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会议中心三楼的长廊上,要找朱清时很容易,身边围着记者最多的那位就是。
但很多熟悉他的记者都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今年两会上跟往年不太一样了。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话题,他一般不会主动提起,至于过去挂在嘴边的高校“去行政化”,也多是点到即止。
“最近这半年,我是有意在回避媒体,埋头做事吧。”全国政协教育41组的休会间隙,朱清时对本报记者说。
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同南方科技大学一度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段时间甚至贬抑之声群起,“当时压力的确是非常大,甚至感觉学校有翻船的可能”。
如今,经历过这段波折之后,朱清时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打工者的位置,坦言“政府希望给南科大多大的自主权,我们就有多大自主权,他们不希望,只是我们自己想,也没用”。
不过,认清现实并不意味着给自己找到一个裹足不前的理由。他引用了《人民日报》一篇评论里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据朱清时透露,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正在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距离“转正”并不遥远。最近半年,学校从不同渠道招聘到48位教授,已经组建了五个系六个专业。
朱清时甚至开始考虑自己接班人的人选,毕竟任期已过半,留给他的时间并不是太多了。他希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者,继续自己的事业——在中国建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政府其实是我的老板”
《21世纪》:南科大开办已有一年,首届46名学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朱清时:去年刚开学的时候,学校经历了一些风波,现在无论是学校还是同学们都慢慢平静下来了,大家学习状态都不错,成绩让我很满意。可以不客气地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的成绩可以跟国内一流大学学生相比。当然,也有个别同学成绩不是太理想,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固定的授课老师不够,去年很多都是客座聘请的。现在这个情况逐渐得到好转,这半年来学校已通过不同的渠道招了48位老师,有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再加上从香港和深圳聘请的12位客座教授,现在已有60多位教授给学生们上课了。我们组建了五个系六个专业,这也是南科大第一批的专业。
《21世纪》:在评价南科大时,有一种声音认为,南科大的日常行政管理能力是学校的一个软肋。如果要成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离不开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朱清时: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具体到南科大,又要考虑一些现实因素。的确,我们是需要一支精简、高效、有战斗力的管理队伍,但现在国内高校的情况是行政管理人员都有级别,这跟南科大创校之初所定下的“去行政化”理念是相违背的。我们当初设计的框架中,行政管理人员也都是没有行政级别的。但后来实际运作时,就发现要面对很多问题。现在最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大多是公务员,这些人一般都不愿意来南科大,原因很简单,我们这没有级别,收入又有限,他们来图什么?除非是为了追求一个办教育的理想,但现实是如今有这样教育理想、情怀的人太少了。
现在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主要还是我在做,学校也招了一个副校长,政府还派了一个副书记。我们现在希望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给南科大开个口子,制定一些政策让公务员愿意来学校,比如说在行政级别和待遇方面他离开学校后还能够恢复。
《21世纪》:要做到这点还是有难度的,怎么样能够保证政府不会对学校的日常运营过多指手画脚?
朱清时:这个就要靠制度设计了,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同行的高校理事会制度来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理事会的章程,很多事情就按照这个章程来办。现在理事会一年开一、两次会,涉及到学校发展的大事都要在理事会上讨论,比如说学校的预算、招生、基建等。但是从理事会运作一段时间来看,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理事会到底怎么来管学校,哪些该理事会管,哪些事理事会不必干涉,这个界限还不是很清晰。可能这也跟教育的特殊性有关吧,大家都觉得自己懂教育,都想对教育的事提意见,有的时候会干扰到学校的正常决策。
《21世纪》:你怎么看待南科大跟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朱清时:我觉得南科大能不能办好,关键还在于政府能够放多少权给学校。毕竟这所学校是深圳市建立的一所公办学校,人、财、物都是当地政府出的,我只是通过招聘程序到那里当校长的。政府其实是我的老板,政府希望给南科大多大的自主权,我们就有多大自主权,他们不希望,只是我们自己想,也没用的。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21世纪》:去年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南科大的负面声音,比如香港科技大学三位参加南科大筹办教授的高调退出,他们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指出学校筹建过程中问题。当时你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朱清时:当时压力的确是非常大,甚至感觉学校有翻船的可能。那之后我们就咬着牙、默默地干了半年,主要精力投在人才引进上面,一口气招了将近五十位教授,设计了五个系、六个专业,把学校的教学框架基本搭了起来。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风波,港科大教授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是放在中国现实中还是太理想了。当年香港科大筹备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可南科大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让我们仔细来规划。我自己的任期也就五年时间,教育改革的时机也是稍纵即逝,我们只能是一边筹建、一边招生、一边引进人才、一边设计我们的专业跟系。说实话,筹建南科大这件事,深圳等不起,我朱清时等不起,中国高教改革也等不起。
《21世纪》:怎么评价自己这两年在筹备南科大过程中的努力?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局?
朱清时:说实话,有想过这个问题。南科大失败不是办得成办不成的问题,而是办到什么样的水平的问题,如果这所学校办的水平不高,那才是真正的失败。自己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有点幼稚,想得理想主义了一点。真正到办学校的时候,发现基本没有碰到红灯,也没有碰到绿灯,却全都是黄灯,挺考验人的。尤其在去年经历一些事后,我常对自己说,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坚持下来,不要一遇到什么批评的声音就停下来不干了。深圳的朋友也告诉我,特区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也是在争议声中走过来的。所以,尽管现在学校的建设还遇到一些挫折,但我个人仍充满信心。不知道你注意《人民日报》今年2月份的一篇评论没有?标题叫《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好“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我想我们南科大现在也要往这个方向走,坚持改革。
《21世纪》: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科大的诸多改革尝试也正在撕扯中国高等教育的铁幕。去年以来,国内一些高校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比如东北师大公开直选校长。
朱清时:媒体聚焦南科大的改革,对我们而言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会影响到学校的改革进程,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改革理念也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南科大是个挡箭牌,大家对高等教育的很多不满,我们大张旗鼓搞改革,有些箭就往我们身上射,但是这样其他人就可以悄悄在背后做很多事情。高校改革尤其是去行政化的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国内一些高校也在做,就像东北师大的校长公选,这在过去根本不可想象。尽管是个别学校在搞,但毕竟开始试点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南科大的历史使命已经开始显现。
另外,我们的改革尝试也被国际同行所关注。去年美国知名的《科学》杂志评选的2011年重大新闻事件中,就有我们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改革。
“还有两年半,我的使命就结束了”
《21世纪》:新学期马上就开始了,南科大今年招生计划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准备招多少学生?
朱清时: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回答,我们在做招生的准备,但是一切要等教育部正式批准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就是要等教育部对我们学校的评估、转正这道手续。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的,我希望南方科大今年有学生招进来。无论教育部还是各级领导,其实都很想让南科大这个教改试验田迅速前进,这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我想他们会很快有答复的。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新园区要到今年六月份才盖好,如果要招生的话,也是在200人以内,将在全国统一招考学生,这个还没有最后决定。
《21世纪》:第二期的学生,要不要参加全国的高考?
朱清时:今年要不要参加全国高考,需要请示教育部再决定。我自己的想法是,学生即使参加高考,高考成绩也是我们录取的部分指标。现在看,高考无论如何都是最公平的一种方法,绝大多数学校都应该参加高考,但高考的缺点也就在于一刀切。我们想做这个实验,让学生凭自己的真本事让社会抢着要,而不是因为行政权力支撑的文凭。
《21世纪》:没有教育部认可的文凭,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你担心吗?
朱清时:非常有信心,现在我们的这批第一届四十几个学生,已经被好多大公司要走。这些公司的负责人说,南科大的这批学生毕业后,只要是你们学校推荐的,不用考试,我们全要。
《21世纪》:学生要毕业的时候,作为校长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何时“毕业”?有看到媒体报道,说你已经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
朱清时:我是深圳招聘去的,任期五年,任期一结束,我的使命就完成了。现在看,还有两年半,我的使命就结束了,我想将来自己还是要回中科大做个教授,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事。但是在任内,我力争要把南科大尽可能建好。但实话实说,诸事不完全由我。不过,我相信南科大改革的方向一定会有人坚持下去,南科大也一定能办好,因为这是中国教改的必由之路。至于我自己,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也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我是希望理事会能够找到更年富力强的人来担任校长。至于候选人,是有一些,但这些最优秀的候选人还在美国,他们能不能够回来愿不愿意回来,现在看还不一定。我一直在找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但过去接触过一些,人家看我们学校的艰难情况,大多下不了决定到深圳做这件事。他们觉得,就连我这样的办学都如此艰难,自己来做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所以,我希望南科大的事今后变得更容易些,让我的接班人有更多决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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