办养老机构明天所要面临的。租赁土地必然和当地政府产生联系，合同如何规定、如何履行——嘉德，只是先行了一步。

　　腾退土地、重新选址，也让嘉德不得不面对很多“后续问题”。比如卫生许可证就需要重新申办。王岩告诉记者，嘉德搬迁后虽然门牌号没变，但食堂挪过来，按规定需另办卫生许可证，但一直没有办下来。无奈之下，王岩每次跑手续，都和对方强调，“食堂不能停，也不会停。停了200多个老人没饭可吃。”

　　和杜洛伊一样，跑手续，成了王岩必修但却未果的“功课”。

　　医保之困

　　但与杜洛伊不同，王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心血管专家郭俊自前年从所在医院退休加入嘉德后，王岩心里踏实不少。

　　“原来我睡不好，提心吊胆，就怕手机响，怕院里老人出事。我不懂医，有突发事件，只能打120，打家属电话。现在郭大夫每天查房掌握老人身体情况，呼吸重了、节奏慢了，她都能察觉及时治疗。有状况，我们不用干等120，可以先做院前抢救，为老人争取时间。”王岩说。

　　北京公立养老院由于没有经营压力，很多不接收不能自理老人。这些老人大多流离到民办养老机构。对于后者，面对生存压力只能冒高难度护理风险。

　　“一个老人就是一个病人，多种疾病的病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痴呆……”郭俊说。嘉德有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三十几个，人手不够时，郭俊和王岩也要加入护工队伍，给老人喂饭。

　　喂饭之外，养老院还要保证老人准时吃药。护士每天早中晚送药，一定看着老人吃下去。“不然，难保会有吃重、吃错的。”郭俊说。

　　当然，也有坚决不吃药的。

　　郭俊记得，有个老人喜好藏东西，凡他看到的都要藏，藏到自己找不到。郭俊给他开治疗老年性精神病的药。老人趁人不备，把药夹在无名指、小拇指间，告诉大家“吃了”。郭俊于是就让护工把药弄碎放在粥里看老人喝下去。

　　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显示，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00多家如嘉德老年公寓一样内设医务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办机构，而能与北京市医保联网结算的只有32家，嘉德作为32家之一，算是民办养老院中的“幸运儿”。

　　“北京民营养老机构发展不起来，和医保定点单位落实不好也有关联。”王岩说。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一直在申请建立正规挂牌的医务室，并为老人开通医保结算服务，但就是批不下来。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到卫生、人力社保等部门，作为养老机构主管单位的民政局虽努力协调，仍收效甚微。

　　嘉德的医务室共有2名大夫、4名护士、30名护理人员，还有1人专门负责医保事宜。“以前是家属到医院描述老人症状帮其开药，拿来一堆药，很浪费。有了医保定点后，我会根据老人实际状况开药，也许就是五六片药，既节省又对症。”在郭俊看来，嘉德有了医务室老人确实受益。”但是医疗室基础设施投入、医疗仪器购买、药品储备、医护人员工资……除此外嘉德还计划设立一个老年心理咨询室，这些资金的投入，对于院长王岩而言，压力更大了。

　　痛并快乐

　　重“压”之下，让王岩感觉“越干越怕”。

　　养老院如何活下去，是王岩最先考虑的问题。2009年，北京出台《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今后，北京市普通型和护养型养老机构将可获得补贴，政府将按照每张床位8000元～16000元的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实际上，能够符合条件、拿到补贴的养老院屈指可数。

　　“很多政策层面的东西，不是民政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市政府层面统一协调。” 长期投身养老服务事业的刘红尘如是说。

　　刘红尘有着多重身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联盟主席，他还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北京翠湖老年庄园的副院长。

　　“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很多停留在文件上，看得见摸不着。”刘红尘以“床位补贴”举例，“床位补贴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首先养老院所在土地不能是租赁，而目前民办养老院大多数为租赁场所经营，光这一条就卡住很多人。”

　　“越干越怕”的王岩，怕的，还有老人的护理风险。“老人一旦出现意外，责任几乎全部由我们扛。”

　　王岩说，民办养老院的当家人常有业内聚会。有一次，另外一位院长接到电话后，蹭地从饭桌边蹿起，“院里出事了。”一位半失能老人，喂着喂着饭，突然不行了。之后是官司、诉讼、赔偿。

　　据官方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老龄、卧床，包括生活半自理，以及不能自理以上的老人，借助性以上的老人达3300万；养老护理从业者，包括医院的护工，仅276万左右；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2万多，不到3万。刘红尘说：“这两边数据差距太大，养老护理培训是当务之急。”

　　这些年，媒体曝光不少民营养老院出现的护理事故，事故中的护理员大部分不仅缺乏专业医护知识，甚至缺乏专业的护理素养。”

　　护理风险，常让养老院管理者感觉“刀悬在头顶”。“这是全国民营养老机构共通的问题。”刘红尘担任主席的寸草心志愿者联盟，不仅培训敬老志愿者，也开设护理员、院长培训班。在护理员培训班上，专业的护理知识培训是一方面；如何与老人沟通交流，也是重要教学内容。

　　“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躺在这里，你该怎样和我说话？”刘红尘拷问记者。

　　“靠近老人，弯下腰，轻轻唤他。”——记者答。

　　“你必须蹲下，而不是弯下腰。弯腰，老人会非常不舒服。他会觉得自己弱势，而你强势，因为他躺着你站着，他会自卑，认为还是年轻人好，他会产生很多联想。而你蹲下后，眼睛要与他的眼睛成15度角，这样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见你。另外，最好握着他的一只手，不要摸他，那是过于亲昵的举动，他会感觉变扭，毕竟你和他还是陌生人，你过于亲近他反倒觉得失掉尊严。”刘红尘说，这些具体入微的沟通细节，都是和老人打交道时，靠实践一点点摸索出来。

　　但养老院院长们在一起沟通时，却几乎“百无禁忌”。“吃饭时，大小便问题、如何预防褥疮，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王岩说。另外，院长们虽都说苦，但也说无路可退了。

　　养老院不像其他行业。在商业利益包裹下，它还有一份沉重的道义与责任。“你关门了，几百个老人马上‘流离失所’。” 王岩见不得这样的情景。

　　在嘉德，有些老人从2005年住到现在。当年遭遇搬迁风波时，有老人上访，有老人拼命“保卫家园”。王岩笑称老人是“保护神”。他们成了同悲同喜的一家人。

　　有时，有老人会哭着拉着王岩说“找妈妈”。王岩会带着他在院子里从早找到晚，一直找到老人困了乏了。“回去睡上一觉。找妈妈的事情也就忘了。”

　　王岩还经常向一位老人“汇报”养老院发展近况。“老人之前是老校长，如今患了老年痴呆症。”王岩说，每次汇报，老人都特别高兴，会很认真地听，听完后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在刘红尘眼里，民办养老院是微利产业，开办成本高，房子、设施、床位、人员都需一步到位，经费投入都是一次性，但成本回来却很慢，5年，甚至10年以上。“普通老百姓千百万元办养老院，很可能钱掉进水里，涟漪都不会起。”另外，养老院与其他产业不同，一旦开始经营就很难“全身而退”，因为无法通过普通的盘地、卖货方式脱手。“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善心和责任，很难坚持下去。”

　　(链接)

　　老小孩的快乐与哀愁

　　“你们不能私闯民宅”

　　隆华敬老院，87岁的郭平讲话已不清楚，她听到记者要去她的房间参观，忙说“这不行，你们不能私闯民宅。”而十分钟后，记者再次来到老人门前。发现她正坐在屋内“笑脸迎客。”刚刚，她只是要把房间整理一遍。衣柜门上挂着鹅黄色太阳帽，红色香包。阳光洒进来，坐在凳上的郭华摸着身旁一只眯眼睡觉的猫。

　　“拆迁款被人冒领？”

　　嘉德老年公寓，彭文英老人心情不大好，一上午她坐在大夫郭俊办公室，说的都是同件事情：她的房子拆迁快10年，拆迁款一直没有拿到。她心脏不好，血压也高。她问郭大夫，刚刚想到，拆迁款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郭俊安慰她的话，她一概听不进。这个上午对彭文英而言特别难熬。

　　钟上贴“停”

　　安慰过彭文英后，郭俊照例去每个房间巡房。没走几步，她就被丁文重拉到一边，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到自己房间谈。郭俊随老人进门，发现右手墙上的时钟下，贴着一张长长的纸条，纸上一笔一划写了一个大大的“停”。丁文重的重要事情，就在于这个“停”——儿子买的时钟不走了，换了电池仍旧不走。丁文重很生气。“我看时间都要到外面。”他嘱咐郭俊：“你记得打电话，好好批评我儿子。深刻教育。”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老人为化名)

　　在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已有26个省市进入老龄化状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8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3亿。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仅4万个，床位达314.9万张。若1.8亿老人都需入住养老院，则相当于每4500位老人拥有1个养老院，每57位老人占有1张床位。

　　作为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省市中的重要一员，北京市截至2011年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48万，共401所养老机构，16.9万张床位，186家民办养老院。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老小孩的快乐与哀愁

　　“你看，我也没有皮带”

　　从丁文重房间出来，与郭俊迎面走来一高一矮两位老人。两人是室友。矮一些的患有老年痴呆症。“有一次，高个老人洗澡，把皮带解下放一边，矮个老人偷偷把皮带藏起来。洗完，老人发现自己皮带没有了。见他到处找，矮个老人忙把自己衣服掀起来说：‘你看，我也没有皮带的。’”郭俊边走边说。

　　“不打针，要关心”

　　见郭俊走近，长廊上忽然响起“哎哟哎哟”声，郭俊说：“那是张志同，张伯。他其实病差不多好了，只是见人走过，就一直喊疼，因为老小孩要关心。” 巡房后的郭俊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张志同老人也跟了过来，边说“明天我不要打针了”，边把贴了止血棉的手给郭俊看。“疼”，老人说。郭俊一直点头哄老人回房午睡，可刚走到办公室门口，老人迷茫地问：“我忘了我的房间在哪。” 郭俊把老人送回房。三分钟后，“哎哟哎哟”声由远及近。老人再次进来，仍是“不要打针”，而走到门口，依旧“找不到回房间的路。”郭俊说，老人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次。偶尔见郭俊桌上有酸奶，拿起便喝。郭俊逗他：“咦，您问过我么就喝？”老人无辜得不得了：“我们不是一家人么？”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老人为化名)

　　对话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联盟主席刘红尘

　　“一床难求”是个伪命题

　　需要排队的情况基本发生在政府投入多，服务质量、养老环境都好的公立养老院，而民营养老院需要排队的情况并不多。以北京为例，绝大部分民营养老机构都有空余床位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实习记者 傅旦妮

　　《小康》：近日有消息称养老院“一床难求”，对此您如何看？

　　刘红尘：中国的养老院60%～70%住着不该住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还不到养老程度。一些公办养老院为了管理方便、降低风险。倾向于接收完全自理的老人，使得养老院资源没有让最需要的人群享用，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日本等国，我都考察过，政府对老人的状况有个评估机构。不能让不需要的人占用国家公共资源。这是社会的钱、政府的钱，是我们每个纳税人的钱，这个钱应该用到刀刃上，应该让那些卧床、高龄的人住进去。

　　《小康》：所以说，现在缺少一个评估的方式？

　　刘红尘：政府应该特别关心收入较低、身体失能、无人照料的老人，他们才是最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

　　公办养老机构，不该成为某些资源占有者、权利占有者的旅馆、饭店。

　　《小康》：与很多公立养老院需要排队相比，很多民营养老机构却“吃不饱”。

　　刘红尘：北京，我很少听到哪个民营养老机构入住率100%。为什么人们不愿意选择民营养老机构？首先它的环境和设施相对差一些，或者地理位置偏远，另外，没有医保看病报不了销，也很麻烦。

　　那么，为什么民营养老机构不能好好干？因为他们没钱。养老院投入非常大，百万千万甚至上亿，投入是一次性的，而收入呢，一点点回来。现在很多民营养老院都是负债经营，在这种境遇下，他们不可能用更多的钱去改善基础设施。

　　《小康》：民营养老机构负债情况如何？

　　刘红尘：对很多创办者而言，民营养老院如同一个美丽的陷阱。有些城市的养老院甚至借高利贷，每个月挣的钱连高利贷的利息都付不了，陷入恶性循环。院长甚至恳求当地政府，能不能借他们钱，先还债。但动辄几千万、几百万，财政这一笔当地政府又往哪里写？可院里的老人无辜。我们身边很多老人都经历了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又经历了新中国建设，他们有理由安享幸福。

　　现在都在鼓励民营养老机构发展，但是什么人可以办养老院？有很多钱的人可以，做养老地产的也可以，因为他自己建地，他有资源的优化配置。普通百姓，千百万元办养老院，如钱掉在水里，涟漪都不会起。

　　中国养老机构有段路要走，这个路不见得是弯路，但肯定非常坎坷。

　　《小康》：国家对民办养老机构有很多补贴优惠政策。据您了解，实施情况如何？

　　刘红尘：五月份，有媒体报道，北京市取得医保的养老机构32家，我给其中一些养老院院长打电话，他们说，报纸是给我们登了，但是我们手续还没下来。民营养老机构在解决国家养老问题时付出艰辛和努力，甚至是损失，很多养老院院长把自己的家底都搭上替政府解决难题。但有些领导却认为，把钱给了民营养老机构，是国有资源的流失。

　　《小康》：对于公办民营，或者其他养老院经营模式，您有何种想法和建议？

　　刘红尘：我想，每一个社区在土地动工的时候，就应当规划出一个养老机构，叫老年住宅楼也好、养老中心也好。只要超过5万人口的小区，就配套一个100到300张床位的养老机构。它有可能是公建民营，也有可能是民办公助。

　　《小康》：关于老人的“心理赡养”您如何看？

　　刘红尘：在我自己的养老院，我会给老人一些职务，我们出杂志，请他们来做校对、顾问、名誉总编、专栏作家。我们的志愿者，请老人来做指导，让他们现身说法讲讲老年人需要什么，或是把几十年的工作经验给孩子们传授。

　　之后，我们还会告诉老人，下月、几号，仍有这样的互动活动，他们因此会很兴奋。

　　老人或多或少有被社会边缘化的感觉。应当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给他们事情做，让他们觉得有劲头。

　　丽水，浙江省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城市，曾因交通闭塞而发展受限。如今，这座青山绿水间的城市以生态为优势，另辟蹊径探索养生养老之城发展模式

　　文|《小康》记者 罗屿 丽水报道

　　7月3日，家住浙江丽水的102岁老人章善芝在家中领到了本月500元的高龄补贴。同时，她家里还有2位80岁以上的晚辈也领到每人30元的当月补贴。

　　像章善芝一样，受益于刚刚出台的《丽水市高龄老人补贴制度》，从现在开始，丽水全市90岁及以上老人开始享受省内一流水平的高龄补贴，7220名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离退休的80—89岁老人首次领到高龄补贴。至此，丽水六万多名80岁及以上老人每月都能享受高龄补贴。

　　丽水是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据该市老龄委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共有80岁(含80岁)以上老人60194名。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共有90岁以上老人8200多人，百岁老人141人。

　　曾有人探究过“丽水长寿密码”，而答案则与该地好山好水好风光脱不开关系。

　　秀山丽水，养生福地

　　丽水地处浙闽交界，以中山、丘陵地貌为主，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水之城。湿润的气候、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壤、优质的水源，森林覆盖率达到80.79%，林木绿化率达到81.62%，有“浙江绿谷”、华东最大“天然氧吧”、“中国生态第一市”等诸多美誉。

　　在这块绿色养生福地里，丽水人仰仗着天然的生态优势，吃着土生土长的“绿色”食品，缙云麻鸭、庆元香菇、景宁金奖惠明茶、遂昌石练菊米、处州白莲、青田田鱼、龙泉灵芝、云和黑木耳、松阳脐橙、缙云土面……祖祖辈辈安享大自然恩赐的福分。

　　水是生命之源，坐拥瓯江、钱塘江、闽江、飞云江、椒江等流域源头的丽水，独得水的温润和滋养。就如丽水有个邻近皆知的汤山头村，这个地处海拔700多米的小村庄，村中人大多健康长寿，无人得癌不说，连小病也少有侵扰。

　　村民的养生秘诀，多少便与水有关。汤山头地处山峦环抱之中，流经村庄的山溪，上游再无村庄农田。汤山头村民吃的是原生态作物，喝的水则是完全没有受过污染的山泉水。

　　除却饮食与水源，丽水还分布着2033种中药材，这也为养生福地带来无尽的保健资源。有人说，丽水的药材，吸的是“森林氧吧”的气，饮的是“六江之源”的水，因而特别有灵气。

　　因此即便“寻常”如鱼腥草，也一样有妙用。如莲都风化村很多人家中便都常备鱼腥草，遇到小病，拿鱼腥草烧汤，便可顶药喝。而做菜放些鱼腥草，也已成为风化村人的养生秘诀。

　　像鱼腥草这样可食、可饮、可治病的中药材，在丽水遍地都是。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银杏、南方红豆杉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凹叶厚朴等；国家三级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天冬、龙胆草等……更为重要的是，丽水人更懂得如何将药材妥帖地加入到食材当中，松阳的歇力茶土鸡，景宁的食凉茶炖猪脚，松阳人的端午茶……丽水各个县市，处处可见民间药膳的影子。

　　正因坐拥如此生态环境与养生文化，曾因交通闭塞发展受限的丽水，逐渐依靠自身的好山好水开始致力发展生态休闲型的养生养老经济。

　　2009年，丽水提出“发展休闲养生经济，努力把丽水建设成全国最大的休闲养生福地”的战略目标。2011年6月《丽水市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发展规划》发布。

　　规划的发展思路与战略定位是：充分发挥丽水市生态环境优势，加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入，以大型旅游景区与养生基地建设为切入点，以居民养生服务网点为支撑，重点培育休闲养生服务业，带动生态农业和养生养老用品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这是中国第一个休闲养生经济规划。规划时间二十年。

　　二十年构建养生养老之城

　　在丽水市发改委副主任王平看来，“发展休闲养生养老经济，丽水有这个条件。”

　　王平名片上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养生办副主任。

　　养生办，全称“丽水市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目前国内仅有丽水设立这一机构，即是全国唯一的养生办。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丽水整个生态休闲养生经济工作，包括发展政策规划，项目统筹推进，养生经济监测等。

　　而由发改委负责养生办的工作，则是基于丽水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战略考虑。今年，丽水市10个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开工，每个都涉及上亿元的投资额。建设中国最大的地级市养生基地的庞大工程，已在丽水铺开。

　　至于王平所说丽水发展养生养老经济的条件，则主要有三。其一，是丽水的自然生态条件；其二，是丽水的区位优势，丽水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的中间节点，到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半天车程；其三，便是市场需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已经出现经济程度比较高的有钱有闲的阶段，对养生养老，他们需要更高层次的需求。

　　养生养老之城的构建，既是战略考虑，便不可能一蹴而就。基础条件需要积累，消费市场需要培育，因此出台了长达二十年的发展规划。

　　而支持这一规划的，则是王平口中“2+8”的产业体系。

　　所谓 “2”，是指发展休闲养生养老经济的两大平台。其一，是旅游景区的养生(养老)基地，即将养生设施和服务融入到景区，使之变成一个综合体，既是一个景区，又是一个养生养老基地；其二，是乡村养生基地。丽水有许多乡村自然条件非常好，具有可供开发的民俗农耕文化。

　　至于产业体系中的 “8”，指的是与两大平台相对应的休闲养生八大产业：生态休闲旅游业、养生(养老)房产业、养生(养老)医疗与健康管理业、养生(养老)教育培训业、养生(养老)文化业、生态养生农业、生态养生林业、养生(养老)用品制造业。

　　当问及丽水的养生养老房产业与中国其他地区有何异同，王平表示，丽水核心区块的养生房产，实行“建设、持有、运营”的模式，房产不能分割，必须由投资人持有，如遇到问题，可整体转让，类似于酒店的持有经营模式，只不过里面注入了和养生养老相关的设施和服务。由于这些房产都在丽水最好的区块，因而那些为圈地而来的房地产企业，他们一律拒之门外，以保证项目不会跑偏。

　　莲都区是丽水市行政机构所在地，自是先行先试的典型。

　　莲都的重点在于综合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大型的养老村，探索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居住条件和人性化服务内容的养老基地。

　　位于碧湖镇的“处风荷谷”是其迈出探索步伐的第一步。处风荷谷，借鉴的是上海亲和源项目的养老模式，此项目采用会员制，产权不分割。不仅专门针对老年人设立了扶手等无障碍设施，其中设立的三十几个项目老年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同时，每一楼层还设有专门辅导员，根据老年人特性，安排不同活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莲都的养生养老基地建设或将具有一定的雏型。

　　而其也将作为丽水，这个山区城市以生态为优势，另辟蹊径探索新型发展模式的一个观察的剖面。当然，随着更多观察点的出现，那既是丽水二十年养生养老之城规划的稳步推进，亦将为沿海山区经济转型提供更多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