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南都特派记者赵炎雄摄

　　今年预算报告安排减税3500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减税没5000亿看不到成效

　　“按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今年减税规模不到5000亿是看不到成效的，我相信今年减税规模会比较大，财政收入超收之后再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减税)是可以做到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谈到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难点。他还特别表示，上海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很快就会在北京、天津、重庆、深圳、江苏、浙江等地展开，试点推进速度要比外界想象的要快。

　　许善达曾多次提到税改的难点。他认为有三个问题都是未来改革面临的很严峻的问题：一是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二是中央和地方税收资源分配问题，三是税收和税源的背离。“如果说具体到一些税种的改革，应该说营业税改革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许善达说，目前上海启动的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全国试点的方案是一致的”。

　　减费是有一定难度。不是政府说减就可以减完的，还涉及财政开支平衡问题。中央要增加转移支付的量，地方政府就可以多减一点。有一些原因是地方政府确实缺钱，但有一些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减也不减。

　　———许善达

　　降低间接税速度不会太快

　　南都：有很多学者建议新一轮税改就是要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你认为目前上海的营转增税改试点是否能现成效？

　　许善达：降间接税提直接税的比例不是主观上想降想提就可以办到的，它是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中国人均收入4000美元，间接税比重是不可能低的，直接税比重不可能高。

　　间接税要靠经济发展来逐步降低，1994年税改时，间接税75%，直接税15%。经过了18年发展，间接税63%，直接税28%，每年间接税和直接税比例下调平均大概是0.6%-0.7%。这是个降低的趋势，但降低速度并不快。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间接税比重还会降低。企业负担降低，利润增加。但速度也不会太快，现在营业税转增值税并不是所有税种都改，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进行。5年内每年能降1%就不错了。

　　明年元旦前多个省市将试点“营改增”

　　南都：上海的税改试点何时能进一步推广？

　　许善达：时间很快。国务院的试点方案是全国统一，跟上海一致，包括北京、天津、重庆、深圳、江苏、浙江等都在推进试点。有可能最晚明年1月1日之前，如果早的话会提前获得国务院批准。这个速度已经比外界想象的要快。

　　预算报告减税3500亿规模还可再扩大

　　南都：结构性减税提了多年，但为何企业一直抱怨税负过重，丝毫感觉不到税负减轻？你曾经建议要减3000亿税，这个数字从何而来？

　　许善达：3000亿减税的建议是从去年的财政收入来推算的。按照现在的(财政)收入水平，如果减税规模达不到5000亿是看不到成效的。去年减税规模都是百亿元，企业和个人都感觉没有减多少税。只有局部地方如个体户感觉减了一点税，但是总体看规模还是小。

　　我预计今年减税的规模比去年要大得多。在2012年预算报告里面做了3500亿的减税规模，我认为规模还可以再扩大一点。因为还有超收，温总理在讲话中也指出，超收的钱主要用于民生开支和减税。我想如果超收之后再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减税)是可以做到的。今年减税幅度会扩大不少，因为预算已经涵盖了3500亿的规模，再加上一部分超收的钱。我相信今年减税规模会比较大。

　　减费有难度不是政府说减就可减完的

　　南都：企业也反映地方收费项目比税负还重，你也提到过费改税是减税的一大重点，但实施难点在哪里？

　　许善达：减税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费改税。费改税从1998年开始做，目前改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车辆购置费改成车辆购置税，养路费改成成品油的消费税。这个改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费改税要改的内容非常多，地方政府现在收费无法统计，到目前为止，财政部给人大的报告还没包括地方收多少费。

　　减费是有一定难度。不是政府说减就可以减完的，还涉及财政开支平衡问题。中央要增加转移支付的量，地方政府就可以多减一点。有一些原因是地方政府确实缺钱，但有一些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减也不减，存在减税动力从何处来的问题。

　　下一步加大“费改税”力度，把地方收费转为税收，从而纳入监督管理。就是把那些没有纳入税收，应该纳入税收的，都纳入税收的领域。费改税的好处在于收费对象与征税对象是同一主体，收费可以名目众多，人大难以监督，而改成税收后则有法定名录，不能随意开征。

　　个税按家庭征收不适合中国国情

　　南都：个税起征点问题引起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个税如果不按家庭征收是没办法兼顾公平的，你怎么看？

　　许善达：中国的家庭财产关系与国外还是有区别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独立性没有国外强。亲属之间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同家庭，但在财务上的关联特别强。比如一个三口之家往往要承担老人的赡养问题。从法律上说，父母是另外一个家庭，不能算入孩子的家庭成员，如果按法律说，赡养父母是不能扣除，但从道德上来说又是鼓励这种承担了部分社会责任的做法。所以中国的家庭财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与国外相比差别很大，个税如果按家庭为单位征收，那么统计扣除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我赞成在税法里，给类似赡养老人、赡养亲属承担了社会责任的做法进行鼓励。但是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财务法律关系在中国推进，那问题就更多了。

　　南都特派记者王晶晶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