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琳

　　2011年部委的车辆年均运行费用差异不小，少的2万多元，5万元左右的较多，但中国电监会则高达13.35万元

　　昨天，中央部委批量公布了本部门2011年三公消费情况。据新华社消息，截至昨晚7点，共有92个部委做了公布。

　　在三项消费当中，因公出国引人关注。经过计算，各部委人均出国费用大多在2万元上下，但也有例外，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的人均出国费用便达到11.26万。

　　此外，不少部委还公布了购置公车的数量和总价，以及车辆运行费用。如海关总署2011年购置新车的消费达2.1亿元。

　　不少部委的车辆年均运行费用都在4万元左右，但同样不乏例外，如中国电监会2011年购置新车2辆，平均每辆车花费63.57万元，保有量为63辆，平均每辆车的运行费用为13.35万。

　　未说明出国天数难判合理性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央“三公”经费公开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年“三公”经费公开不仅统一了格式和发布时间，而且内容更细化，说明更详细，概念更清晰，并增加了行政经费公开。

　　多数部委公布了本部门出国费用总额，以及出国团数及总人数。因此，稍加计算，便可得知每部门人均出国费用。根据自行公布的数据，不少部委人均出国费在2万元左右，此外四五万也较多。

　　国研中心的人均出国费用则达到11.26万元。该中心解释称，本着做好政策研究咨询工作，完成中央和国务院交办的各项任务，并配合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原则，根据国研中心每年的研究工作要点和重点课题安排，因公出国(境)费主要用于：一、重点课题国际调研；二、应邀出席重要国际会议与谈判；三、签署与执行双边合作协议；四、涉外培训。

　　2011年，国研中心因公出国(境)费支出135.08万元，用于2个团组，12人次。两个团组分别应邀参加国研中心与外方主办的中美金融论坛、第31届中日知识经济交流会、新能源发展战略研讨会等双边会议并执行年度重点课题调研及相关课题研究任务。

　　但不管是国研中心，还是其他部委，对于因公出国的解释仍不能完全让公众理解。

　　“在国外停留多少天，都干了什么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微博)》，单凭部委公布的这些数据和说明，仍然无法让公众判断花销是否合理。

　　根据财政部、外交部(微博)2001年颁布的《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因公出国费用根据出访国家不同，而有不同的费用标准。最高的为日本，每天住宿、餐饮、公杂费为17500日元，约合人民币1419元。最低的为阿富汗，日均70美元，合人民币446元。多数国家在100美元上下浮动，相当于人民币637元。

　　但由于缺乏出国天数这一参数，部委公务人员因公出国每日开销也无法计算，所以仍无法判断其合理性。

　　海关总署购车总支出超2亿

　　在公车消费项目上，部委公布的情况也比去年详细，多数部委增加了公车保有量、新购车数，从而也可以得知每辆车的花费。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重庆市副主委杜黎明曾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表示，虽然部分地区和单位按规定不能为领导配备专车，却同样耗费巨资大量购买超编、超标车辆，造成全国范围内的超编配车率高达50%以上，且运行成本居高不下，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高达8万~10万元。

　　但据昨天公布的数据，不少部委的车辆运行费用都没超过5万元。只有少数部委超出了10万元，如中国电监会每辆车的运行费用就达到13.35万元。

　　电监会在声明中称，2011年其车辆运行费支出841.34万元，电监会系统一般公务用车及专项业务用车共63辆。主要用于一般公务及电力监管专项业务检查，包括电力安全检查、供电服务检查、电力稽查、申诉投诉案件调查等工作车辆的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过桥过路费等运行支出。

　　而在新车购置这一块，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气象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新车购置。

　　海关总署在说明中称，2011年海关系统按照国家规定的汽车配备使用标准，对达到报废条件的594辆公务用车(含报废缉私警察警务用车280辆)予以报废处置并相应更新，公务用车购置支出约为2.1亿元。而国家质检总局的报废数量则为378辆并做更新，购车花费5569万元。

　　期待更细化

　　对于今年的三公消费公布情况，竹立家认为还是不详细。“三公消费公开透明首先是要细化，细化才便于监督，分析其消费是否合理。”他说，还应有一个制度性的监督和惩处平台，审查数字准确、合理与否，出了问题还需各部门批准三公消费决算的人负责。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指出，建立完善的预算透明制度需要一个过程。不可否认我国政府推进信息公开取得很大进步，但仍与公众期待存在差距，这需要政府在完善预算管理制度的同时，更深入细致地向公众解释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同时也要把管理制度向公众公开，让公众监督政府有据可依，充分发挥各渠道监督作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透明。

　　“作为预决算公开的突破口，‘三公’经费公开逐步细化说明，有助于更好地接受百姓监督，这样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就会得到遏制。这是以公民权利来制衡政府权力，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微博)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微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