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昨日在浙江代表团发言，直言当前人大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的不足。赞同报告的开场白不到一分钟，刘锡荣迅速言归正传。他说，他常觉得现在离基层越来越远了、脑袋瓜越来越空了、办法越来越少了。虽自称本没打算发言，也就没有准备，但刘锡荣还是讲了足足44分钟。

　　谈及立法工作，刘锡荣建议，这两年全国人大立法很多，但应适当注意“大法先立、急用先立”原则，要抓住重点。他说，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只要管好“钱”和“人”，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谈及监督工作，刘锡荣直言，官员严重超编给老百姓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也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

　　刘锡荣的发言得到众多与会者的称赞。会后，一名浙江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刘锡荣是个“良心人”。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也参加了昨日的浙江代表团审议。主持会议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明说，因为代表发言时间长，张德江的讲话时间都被挤占了。但张德江对刘锡荣说：“今天是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你最有发言权。”南都特派北京记者陈良军

　　●说问题

　　管“钱”

　　“财政资金就像一块豆腐，政府说用就用了”

　　关于“管钱”，刘锡荣说的是预算法。昨天，原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就坐在他旁边。高强曾主持了预算法修订前期的主要工作。

　　刘锡荣说，大家呼吁预算法已经很多年，这次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一审。他表示，这一法律的出台要考虑完整性、真实性、科学性和严肃性。

　　财政收入应全部入预算

　　刘锡荣解释，所谓“完整性”就是财政收入要全部打入预算。他指出，现在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预算外收入。比如政府的基金性收入、各种收费、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包括去年3.1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都谈不上预算监督”。

　　“还有社会保障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养命钱、活命钱。这几万亿元钞票如果监督不好、搞没了，人大也是有责任的。”

　　关于“真实性”，刘锡荣说，现在已经存在国家统计局数据与各省统计数据不符的情况，大家对数据产生了怀疑。“真实是预算的生命，不真实就无法把控。”他认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部门预算一定要做到准确真实。

　　分配随意各地“跑部钱进”

　　关于“科学性”，刘锡荣指出，现在“拍脑袋安排资金”的情况太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哪个群体闹得凶了就给一点。”

　　“我建议，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出台了。我们的‘蛋糕’不小了，几十万亿元。但是‘蛋糕’怎么分，要让全国人民看得清清楚楚。”刘锡荣说，因为这种随意性，造成了全国各地都在“跑部钱进”。

　　他举例说，因为分配不合理，国家长期从东部较富裕的地区收取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给西部地区。但是东部感到很吃亏，也想从国家要点回来。于是省里、地区、县里都有驻京办，都“跑部钱进”。

　　“那个专项转移支付，你不跑，国家就不给，搞得处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跑这个。要钱的时候，财政部附近宾馆都住不下，客房价格都特别高。”刘锡荣说，“什么时候在北京的这些驻京办没了，就说明人大把‘钱’管好了。”

　　“先斩后奏”人大只好认账

　　刘锡荣还提到，现在的财政使用“严肃性”不够，“财政资金就像是一块豆腐，政府说用就用了，先斩后奏，到时候人大也只好认账”。

　　刘锡荣还批评“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他说，政府部门总是想：剩下的钱留到明年就要重新打入预算，审查后才能用；如果当年就用了，第二年打个报告就行了。“财政纪律不严肃，民脂民膏都花光了。”

　　管“人”

　　“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吃财政的越来越多”

　　关于“管人”，刘锡荣说的是编制法。他说新中国成立至今，都还没有制定过编制法。随之带来的是：乱设机构、乱定级别，临时机构林立，人员严重超编。

　　官满为患老百姓养不起

　　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

　　“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我有一次到地方去，人家说今天是我们的十五阿哥接待你，后天是十二格格接待你。我都没听懂，原来是他们的秘书长有十几个，男的秘书长叫阿哥，女的秘书长叫格格。一当上秘书长，车子、房子、秘书、办公室都要换。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

　　刘锡荣认为，官员超编也给亿万人民加上了沉重的负担。他说，“老百姓再勤干，官太多了也不行的，养不起。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刘锡荣用一句古话总结，这就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吃财政的人越来越多。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那是历史的倒退，因为没有人创造生产力了。”

　　官员监督人多了就难办

　　刘锡荣认为，官员超编也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

　　这位前中纪委副书记首先说，“我们确实感到我们的反腐倡廉没做好，没话说。”他随即表示，这是因为监督力量也是有限的，要监督的官员一旦多了就很难办，“监督10万人和监督1000人是不一样的”。

　　他说，对于中国每年要处理10万多名干部，其中省级以上干部10多人，有些外国人不理解，觉得人数太多。“我跟他们说，因为中国的官员人数多，大象身上洗下来的泥巴总比小猪身上洗下来的泥巴多。外国人也就理解了。”

　　刘锡荣说，中国的干部只进不出，没有流动体制，也给精兵简政带来困难。“你看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减少官员。我们减过谁啊？谁敢减啊？都是上下级关系，面子拉不开啊！”刘锡荣忧心地列出一组数据：4年前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是1000万人，每年涨100万人，“速度惊人”。

　　●提建议

　　刘锡荣：建议将审计署划归人大直管与中纪委合署

　　为了让人大管好钱，刘锡荣说，他有两条建议已经考虑很久，并且多次提过。

　　一是把审计署从国务院划出来，给人大直管。他认为，审计署和财政部都在国务院，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审自己。“地方也有这种情况，一审计，市长说算了，一句话就完了”，刘锡荣说，审计署应该对人大直接负责，并且对大的违法违纪问题要提出处理意见。

　　“审计署划给人大还不行，还要跟中纪委合署办公。重大的财政纪律问题，不但要上报人大常委会，还要上报政治局的会议，甚至政治局常委会议。”刘锡荣说，党管干部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制度，很多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党委和纪委。

　　“现在有句话说，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拿白不拿。”刘锡荣举例说，江西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科员，拿了9500万元人民币跑到加拿大，当地很多天都不知道，直到他打电话回来，说自己已经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加拿大。

　　但刘锡荣也表示，光有纪委也不行，还要加强机制建设，让财政的钱在严格的监管之下。“如果纳税人交的钱，人民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拿到手里就像左口袋拿到右口袋那么方便，那再多的纪委也没有用。”

　　●谈改革

　　　“现在的问题主要出在‘四不分’”

　　刘锡荣认为，改革最重要是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分开

　　南都讯 刘锡荣昨日还就改革话题发表了看法。他说，邓小平之后，改革还要继续。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有政治体制改革，又连带着经济体制改革，既是观念问题，又连带着利害关系。刘锡荣认为，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能坐等人家改革，而应该在监督“一府两院”中为改革出力。

　　刘锡荣说，当前改革最重要的是做到“四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和中介机构分开。“现在中国的乱象主要乱在‘四不分’上。”

　　问题1干部做微观工作易腐败

　　刘锡荣指出，“四不分”导致很多领导干部“不管宏观、不管政治，天天和微观事情打交道”。如果“四不分”，干部不腐败都难。“‘糖衣炮弹’不会钻那些搞宏观的干部，找到做微观工作的干部，就能找到贷款，批到地，就能有项目。”

　　“人大在党领导下，是由宪法赋予监督职能的，国家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反腐败都和人大很有关系，人大负有历史使命，责无旁贷。”

　　问题2“部门利益法律化”倾向

　　刘锡荣表示，“四不分”甚至干扰了立法、司法和执法的领域。

　　在立法方面，出现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倾向。一些部门无形中将利益诉求塞到法律里去，比如出台一些随意性的收费规定，各种收费的自由裁量度很大，同一件事的罚款可以从5万到100万元，给敲竹杠和行贿受贿留下了空间。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刘锡荣说，因为四不分，民营企业都不敢和国企打官司，因为国企背后都有领导干部，一出了事就打电话、批条子、打招呼。

　　问题3国家对企业分各种等级

　　在刘锡荣看来，“四不分”还容易造成垄断，削弱市场作用。

　　他指出，市场经济本应由市场因素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但现在是权力、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起作用。“市场经济有个最厉害的原则，就是平均利润率。哪个行业的收益高于平均利润率，大家都会去干，利润率马上就降下去了。”

　　反观中国，有的行业工资比别的行业高5到10倍，而且长期如此。刘锡荣认为，这在市场经济下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国家搞了100多年市场经济，基尼系数还不会很高，不是他们的管理水平有多高，而是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机制在起作用，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在起作用。”

　　刘锡荣表示，政企应充分分开，国家不能把企业分各种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如果一个国家把企业分成等级，必然也会把人分成等级，这样就为以后阶层的冲突、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