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们如何养老(一)：未富先老 如何突围？

　　目前我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人口老龄化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红利逐渐在消失，消失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邀评论员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共同评论。

　　银发浪潮袭来，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85亿。人口老龄化，未来谁为中国人养老？

　　马奶奶今年78岁了，一生无儿无女，和她相依为命的老伴在七年前也过世了，一个月前，马奶奶发觉自己的腿越来越疼，经过检查，是坐骨神经病变引起的，照理说应该住院进行治疗，但马奶奶是一位孤寡老人，每个月所有的收入就是政府给的不到6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根本没有能力支付住院检查和理疗的费用。最终，医院只给奶奶注射了几次止疼针剂缓解了症状。

　　马奶奶：打了几针，腿不那么疼了。

　　这次简单的治疗几乎花掉了马奶奶的积蓄。奶奶也打听过养老院的费用，但最低也在1000元左右，她根本负担不起。

　　正在烙饼的老人是84岁的王奶奶，已经一个人生活二十多年了。

　　王奶奶：这是我的大本营，一天到晚就在这坐着，它能靠着我的腰啊。在厨房晃悠晃悠那点活没弄完，它就支持不住了，赶紧跑回来坐在这儿靠一会儿。

　　王奶奶没有退休金，每个月女儿会给她300元生活费，再加上政府给80岁以上老人的300生活补贴和100元养老券，日常生活还可以维持，但眼下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王奶奶想找一家养老院，可费用太高，老人难以承受。在奶奶的桌子上记者无意间看了这样一个纸片，“我没工资，八十四岁，残痴 老，空巢”，纸片上寥寥13个字，是奶奶对自己的概括。

　　日前，北京大学发布调研报告，我国空巢家庭超13%，这势必带来养老、家庭服务、情感关怀等问题。截至去年底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85亿，占到总人口的13.7%。按照联合国(微博)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增加4300多万，达到2.21亿。

　　王胜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就是发展速度比较快，再一个是数量大。

　　何瑞安(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规模大且发展迅速的过程，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快。法国老年人口比例从7%到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而中国将仅需27年。

　　2050年，中国将有3.32亿老年人，届时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老年人，3.32亿这个庞大的数字已经超过了现在欧洲的总人数。

　　张车伟：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人口老龄化很简单，就是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如果65岁的人口占比例超过7%，就是老龄化的社会，超过14%就是老龄社会，实际上老龄化指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的现象。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是老龄化的社会，比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等，美国的年龄结构稍微好一点，欧洲是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日本不仅是老龄化严重，而且老龄化的速度也很快。中国可能会更快，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有可能还会超过日本的老龄化速度。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一个国家里的老年人还比较少的时候，劳动力的人口比较多的时候，劳动力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地增高，而且达到最高点，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过去有人口红利，而且我们也得益于这个人口红利。但从国际比较来讲，我们国家的人口红利应该是来得快，去的急。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强的动力，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受益。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的速度成为世界最快，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成为了世界最快。

　　公共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就是我怎么保证老年人到老了以后，还有足够的收入方面的保障？也就是说，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问题。另外一类是公共政策，涉及到我老了以后，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人给我提供服务，提供照料，这就要求我们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政策，比如医疗、公共养老服务、养老院等等这些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这两方面的政策就关系到我们今后能不能妥善地，有效地应对我们的老龄化。

　　杨燕绥：将来可能出现收入少、人太多的三面楚歌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衡量老龄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赡养比问题。赡养比到7%的时候说明进入老龄化，65岁占到14%说明深度老龄化，这时候5个劳动人口对1个老年人口，工作的人必须交10%养老金税，只能占工作人工资的50%。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年轻人还要养孩子，买房子，再严重有问题了。当65岁的老人占到总人口20%的时候，这就是老龄化，那时候出现2：1，3：1，这是衡量老龄化非常通俗的标准。随着这个比例越来越升高，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增多，这时候如果年轻劳动力的还是低成本，可能他们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就非常差，老年人的负担非常大。这种情况可能跟我们计划生育有关系，因为当时日本、德国的老龄化，是因为战争时代年轻人死了，老年人也不长寿。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少生将近5亿人口，老年人长寿，我非常担心收入少、人太多的三面楚歌，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对中国劳动人口红利问题，我有两点补充，统计人口不能反应实际人口，做一个实际赡养比的研究，劳动人口是15岁到64岁，我们得把在校生，失业，64岁以前提前退休四个人群减掉，实际上已经5：1，劳动人口充足的时候，是可以有点红利，相对人工成本低一点，使企业竞争力强一点，这不能滥用。美国人均一小时10美元，我们是不是可以8美元，6美元？不能长期2美元，人有一生的财务生命周期，就会给后面留下很多成本，所以得适度利用。实际赡养是一个分析，把在校生，低收入人口，64岁以前提前退休这些人口减掉，能真实反应出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实际赡养比问题，如果公共政策比较好，可能是一个正面效应，如果公共政策不太好，我们缺乏战略，它可能是负面效应。人口老龄化，孩子越来越少，这时候低收入人越来越多，可能负担越来越重。

　　张车伟：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方式必须得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人口红利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对我们经济方面的影响非常大，这和我们过去经济的基础、发展方式关系非常大。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样的生产方式必须得发生变化，就是说我们再靠这样的便宜劳动力难以再支撑经济发展了，这必须得有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的人口素质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过去，我们三个人干活可以养活一个老人，今后我一个人干活就要养活一个老年人，这要求我干活的效率要增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另外，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多了。比如日本，老年人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参与程度也不一样，要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很多社会的活动，社会的产品，社会的服务等等。与此相对应，我们社会制度的建设也要为老年人提供很多的服务，比如我们收入方面的政策，服务方面的一些设施等等方面的建设，我觉得老龄化的挑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方位的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去面对。

　　杨燕绥：让老年人有资产把负担变成机遇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既然老龄化不可扭转，那么我们只能面对。怎么面对？在概念上，劳动人口红利，我们也叫第一人口红利，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老龄人口红利，我们叫第二人口红利。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人口红利，老龄人口红利，现在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了，社会开始进入买方市场，所以这样一个大前提决定，老年人多了不一定是坏事，反正不可逆转，就得面对它，我们得把负担变成机遇。这个机遇怎么办？就是让老年人口有养老资产，让老年人有钱去买单，让企业有定单，这时候年轻人提高生产率。

　　原来三个养一个，现在一个人养一个，所以你得有定单，那么定单从那里来，是老年人买单。后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老年人有资产，让年轻人有人力资本来应对老龄化，创造第二人口红利，但是第二人口红利得靠公共政策，劳动人口是出生生出来的。第二人口红利是靠公共政策打造出来，让老年人有消费能力，纳税能力，就业能力，投资能力，四个能力我们现在正在算，原来没有预期发生的老年人的经济贡献。

　　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路上，我们需要开拓哪些新思路？如何延缓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

　　张车伟：我们在养老制度上要有创新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国际上现在有一些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这对我们更重要。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别人的教训更能提供经验，至少我可以不这样做。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吸收很多其他国家走的不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他们因为老年人的处理问题，90年代经济一直陷入衰退，这值得借鉴。一个是养老金的债务在日本很重，同时没有找到一个在老龄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活力的办法，经济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萎靡不振。什么叫做失去的20年？就是日本基本上在过去20年当中停滞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等于你为老年人提供好的服务源头的活水不存在。

　　在我来讲，人口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老龄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你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问题都跟老龄化问题有关系，和没有处理好养老金的债务有非常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怎么建立一套好的、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的一些制度，同时又不损伤、不损害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借鉴、要创造的，不能是等着学习别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创新的制度。

　　杨燕绥：在进入深度老龄化时要进行养老金结构的调整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进入老龄化，到90年代深度老龄化，未来10年里进入超度老龄化，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在他们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他们有比较完善养老金制度，尽管德国是社会保险，美国是老残保障金，他们不一样，但顺利进入深度老龄化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西方国家的经验很好。他们开始强化政府的基础养老金，让所有老人吃饭，另一方面强化个人账户，有能力的人自我改善，这个结构调整也非常好。现在正在进入超度老龄化，他们开始领取政府养老金的标准提高，个人账户的管理加强，这些都是成功经验。

　　从他们失败的经验来看，我在90年代到欧洲留学体会很深刻。90年代，他们普遍进入深度老龄化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注重完善老年人，就是让老年人有钱。另一方面，就是让年轻人就业，可是他们的很多措施不利，他们的失业保险可以无限期发下去，这样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尤其是很多移民家庭吃养老金、吃社会福利，他们不愿意学习，年轻人也不愿意努力。这样一来，就业就上不来了。比如撒切尔夫人就把英国失业保险拿掉了。在90年代，他们的这个问题失策了，一直导致现在的国民依赖养老金，依赖福利，不愿意吃苦，可能是欧洲一大教训。

　　杜鹏：关键是调整产业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面对着将来人口红利会出现消失的情况，我觉得一个应该是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够老用劳动密集型的、产出比较少的结构去延续生产，比如说靠廉价劳动力。第二，应该使现在的劳动力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素质，转变过去仅仅靠数量。将来我们的数量可能会比现在劳动力减少，但是他的素质会不断提高，那么用素质来替代数量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不可能老是靠人多去保持这种发展，所以我们在看到人口红利有可能下降，甚至于消失的同时。其实我们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现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龄已经是初中以上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在数量转变的同时，不断提高他的素质，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注意充分就业。

　　张车伟：不要让老年人成为社会负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对待老龄化，对待人口红利的消失，不能持消极的态度，而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实施一种积极老龄化战略。所谓积极老龄化战略包括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我国制度的建设是积极的，不能造成社会懒惰的现象，不能造成养懒人，靠吃养老金过活的现象，比如欧洲过去出现的那些情况，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保证老年人在老了以后也比较有活力。第二，要保证我们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有活力，保证我们的人有活力。第三，要让老年人成为一个社会的财富，不要让他成为社会负担。

　　杨燕绥：要使老年人具有消费能力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要使老年人有一个好的养老金结构，让他们具有消费能力。关于养老资产，它很有消费能力，用延期征税的政策，让人们做养老储蓄，将来养老金高的人纳税地变成老龄人口的贡献，养老投资要搞好，老年人弹性就业，相互服务，让他们有一些老年的就业能力。实现老龄人口红利，还在于价值观和公共政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