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一张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政府机构牌子的照片，在众多的牌子中有一块是“宁陵县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禁酒办是浪费资源还是能起实效”的话题引起热议。尽管禁酒令的初衷并非遏制公款吃喝，但当限制“三公”消费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时，“禁酒令”是否能充当限制公款吃喝排头兵也受到关注。不过从禁酒令实行近10年的情况来看，其作用不容高估。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的开支连年攀高，从1989年的370亿元人民币到1994年突破千亿元大关，2002年已经达到2000亿元，2005年更是超过3000亿元。

　　近年两会也从不缺乏代表和委员痛陈公款吃喝开支之惊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曾说全国政府机关每年饮酒总量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约1429万吨。

　　“禁酒令”实行已近10年

　　从2003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出台各种形式的“禁酒令”，对公务员工作时间饮酒进行限制。

　　“禁酒令”起初是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工作效率，纠正风气。公安部2003年1月颁布实施的“五条禁令”中，有三条涉及“禁酒”，包括“严禁携带枪支饮酒”、“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以及“严禁在工作时间饮酒”，实施的地域范围覆盖全国，当时被认为对治理民警队伍饮酒问题动了真格。该禁令实施九年后的2012年，公安部又专门发通知要求进一步严格执行“五条禁令”，似要将禁酒令进行到底。

　　而各地方的禁酒令多限于午间，比如2003年浙江省纪委要求严禁中餐饮酒，2009年昆明方面更规定，公职人员在工作时间饮酒、在公务接待中强行劝酒和逼酒者将被问责。

　　为保“禁酒令”落实地方各出奇招

　　为了保证“禁酒令”有效落实，各地方使出各种招数。最近在网上受到热议的宁陵县午间禁止饮酒办公室，就是由宁陵县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工作人员兼任，该办公室主要负责执行禁酒规定、查处本县范围内违规饮酒造成不良影响的工作人员及公务人员，对宁陵县各单位的禁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同为商丘市下属的永城市、虞城县、夏邑县也都设立有禁酒办。实际上，自2007年5月10日起商丘全市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商丘市禁酒办就应运而生，它与商丘市行政效能监察中心是“不同牌子，一套人马”办公，专门负责监察“禁酒令”落实情况。

　　山东威海执行禁酒令，上至市委书记、市长，下到一般干部、工勤人员，纳入执行“禁酒令”范围的全市机关工作人员层层签订了遵守“禁酒令”的保证书。

　　除了日常的检查，突击检查是另外一个手段。河南信阳专门成立了作风建设督导小组，专门划拨120万元专款，配备新车、摄像机、录音笔和酒精测试仪，就连时任市委书记王铁也遇到过突击检查，还有一名中午喝了酒的官员在一次突击检查中丢了官。

　　但必须注意的是，禁酒令出台之初通常很受重视，从政府部门到媒体再到市民都非常关注，搞得轰轰烈烈，但一两年后就淡出视野，有的地方公布的整肃信息只停留在“禁酒令”实施的一年半载之内。还有些地方纪委的干部以“禁酒已经常态化，不希望再接受采访”为由拒绝记者采访。

　　叶青说，“禁酒令”难以长期维持的原因是其监管成本太高，“比如你就很难做到中午一家家餐厅去查，时间长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再破例。”

　　各种“除外”规定：领导来了有好酒？

　　虽然各地禁酒令看似严苛，可明文规定和实际落实当中，都存在“网开一面”的情况。

　　比如，在河南省纪委2005年发布的《关于严禁机关工作人员影响公务和形象饮酒行为的暂行规定》中，规定“不准工作时间和工作日中午饮酒”，但同时列出“除外”规定：重大庆典、重大对省外公务接待活动等除外，2004年苏州发布的“禁酒令”也排除了“受组织指派接待外宾和港澳台客人”的情况。

　　湖南省岳阳县的“禁酒令”中也提到，重大活动需要饮酒的，必须经分管或陪同县级领导同意。该县纪委书记向风行坦言，“如果遇到招商引资、上级来了重要领导等正式情况，作为接待，还是会喝一点酒，可以放开一点。”(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以“禁酒令”限公款吃喝不乐观

　　对于“禁酒令”能在多大程度限制公款吃喝，各地方官员抱持不同态度。向风行认为，虽然因为工作关系吃饭花不了多少钱，但一旦涉及喝酒，尤其是喝白酒，费用就会很高，“禁酒令下来以后确实节约了不少经费，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他说。

　　但威海市纪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则坦言，“禁酒令”主要限制的是午间饮酒，目的是为不影响工作，“对限制三公消费影响不大，就算不喝酒，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消费，晚餐也能喝酒，算下来不一定能省钱。”该工作人员说。

　　延伸阅读

　　屡撤屡设的临时机构

　　河南商丘市宁陵县的“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办公室”日前引起网友热议。商丘市委宣传部回应时称该办公室是一个临时机构，工作人员是由宁陵县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工作人员兼任，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

　　各地与此类似的“临时机构”还有很多，比如“马上就办办公室”、“禁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办公室”等因层出不穷的“办法”、工程应运而生的临时机构，还有各类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等。

　　一些临时机构美其名曰“不占用编制”，不过仍然反映出机构臃肿的现状，办事效率也不见得因此而提高。各地也不时清理各类“临时机构”，但似乎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临时机构”层出不穷

　　各地对临时机构也不时进行清理。2003年，北京清理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保留52个，撤销36个；同年青岛撤销了67个临时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深圳市在2010年的调整中，撤销36个。

　　但与此同时，地方“一拍脑袋”设立临时机构的现象不鲜见。2011年3月，曲阜市90多个单位均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目的是“提高办事效率”，市政府还牵头开办“马上就办一线通”热线进行协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这些临时机构设立的程序是否合法未必受到严格监督，是不是经过上级相关部门的批准也是存疑的。”

　　“不单拨经费”仍会加大行政成本

　　这类临时机构一般都声称“不设编制，不单拨经费”。《北京市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就明文规定，“临时机构不定级别、不设编制，除北京市承办的大型活动外，一般不设专门办事机构、不拨经费、不刻制印章。”曲阜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谷传超也表示，其“马上就办一线通”的工作人员从各单位抽调，半年轮一次岗，“他们原来的工作也还是要做，工资仍然由原单位发。我们没有招新人进来补缺口，因为没有编制和经费。”

　　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使不提供专项经费不增加编制，仍然会加重负担。专家称，类似“马上就办办公室”这样的机构执行的其实也是政府服务大厅的职能，完全没有必要新成立一个机构，“增设临时机构必然会加大行政成本。这是政府最大的忌讳。如果说没有增加人员编制，那就更应该发挥原有机构的作用。”竹立家说。

　　能否提高办事效率受质疑

　　名目繁多的临时机构能否提高办事效率也颇受质疑。尽管各地普遍宣传临时机构的积极作用和成效，但竹立家认为，为推行某一规定而专门成立的机构并不能起到作用，“关键是对违反规定的需要有一个惩罚措施，真正落实到位以后作用会很明显。”他反问：“如果每推行一个规范就要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得成立多少机构？”

　　但竹立家也坦言，在现有的机制下，临时机构没有办法完全取消。他认为，要改变现状，一方面要发挥硬性机构的作用，真正负起责任，解决好行政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发挥现有监督机构的作用，“地方各级人大有权对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监督，要切实负起监督和质询的职责”，“设立各种没有头没有尾的临时机构作用不大。”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吴瑶 实习生叶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