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疗机构“游走于政策边缘，艰难生存，被视为逐利者，难获信任”。“积极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尽快摆脱‘夹缝生存、尴尬逐利’的生存状态，打破横亘于民营医院与政策之间那道‘看似已放开、伸手必碰壁’的玻璃门早已刻不容缓”，是受访本报的相关学者、民众及业内人士的一致观点。

　　■本报记者 李海楠 童彤

　　4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出席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时强调，“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鼓励多元办医，认真落实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措施”。

　　今年4月以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历时半月走访北京城六区涉及皮肤科、口腔科、妇幼、骨科、中医等学科的多家民营医疗机构，对社会资本办医情况进行调研。

　　现状：良莠不齐 难获信任

　　据统计，截至2011年，北京市拥有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各类医疗机构达9000余家。其中，属医保定点范围的各级医院共有近2000家；民营医疗机构3000多家，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但被纳入医保定点的民营医疗机构仅占全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6.5%。民营医疗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良莠不齐，民众对民营医疗机构也多有诟病和质疑。

　　4月6日，本报记者跟随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的李女士来到附近一家民营皮肤病专科中医院就医。刚一进门，便有导医护士热情上前询问，并对咨询问题详尽答复，服务十分周到。经过一番详细询问和诊疗后，李女士被确诊患上风疹。医生随即开出了“一瓶药膏和六包冲剂”的处方，药费加就诊费一共600多元。

　　“不是医保定点单位，收费确实有些高。”李女士对记者说，“如果真有疗效还能接受，毕竟这里不像大医院就诊那么繁琐，环境、服务也都让人满意。”

　　记者注意到，李女士所购药品包装上没有按规定标注药品名称，药物成分及疗效也未注明，且收据单上也未列出收费明细。

　　“民营医院嘛，难免有些不合规的。”李女士自我宽慰地说。

　　实际上，“高消费”早已成为民营医院的主要特征，并饱受民众诟病。“高消费”背后，除“周到细致的服务”外，采用技术的“先进性”也屡屡被拿来标榜。

　　4月7日，本报记者以“咨询种牙费用”为由来到位于建国路的一家民营连锁口腔医院。刚一进门，“一流国际水准”、“最先进牙科技术”、“全套进口设备”等醒目字眼便映入眼帘。据接诊护士介绍，根据采用进口技术及牙齿材质的不同，单颗牙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价格着实令人咋舌。

　　“镶牙的价格相对便宜，价格基本在1000元到3000元不等。”看到记者面露难色，护士转而推荐价格相对较低的镶牙服务。

　　但记者发现，还有众多“隐居”居民楼内的小诊所多以极具诱惑价格吸引患者就医。由此带来的错诊、误诊也时有发生。

　　在东城区幸福大街的一家口腔诊所的户外电子显示牌上打出“镶牙：180元一颗；种牙：全市最低价，种一颗送一颗”的广告。

　　4月10日，家住海淀区双榆树附近的董阿姨也对记者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错诊经历。因担心到大医院看病麻烦，董阿姨两周前到小区附近的一家骨科诊所医治颈椎痛，在没有经过拍片确诊的情况下，诊所用牵引为董阿姨治疗了一周时间，结果导致病情加重。

　　“上周去积水潭医院做了核磁共振后确诊为颈部扭伤，但医生嘱咐绝对不能做牵引，只需静养，避免大幅运动并擦拭扭伤药膏就成了。”董阿姨抱怨说，小诊所水平太差，绝对不能再“贪便宜，吃大亏了”。

　　此外，有些民营医院为牟取利益极力鼓动患者进行高消费。

　　4月12日，家住东城区的新婚夫妇小刘和小张对记者讲述了他们去年在一家民营妇儿医院的就诊经历。小刘介绍，其妻在怀孕期间因感冒注射了抗生素，需要人工流产。因担心综合医院就诊效率低，他们选择了一家颇具口碑的民营连锁专科妇儿医院。

　　“虽然没了排队的等候与拥挤，但费用着实不低。”小刘告诉记者，挂号费就要20元，彩色B超要160元。更让他们哭笑不得的是，医生没了解情况就急于推荐相关的孕妇检查套餐。在得知他们要做人流后，又马上列举了超导可视、微管微创等三四种无痛人流的专业手术，收费从1800元到4800元不等。

　　“要是想做就要尽快，想好了马上就能做。”这句话至今还让小刘感到后怕。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手术必须先经过一系列严格术前检查并且在术前一晚需禁食禁水。正是这种激进的鼓动消费让他们最终选择了正规的北大妇产医院就医。

　　夹缝生存 尴尬逐利

　　尽管民营医院发展势头迅猛，数量、门类持续增加，但至今仍难改“数量众多、难成规模”的“小打小闹”状态。与此同时，由于诊疗水平有限、定价不规范、收费普遍较高，公众对各类民营医院多有诟病。

　　究其原因，各方普遍认为，在享受待遇方面，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并未被“一视同仁”。此外，市场监管的缺位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民营医院高速增长态势下的逐利乱象。

　　今年2月，《北京市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又称“京版细则”)完成公开意见征集，年内将择机发布。

　　中国医院协会企业医院分会主任委员金永成在仔细研读 “国家鼓励社会办医”政策和“京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后直言，出台鼓励社会办医政策及时且必然。他说：“虽然国家明确鼓励民营医院发展，但政策多仍停留在框架层面，难以落地执行。”

　　“民营医院难免资本逐利本性，社会资本办医是市场行为，如果不赚钱也不会有投资。这就催生了‘怎么赚钱怎么来(做)’的乱象。”在金永成看来，横亘于民营医院与政策之间的所谓“玻璃门”不被打破，民营医院就只能在享有财政支持、具备人才优势且广受民众认可的公立医院组成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路；在税收压力大、合格医疗人才缺乏以及急于收回投资实现盈利等因素的影响下，民营医院普遍会在服务费用上动心思，劝导甚至误导病患消费。

　　“很多民营医院明确要求医生一旦接诊病患，就要诊断为‘有病’，且尽力鼓动就诊者高消费，借以牟利。”金永成对此也颇感愤怒。他认为，这让原本处于政策边缘的数千家民营医院陷入了“只为赚钱、不顾信誉”的怪圈。虽然一些民营医院负责人并不愿就此发表过多言论，但“期待政策尽快落实，借以摆脱边缘地位”已成为众多民营医院的共识。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 “2012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论坛”上指出，“京版细则”凸显“一视同仁”原则，政策覆盖医保、人才、水电和科研等方面，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民办医院申请医保定点将享受与公立医院同等待遇。

　　“北京的鼓励政策对于改变民办医院边缘地位、促进向好发展有着积极作用。”金永成对记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大规模社会资本进驻医疗领域，势必会出现更多难以预计的监管漏洞和困难，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做好监管、完善准入。

　　缓解“看病难”还需多方着力

　　对于“京版细则”究竟肩负何种使命，韩晓芳早在意见开征民意之初就明确表示，当前医疗市场存在的“看病难”问题表明现有医疗资源并不够，为此，要向社会放开医疗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办医疗机构，做大、做优、做强；促进首都地区社会办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近年来，“看病难”现象屡见不鲜。2011年，北京的诊疗次数已达1.6亿人次。大医院、名医院通宵排队挂号、儿童医院挂号排出一里地等现象也屡见报端。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陈育德认为，为实现《“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的到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的20%左右的目标，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的道路“非走不可”。

　　“但当前的‘看病难’也并非完全是医疗资源不足造成的，”陈育德说，“全国年门诊诊疗次数让人震惊，高达60多亿人次，每人年均4次。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很少见的。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综合医院门诊总是门可罗雀，而我们却总是门庭若市？”陈育德认为，并非全源于我们的医疗资源不足，更多是与民众的就医习惯密切相关。

　　“我们应该尽快改变 ‘大病小病上门诊’、‘上名医院看名医’的就诊习惯。并尽快养成对自身健康做好长期维护、小病到社区基层就医、大病难病再到综合医院的习惯，政府也应尽快完善逐层就诊和转诊制度。”陈育德说。

　　陈育德指出，当前的医保卡制度，客观上也加剧了民众集中进医院门诊就医的现象。医保的支付方应该发挥更多作用，“这是有很大文章可做的。”

　　“必须避免单纯依靠引进社会资本扩充医疗资源的‘单兵作战’，需结合公立医院改革、医保及基本药物改革，多方共同着力，方能见到成效。”陈育德说，医保方要发挥更大作用，卫生部门管准入、评审、质量、安全、监管，医保方需要与服务提供方共同完善运营机制和制度。

　　此外，金永成指出，“对于那些凸显公益性的领域，社会资本不愿进入的，可以考虑给予医疗条件较好、体制机制及监管相对完善的企业医院适当的政策优惠，鼓励它们兴办。”金永成强调，如此才能多方着力，共同解决“看病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