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企业家委员畅谈改革

　　本报记者 林衍 白雪

　　郭广昌、冯军(微博)、俞敏洪(微博)，他们是家喻户晓的企业家，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会场，他们的名字因为一个略显遥远的年份而紧密相连。1992年的农历腊月十三，88岁的邓小平登上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普通绿皮火车。随后，“南巡讲话”平息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也几乎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那一年，郭广昌已经在复旦(微博)大学哲学系当了3年的老师；冯军则进入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准备到陌生的马来西亚出差；而俞敏洪拿着每月120元的工资正寻觅能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的美国高校。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郭广昌拿出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创业；冯军在中关村6平方米的柜台里推销起了键盘和机箱；而俞敏洪则拎着浆糊桶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张贴“新东方”的小广告。

　　这一年，包括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在内，全国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这一年，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以确立，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人才、政策、资源均无优势的情况下从体制外生长起来，并为这个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吸纳了90%以上的就业。

　　而在那一年创业的企业家们，后来被人们称为“92派”， 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作为其中的佼佼者，郭广昌、冯军、俞敏洪成为了会场上媒体追逐的对象。而呼唤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几乎成了他们共同的心愿。

　　俞敏洪说，至少国有企业应该给民营企业让步，不能“像现在这样到处伸手”；冯军希望国家为民营企业的抱团“走出去”鸣锣开道；郭广昌则特别期待开放民间资本，让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低一点”。

　　“如何解放双手将是未来政府攻坚的难点。”俞敏洪强调。

　　在过去的20年里，尽管民营企业不再面临意识形态的壁垒，却似乎撞上了利益的天花板。

　　在两会现场，“92”派们也表达了各自的忧虑。

　　郭广昌认为，现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使用上不成比例。国有企业都有国家信用作背书，所以在融资方面的成本就低，而中小企业则恰恰相反。而俞敏洪则表示，如果因为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国有企业一统天下，那么“中国经济的活力不就没有了吗”。

　　他们都期待通过在两会上的发声为民营企业和数以万计的年轻创业者们做点什么。

　　俞敏洪号召，为中国的企业家建设一个安定、稳定的，可以干一百年、一千年的环境；冯军在提案中建议国家在海外建立中小企业孵化器。

　　当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参加浙江团审议的时候，郭广昌则在发言中呼吁，放开金融准入、放大小额贷款，降低中小企业税费。

　　现在，恰逢“小平南巡”20年，“改革”也几乎成了他们共同的话题。

　　冯军记得，92年创业时，母亲死活不让他辞职。冯军便对母亲说，“妈，粮票都取消啦！”这被冯军称之为“天时、地利、人和”的征兆。而如今，他期待改革能有新的“天时、地利、人和”。

　　郭广昌则表示，国家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我们需要拿出当年小平南巡的智慧和勇气”。

　　“一个国家的梦想有多大，企业家的天地就有多大。”这位当年的哲学系高材生笑称。

　　面对“改革”的话题，一向以口才闻名的俞敏洪并没有长篇大论，他简单但语气坚定地说：“不改革，中国能往哪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