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率先提出义务教育免费建议而被称为“周免费”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周洪宇，早在2011年两会期间，已提过校车安全工程的方案。

　　今年，周洪宇再次提“关于修改完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议案”，建议以“儿童优先、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原则制定校车安全条例并实施。

　　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还是校车经费的来源，“单有多大，谁来买单，怎么使用这笔钱，得有具体的路线图、时间表。”

　　如何分担

　　“为什么大家只呼吁不提具体议案？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测算方法，到底需要多少钱心里没谱。”周洪宇如是说。

　　政府买的单有多大？

　　以2003年谈义务教育免费时的经验，根据“人均GDP/生均财政经费”的国际平均数来计算，周洪宇测算出，2003年，全国每个小学生一年需学费500元，初中生一年则需1000元。

　　在农村和城市大致的人数的基础上，他得出三笔账：全国所有义务段学生都免费需1600亿-1700亿元；全部农村义务段学生都免费需875亿元；农村里最急需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段学生都免费则需200亿元左右。

　　由于当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是3850亿，用200亿先从最急需的地方开始做，他认为比较切合实际，同样的，校车经费也可以按这个步骤来，而不一定是一次性投入4500亿解决全国所有义务段学校的校车购买和运营费用。

　　单子大小定好了，具体由谁来买？

　　“主要也是中央、省、市三级有这个实力，而只有采取分类承担的原则才能做得起，”周洪宇举例假设，“东部发达地区以地方财政出钱为主，甚至全部承担；而有些地方条件略微不够或者中央为了表示支持，也可以考虑出一部分，如中央30%，地方70%；中部一般发达地区，可以考虑中央、地方各50%；而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70%，地方30%；而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最好全部是中央出。”

　　“儿童优先”原则

　　何时做？怎么做？

　　周洪宇指出，要确立一个方案分步实施，“先从最困难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做起，再到全部的农村，再到城市。”

　　时间上，有条件的地方尽早启动，没有条件的地方争取条件。

　　某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市委书记举例说，有的县买了一台校车，因为运营成本太高，学校根本负担不起，“而且有些农村中小学还有危房都没改造完。”

　　上述市委书记说，现在就提校车安全似乎言之过早。但周洪宇认为校车安全现实提出来的问题，“其实真不是钱的问题，关键还是分税制的体系下，怎么分清投入，怎么按比例分清责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曾对本报记者表示，为了使各地相对平衡，校车的投入，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分担体系：比如，中西部地区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解决硬件设备的投入，中央80%，省20%，或者中央60%，省40%，县级财政解决校车的日常维护。

　　同时，周洪宇强调，不仅国务院法制办，各地政府都应对此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否则将来还是会陷入目前的困境。”

　　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应及早确立“儿童优先”的立法原则，树立这样的理念，争取校车运行的优先路权。

　　同时，为校车生产企业、运营方提供政策性补助。周洪宇说，“我们正处在校车发展的起步期，为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应该有财政性补助，包括土地合理费用出让、低息贷款等，而不仅是税收优惠。”

　　应出台《学校法》

　　2011年秋季开学前，教育部选取浙江德清县、山东威海市和滨州市无棣县、辽宁本溪市桓仁县、黑龙江鸡西市、陕西西安市阎良区试点校车运营管理工作，运营模式各不相同。

　　周洪宇指出，什么形式是适合当地的情况的，地方又有什么样的财力，用什么方式能够做得更好，都可以探索，“在校车制度建立的初期，不应模式化，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后，会逐步地形成一些经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再总结推广。”

　　但不管哪一种模式，他认为基调应该是政府主导，但不等于政府包办，不是由政府全部买单。

　　同时，他指出，“学校是主体，但不是无限责任主体。”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但没有学校法，学校在法律上有哪些责任，并不清楚。只要出了事，都是学校赔偿而结束，这样给学校造成的压力过大，效果适得其反。

　　在明确了这些责任主体后，各地推进校车安全工程应因地制宜，分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