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进攻与防守

　　去年是我人生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我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的郊区，是一套联排别墅。这套房子接近400万元。按照我的规划，卖掉手里的另一套房子，再凑上一些当年的业务收入，就完全足够房款。但没想到去年房地产调控，市场的成交量很低，原先的房子很难卖出去，即使成交价格也不高。由于限贷政策，我也无法从银行贷款，所以现金流遇到了很大困难。

　　我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但我们这样的年龄，很难从亲朋那里借到上百万的资金，大家都在爬坡。将心比心，也可以理解。每个人的状况都可能脆弱不堪。为了填上最后的资金缺口，我四处借钱，利息很高。那段时间心里难免惶恐，每天都仿佛兵临城下，算计着还有多少余粮。

　　幸运的是去年我的业务收入不错。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原先的房子也脱手了，终于跨过了这道门槛。为什么我要在37岁的时候买这套房子？其实我也是在给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为退休和养老生活做一点准备。这房子既是我未来生活的载体，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

　　一方面，我要给自己加上一个保险栓，就像巴菲特说的，给自己的人生构筑一条护城河。保守地看，买房子至少是一笔强制性的存款。我知道自己还在一条快速跑道上，可以适度增加自己的负债率。就像一个公司，处于高速增长期，负债率可以高一些，到一定规模了，债务自然降下来了。下决心冒这个风险，是因为我的风险意识小。过去每次买房子，都很快看到了升值。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那个房子足够大，有院子，有天井，有草坪。我可以在河边骑自行车，养狗浇花，可以有一个大书房，摆上三台电脑，炒股票、炒期货、炒金属。儿子和女儿逐渐长大，他们也需要一个更舒适、自然的成长空间。这是我退下来后想要的生活。

　　这些年我已经逐渐厌倦都市，追求更散漫的田园生活。有些人喜欢下楼就吃一碗肠粉，而我不是，我宁可饿着。我喜欢居住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几座城市的缝隙中，可进可退。

　　买房子的经历，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年纪大了要过怎样的生活？需要多少朋友，认识多少“牛人”才能有安全感？可能一个都不需要，没人能给你安全感，除了你自己。在我45岁之前，我要把自己那条“护城河”先挖出来。欲望多，就挖深一点；欲望少，就浅一点。

　　退休意味着比较淡薄的生活，自由、健康、快乐。和我过去的生活比，只是不挣钱了，但享受的方式是一样的，享受生活的成本更低了。以前我必须开某个档次的车，穿某种牌子的衣服，组织一些饭局，但养老阶段这些都不需要了，不会再为社会关系花钱了。房子有两套足够，60岁卖一套，70岁卖一套。我还问过一位医生，中国治疗癌症要花多少钱，他说20万元吧，做手术十几万元已经是豪华型。如果我得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大病，那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算了一下，对我而言，净资产能够有800万元就够了，包括房子、证券和现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可以按照2∶8配置，这就能保证一个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另一方面，我也有被啃老的准备。儿子来吃我，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生存没问题，面子自己挣。

　　活到这个岁数，于我而言已经知道了人生的精彩在何处。我看到了前面的风景，未来应该怎样。但可悲的是，也看到了自己要老去，吃饱等死。看到烟花上天，很美，但马上就落下来化成了烟。我快要爬到人生的峰顶，也知道自己下山时的狼狈样子。但是人不可能让思想成熟、身体强壮、财富积累三个指标同时处于巅峰，这不是自然规律，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就像扎克伯格才能够做到。

　　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没有了，就开始养老了。考虑养老的问题，必须要想清楚自己的生命观，你怎么面对死亡，怎么老去，这段“无能为力”的人生怎么过。

　　我有四个“养老”的榜样。比如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全世界人民养老的问题。因为他们足够有钱了，而且还在工作，并不把工作当负担。他们早已形成了个人的增值模式，越老越值钱。还有就是谢贤，以及香奈儿(微博)的设计师卡尔·拉格费尔德。活到老，玩儿到老，让生命接近于本能的灿烂，他们的财富可能和索罗斯、巴菲特没法比，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用钱把生命的本质发挥到极限。

　　40岁的时候，我面临的选择是“进攻型”养老，还是“防御型”养老。所谓“进攻型”，就是还要做一件事，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赚钱。就像巴菲特那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防守型”就是攒一些钱，做一些投资，为自己和后代留够了存粮。其实，“防守型”的养老也有风险，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呢？我们的菜也许就被吞噬了。

　　我这种人不会轻易退休的，或者说不会像我爸爸那一辈，到了岁数就回家，完全不工作了。很多事情，比如旅行，不一定要退休才去做，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出发。我更喜欢“进攻型”养老，就是换一个轨道，不以谋生为目的找一件喜欢的事情和生意做。我是先把“护城河”挖出来，挣出养老的钱，然后做自己有兴趣的事，甚至难度还可以高一些。这是我保持自己价值感的方式。既然没人能给你安全感，只有自己给自己。

　　这个生意，一定是我能做，我喜欢做，我能做好的，而且是符合商业规律能赚钱的事情。它的底线是不能亏钱，不是把我修的护城河又填满，储备粮食再挖出来。我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押上全部家底，吃方便面去创业。

　　如果事情做不好，我就会关掉这个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生意越大越睡不着觉，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去年，我父亲得了重病，做手术和化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做吧，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他们那代人有他们的无助，我们有我们的焦虑。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名下有20套房子才有存在感，或者公司价值到100亿才有存在感，而我觉得一边积累财富，一边消费才有存在感。

　　中国人有个价值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们会把幸福寄托在老年与养老的质量上。老无所依、老了不受尊重是不幸福的；没有子孙满堂是不幸福的；叫我老王而不叫我“王老”是不幸福的。少年吃苦是为了老了的尊重与回报，这是别人看你的幸福感。

　　父亲的病颠覆了我的这种观念。我不能为了追求以后的医药费，为了受到所谓的尊重，而丧失我30岁、40岁、50岁的生活。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应该分为养老和非养老的阶段。

　　（受访者：王福民，38岁，广告业主）

　　名利与奉献

　　圣人说“四十不惑”。当我真正步入40岁的时候，才有深刻的体会。很多事情都是在我39岁那年想清楚的。人生开始进入下半场，要总结和规划一番。

　　39岁那年我进入了一家新创立的地产公司，工作很忙，公司的发展很快，新项目陆续上马。朋友们觉得我的状态很好，做了很多事情，更有冲劲。我心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工作20年我用短跑的方式向前冲，总想这一段冲过去就安定了，但冲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无常”是常态，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就像一位领导对我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兵荒马乱时代。”老之将至，我也隐隐开始考虑掉转车头。

　　39岁那年，我卖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三套房子，新增贷款200万元，还有借款100万元，高杠杆高负债。这是我在北京10年首次主动置产业。我现在有四套房子，其中三套都是在那一年买的。

　　现代人危机感很强，我也一样。我算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平平安安的时候不多，5代人100年的太平日子都少见。实际上，很多积累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心里怕。

　　因为做业务，那年我去了鄂尔多斯，我发现穿越空间的时候也可能穿越时间。那里就仿佛是北京十几年前的状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三四千元，整个城市还在建设中。你可以想象5年1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曾想在鄂尔多斯买房，因为已看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但我觉得不会长期住在那里。

　　在北京，我每天上班经过“远洋沁山水”，最初看到大横幅“1.1万起”。当第二期挂上了“1.2万起”的横幅时才反应过来。于是我就去参加第二期的摇号，但没摇中，只能买第三期。这时价格已经涨到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总价120万元，我向银行贷款80万元。这套房子对我还是很重要，可以住也可以租。因为附近有十一中学，很多家长陪孩子来读高中，要租上1～3年，而且很少讲价。

　　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曾在玉泉路附近买过一套房子，花了50万元。当时觉得是天价，这辈子就住这儿了。2007年，我所在的公司在苏州开发了一个新项目，我当时想以后可能会在江南居住，于是通过贷款以总价50万元买了一套。因为当时北京已经没有50万元的房子了，

　　我买了“远洋天地”后，就把最早玉泉路的房子以100万元卖掉了。

　　有了这笔钱，我就用80万元在门头沟买了一套自住房，还买了一辆车。最后还余下10万元。于是我又东挪西借了一点，凑够15万元的首付，买了我的第四套房子。

　　我手上没有留钱的习惯，可能和福建人的性格有关吧，不会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我的现金流甚至都没有超过1万元的，一直在流转。买房买车的事情都是在2009年办完的，第二年就开始限购了。

　　现在我有三套房子的贷款要还，总额230万元，每个月要还款1.5万元左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风险乐观的人，如果碰到问题无法还贷款，那我就卖掉房子。我想给我半年时间总能卖出去，但这半年的压力换来的却是长远的利益和机会。

　　3～5年后，我会卖掉一套房子，那时我也有45岁了，生活形态已经确定。这套房子卖掉，我就会咸鱼翻身把贷款还完，进入一个真正稳定的阶段。50～55岁左右我会卖掉苏州那套房子，大概能挣到100万元左右吧，可以负担我未来20～30年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五六万元就够了，真正花给自己的只有1万多元，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际费用，还有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玩。

　　还有一套房会留给我姐姐，当初她给了我很多资助，如果我有孩子也会给他留一套。在我生命的最后的5年，会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搬到城里去住，过我最后的生活。再剩下的就是遗产了。

　　有趣的是，当我卖掉第一套房赚了100万元，比我在北京10年的辛苦工作所得都多；当我拥有四套房的资产，我所获得的尊重也比10年真诚待人、勤勉工作得到的都多。人们喜欢用结果来衡量价值，不管里面有多少偶然多少艰辛。但这并不让我沾沾自喜，反而使我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更加失望，促进了对人生下半场的思考。

　　这10年我一边追逐一边在困惑。我人生的上半场，都在被推动着去追逐功利，想着进攻和夺取，想着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如何奉献社会。人们追逐的是财富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时髦而不是创新。人心有多乱，看微博就知道。我后来做到了企业的高层，看到了那些精英的真实状态。他们的成功包含了很多机会主义的成分，被欲望的扩张支持，有伤害也有侵犯。这些人们仰视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我却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很脆弱，缺乏安全感，对事情的判断没有智慧，也没有坚实的价值观。

　　有一天，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想起王维的一句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我突然发现，其实“潜规则”才是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整个社会看不到一种坚定扎实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以得到来衡量价值，不知道奉献才具有更永恒的价值，现在说我要奉献就像说我是个傻瓜一样羞于启齿。很多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放下，切实去做的人太少。

　　如果这一切思考与动作都是未雨绸缪，那么发生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的一场车祸，像一声尖锐而真切的中场哨音，告诉我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所有的城池争夺、组织抢攻，尝试、谋划、悬念，都在瞬间终结。人们都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大家各有想法，但与我无关。对我来说，这一场撞击把之前的纠结都一下子引爆，又打散了、打醒了。我更加确定了“无常”，也更加不信任普世的成功学、价值观。

　　我发现原先追逐的那些名利上的东西，相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那么，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

　　功利与奉献两条道路我需要选择一条。也许人生重新来过，我会让两者合一，但我想圣人和英雄不可兼得。英雄是成就自我，圣人则是普度众生。我们不可能同时扮演圣人和英雄。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而放弃我那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身体力行“放下”，放下还在奋斗中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刚起步的事业。我把车转让给朋友，每天4小时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我换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平台，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思考的归宿。中医既体现了精深的东方思维哲学，又能救人疾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小事贡献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重建，相信正向的积累，跬步可益千里。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春节前组织了义卖和捐助，为他们募集了20万元的资金。

　　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一点，但在公益行业里已经很优厚了，加上房子出租所得，支付房贷月供和简单生活，余出一点刚好够每年带老人去做一两次旅游和其他人情所费，仍然是个“月光族”。

　　“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社会现场疏离，内心孤独脆弱，其实就是个人价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给下一代和社会以正向的价值示范，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基金会人手少工作并不轻松，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还要考虑未来发展，业余时间我还帮一个老中医学人做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也是学习。我还坚持每天中午去学1小时古琴，每周去上1～2次游泳课，仿佛有种重生感觉。

　　朋友问我还会不会换工作，怕不怕失业。我说，这应该是我最后的事业。行善是不会失业的，如果善事都被做尽，岂非人间大善。如果有一天它不再需要我，那就卖掉房子去做一个旅行者，体味不同水土与人生，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信息对接到城市里来，相信爱的市场供求永远都不会消失。

　　（受访者：Snow，42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昂贵与便宜

　　我有一个小院子，大概20平方米，种了几十种植物，有柿子树、红果树、丁香、梨树，还有月季、雏菊，能吃的有芝麻菜和藿香。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是我从北京奥运公园里采了种子，撒在土里就生根发芽了。

　　空闲的时候，我愿意坐在院子中间，侍花弄草，看万物生长。我妻子问我，为什么不把树都种起来，别人家的院子已经很茂密了。生命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更愿意慢慢地观察，不断调整品种。就像所有的爱好一样，园艺的重要性也在于“折腾”，而且要能持续地“折腾”。

　　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做建筑师也已经20多年。将来退休了，我最开心的，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摆弄花园。

　　去年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找出了以前的一份商业保险。这份保险是20年前刚工作时买的，寿险与医疗保险捆绑在一起。但是由于医疗险耽误了缴费，保单已经终止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寿险续费还可以生效，但是医疗险则不行。于是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误区——我原以为医疗保险会一直延续，但实际是有期限的，恰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它终止了。

　　这时候，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养老问题。中国的传统是靠子女和家庭养老，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契约。但是现在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这种结构就使养儿防老难以为继，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丁克”家庭，更要未雨绸缪了。

　　养老，就是考虑未来的生活状态。我首先想到的是，再过10年20年后，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哪些是我现在需要而将来不需要的？哪些资源是将来所必需的？这些必需品的价格是更便宜了还是更贵了？

　　比如现在，我们的居所可能需要与城市和娱乐更近，但以后我要离医院更近一些，离自然要近一些。随着年龄增长，田园生活对我更有吸引力，这也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我将来依旧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工作中，我常会接触建筑工人和装修师傅，我发现他们年龄都比较大，30多岁已经是年轻的了，甚至没有技术的小工年龄都很大。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年轻人不愿意干，而且父辈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干体力活。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未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会减少，家政、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能会更突出，人工会更贵。其实现在保姆的工资已经涨了很多，更不要说月嫂了。另一方面，资源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中国有很多资源成本并没有计算到GDP中，比如水5～6元/吨，用的时候我都有负罪感，确实太便宜了。现在的生活在透支未来，将来这些资源的价格一定会涨起来。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未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发生逆转：充裕的会稀缺，廉价的会昂贵，容易的会困难，而那些现在高高在上的则会变得平易近人。我想，未来生活成本的构成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房子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也许未来房子会很便宜，而且很充裕，甚至由于开征房产税，大房子开始成为人们的负担，人们也不再期望房价上涨了。没人觉得非要买房子、买了就会升值。

　　这种变化也包括我的职业角色，我们这个行业也会逐渐走下坡路。现在北京的塔吊也越来越少了，房地产行业将逐渐夕阳化。建筑师可能会逐渐过剩了，我自己会不会坐在冷板凳上？

　　等我们真正退休的时候，也许面临的是一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未来，我想找个性价比更合适的地方养老。我们曾经去加拿大办过技术移民，其实没想清楚去干什么，就是想去玩玩。我发现这种移民政策设计得有道理，他让我在那儿待三年，但如此一来我在国内的生活、工作、职业、关系就都要断掉了，我只能把重心放在加拿大了。这种“移民监”对我们来说没法接受，毕竟中国还有父母和工作，都放不下。于是我们就没有坚持下去。不过我确实很喜欢温哥华，像个小天堂，尤其是住了一个月后，身心全部放下来。清新的自然环境，单纯的人文氛围，节奏更慢，可以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

　　最终放弃移民和我的职业有关，建筑师在那边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事实上，对搞建筑的人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大的舞台了。换一个角度，如果那几年时间放在了国外，我们也不会在国内投资房子，从而错过了一轮财富升值的机会，无异于几年白干。

　　对于我们这样的“丁克”家庭，未来的选择会简单一些。很多朋友移民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前途，而我们没有这种压力，完全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我更愿意选择“半移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度假和定居结合起来。目的地跨纬度不跨经度，比如东南亚一些地方，也就是飞上两个海南的距离，上午走下午到，可以住几个月，往返非常容易。在中国逐渐昂贵和稀缺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可能会依旧便宜，医疗服务也好。此外，与美国、加拿大不同，这些国家不是全球征税，我可以国内挣钱国外花。

　　综合这几点，我觉得这种跨纬度的“半移民”还是值得探索的，成本也比西方国家要低，文化更容易亲近。

　　对于财富的积累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前几年，房子和人民币都在升值，大家的感觉挺好，但是很多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逆转了，有可能几年后资产增值变慢，或赶不上通货膨胀，人民币又迅速贬值。

　　现在没有风险小的投资品种，拿着货币则被通胀吞噬，投资房产则流动性差，上涨的时候买不到，下跌的时候卖不出去。什么是价值之锚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以股票为价值的锚，货币就是有风险的。如果参照的是茅台股票，那么房产和货币就一直在贬值。我们往往觉得刻舟求剑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投资上大家都在刻舟求剑。所以我只能在房子、美股、A股、保险上都兼顾着。

　　（受访者：谭利民，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