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税风波后，织里镇每台缝纫机一年需缴纳的“机头税”从626元恢复到343元，已经多缴的返还。然而当地人依然想弄明白，不是法定税种的“机头税”，到底该不该交？

　　“返税”

　　2012年3月4日，在“织里抗税风波”5个月后，这座自古因“织造业”得名的小镇早已恢复平静，镇周围的村庄密密地笼罩着缝纫机的低鸣。

　　但徐传飞的生意却“比往年差了很多”。这天，他正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秧宅村170号的作坊里修剪电线，做开工前的准备。

微小企业经营困难时，政府可以采取减税措施。 （翁磊 东方IC/图）

　　在去年10月底的那场由当地童装加工作坊主反对“机头税”（每台缝纫机一年需缴纳的税）毫无征兆上涨了近一倍的“织里抗税风波”中，28岁的安徽安庆人徐传飞和他老婆正是整起事件的暴风眼。

　　经过抗争后，“机头税”从626元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343元。

　　村干部则又来徐传飞家收税了。只是，上门收税的村干部“像变了个人”。他们笑容满面地对徐说，“交完税还是好公民。”

　　政府还提出，给徐2个月的税收减免作为优惠条件。

　　其他的童装厂小老板则享受到了“返税”待遇。2011年12月底，之前已完税的秧宅村村民胡桂云收到了按照每台343元返还的“机头税”，并另外返还两个月税收减免。

　　在抗税风波过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胡桂云被召集去村委会开了四五次会，会议内容主要是“了解过去跟童装厂老板的关系状况和现在的生活”。

　　“来给我们开会的是公安局局长，”胡桂云说，“我们想见见税务局的人，但一直没有见到。”

　　“机头税”到底该不该交？

　　胡桂云有问题要问税务局的人，胡在抗税风波前已经按要求缴纳了将近翻番的“机头税”。

　　胡给来收税的村干部说了几句好话，村里给他的税款打了折，从7台减到6台。

　　交了现金，村干部在笔记本胡桂云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儿，表示这户已纳税。胡桂云找了村里四五次，终于拿到了完税单，“如果不去要就什么凭证都不会给你”。

　　“机头税”并非现有税种，不过是针对每台缝纫机收取的定额税。

　　2007年开始实施的《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从事货物生产的月销售额在15000元以下时，无法达到规定的“设置账簿标准”，才需征收定额税。

　　胡桂云家一台缝纫机月均销售额为3000元左右。于是，胡桂云上缴的3756块钱直接被拆成三张税单，先确定税额，再根据税率倒推出“销售收入”。

　　作为加工厂，大头是上缴市里国税局的“其他行业增值税”，上缴税款2340块钱，税率3%，计税金额78000块钱。另外两张是以国税为税基计算，上缴到区里地税局的附加税费，名目包括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费、印花税、水利建设专项基金，总共1416块钱。

　　现在，抗税似乎取得了“胜利”。但面对这三张税单，胡桂云却仍有满腹疑问：既然加工厂都没有工商登记，为什么需要缴纳增值税？“机头税”的制定标准是什么？自己的孩子都在老家念书，为什么还需要给当地政府缴纳“地方教育附加费”？

　　胡桂云从税务人员那里获得的回答往往简单而一致，“这是规定”。

　　南方周末记者从浙江省财税热线获得的答复是，定额税隔年翻倍“没有道理”。自2011年11月1日起，个体户增值税起征点上调至每月2万元，意味着加工厂一年若加工收入少于24万，则无需上税。

　　而徐传飞的疑问一直未获解答：这种由村干部上门代收的征税方式到底是否合法？又有多少漏洞？

　　2011年10月下旬，面对村委会干部上门讨税并出具了一张“数字搞错了”的“缴税通知单”时，徐传飞不想糊里糊涂，于是跑到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咨询，得到的答复竟是“这税不用交”，因为“这个宣传单（“缴税通知单”）不是正式税票，而且交税也不可能上门收现金”。

　　抗税风波后，“织里”早已平静，但当地政府依然对“机头税”讳莫如深。湖州市国税局以“需要向省国税局请示并且不接受省外媒体采访”为由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要求。